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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鏡像:舞入黑暗的日月明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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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芬雀在檢方重新調查後涉有重嫌。隨著檢調繼續追查,主犯由黃芬雀改為陳巧明,組織幹部許愛珍、劉享易、林甫朋等則為從犯,其他成員則涉有偽證罪。由於這是台灣首宗兒少被集體凌虐致死案,當時媒體報導標題盡是〈疑吸毒軟禁虐18狠母打死親兒〉等標題。
 
看媒體對母親口誅筆伐,詹淳秀心有不平,卻也無力捍衛:「看到弟弟身上的傷痕,只能說慘不忍睹。右肩、左肩、雙腳、雙骨盆、手和臉,到處都是傷口……」她問黃芬雀怎麼回事?母親卻說不出個所以然,甚至替陳巧明講話。「不懂媽媽在想什麼。說真的,心中只有恨。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想要弄死他們!覺得跟弟弟死亡有關的,包括媽媽,都是我的敵人!」
 
數個月後,檢察官突破心防。黃芬雀袒露一切,並說「自己很害怕」。初始,詹淳秀仍對母親的害怕感受朦朧,直到她懷孕,方有了理解的路徑——
 
新生命的到來讓詹淳秀歷經喜悅也迎來慌亂,與另一半時有齟齬,她才發現「我和媽媽都認為家要是完美的,另外一半要能提供依賴。甚至日後照顧孩子的方式也類似,是非常無微不至、小心翼翼的。」但父親不像丈夫,願意與她溝通,讓黃芬雀有極大不安全感。

「她有囤積症。那些年,她囤了一堆東西:泛黃的報紙、一堆沒穿過的衣服、各種手作品,最多是食譜。把這些東西丟掉時,媽媽氣瘋了。」詹淳秀說,「後來想,媽媽是複製阿嬤那年代女人的婚姻模式,那個年代不鼓勵離婚,阿嬤也不會和母親談這些女人心事。」那一刻,她才突然意識母親多年來如何孤獨地撐持自己。
  
 
詹淳秀回想父親的離開,對母親造成極大衝擊:「母親本是勤勞的人。就算以前父親少回家,她還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條、按時煮飯。但我高二時,好幾次放學回家看到她在沙發上睡覺,喊她也不理人,像失魂。」當時年輕的她無力應對父母的裂痕,只好逃避。「加上陳巧明跟日月明功也開始變得很奇怪,我跟媽媽時常因為這樣大吵。」
 
陳巧明的性格轉變,約莫在詹淳秀讀國中時。「以前陳巧明有一位同居男性友人,我們在十樓加蓋處跳舞,他住在九樓。跳完我們都會下樓,那男人會幫大家準備很多點心。有一天,那男的突然就不出現了,後來陳巧明就跟不再像以前一樣跟大家有說有笑。」
 
日後陳巧明在法庭上一再否認自己的狀態轉變與情感挫敗相關。但男人的離去,與陳巧明經營日月明功的轉變在時間上確有重疊——
 
二〇〇六年左右,彰化縣消保官陸續接獲日月明功的退費申訴。投訴者認為,日月明功教學內容著重談話,跟他們想像有很大落差,不僅如此,陳巧明還會以言詞侮辱學員。這些會員要求退費,不能如願,退費糾紛,後來不了了之。
 
這段期間,以家族為單位的學員內部也產生意見分歧。前日月明功成員陳秀慧(化名),和母親、丈夫與孩子一同入會。除陳秀慧外,其他家人都認為日月明功的教學內容很奇怪,「陳巧明會認為是我們家人跟我先生的問題,所以我跟我先生因為這樣關係不好。」
 
在家人與陳巧明間選擇陳巧明,陳秀慧並非特例。
 
原因之一,是多數會員都跟著陳巧明練功已久。其次,是教學內容的確讓成員健康受益,且早期分享行為並無壓力,「加上她是老師,大家都受傳統台灣教育體制長大,所以比較不會去挑戰或質疑。」李修華說。
 
曾為日月明功成員進行精神鑑定的彰化基督教精神科醫師王俸鋼進一步表示,陳巧明會採用。「『其實我什麼都知道』的故作神秘姿態,問『你是否有什麼沒告訴我』?這種問話方式,很多人就會不由自主透露。其實就像算命仙,學員卻會覺得她洞悉人心。」
 
最重要的關鍵,是成員對自身生命經驗的投射。日月明功成員不乏在原生或婚家中承受龐大母職壓力或家暴的女性。成員性別比例一直都是女大於男,後期會員流失也以男性為主,及至二〇一二年時,女性成員比例仍有六成。
 
日月明功前成員周佳萍(化名)便說,「陳巧明會要我們做有力量的好人、不畏強權、要為自己的權利而奮鬥。」陳巧明作為一個也曾有過挫折經歷的女性,卻能創造看似光亮的人生,使學員對她的信任愈加深厚。
   
 
這波退費潮如同一次忠誠度篩選。日後隨著成員長時間出入默園,亦開始在此教養小孩。高強度的集體生活,曾讓李修華的太太動念離開,「但那邊有強大人際關連,想離開的人會被柔性勸導,最後大家又都留下來。」
 
現今默園仍遺留日月明功成員居住時的各種物件——陳巧明改造原先拿來放酒、一間約五坪大的房間,裡頭有著五、六張床,櫥櫃倚牆,打開後全是國、高中生的試卷、課本與教科書。陳巧明在同一間房間搭建了一座木梯,於成員睡褟上方隔出一木造平台,上頭鋪著一床棉被、拉起一蚊帳,作為自己的臥房。
 
而在其中一間房的牆上,貼有「『教師』是一個良心的工作相信你會喜歡它」的手寫海報。海報內容指出,教師是囊括真善美的事業,必須以專業知能協助家長教導子女,並且得隨時注意言行,合乎社會道德規範,而這份職業不僅為「餬口」,更有「傳承」的滿足。
 
海報強調的精神反映在集體共居後。無論成人或小孩,陸續會因「做錯事」而被陳巧明責罵。後來,更演變為甩人耳光,或用腳踢的體罰行為。
  
二〇〇六年加入日月明功的黃明珠(化名)就被陳巧明罰過。「有一兩次我睡眠不足發生車禍,陳巧明認為我載著孩子還有這種危險行為而修理我。」黃明珠說,「我非常相信老師是為了我好才打我。」
 
然有時管教不一定奠基於真實的錯誤。詹淳秀有一次便歷經百口莫辯的情況:
 
「我們下課就到默園去。吃完飯後大人會聚集,小孩子就自己去旁邊,通常會自己找房間讀書。有一次我跟小我兩歲的一個弟弟在房間讀書,因為在那邊都待很晚,累了,我們兩個往後躺著睡著,結果一群神經病(指成人會員)看到就放大解釋,說我不檢點,很無能為力。」
 
根據精神鑑定報告指出,陳巧明對家庭有高度需求,這使得日月明功轉移陣地到默園後,使她有了「一家之主」的錯覺。而管教模式,也複製了母親對待她的方式。
 
李修華說,其實日月明功成員中,大多數人平時都不體罰孩子或學生,但「愛之深、責之切」、「打你是為你好」,已是華人家庭中根深蒂固、少被質疑的概念,成人對這句話的內化,使成員接受自己的孩子被陳巧明管教、也開始動手打小孩。
  
且因陳巧明認為「通常自己媽媽管教自己的小孩,小孩子是比較不聽的,只有當別的叔叔阿姨來幫忙的時候,小孩子比較會有反應。」默園的管教方式,也逐漸從個別家長轉為集體管教。
 
不同於成人的自我合理化,在默園的孩子內心多有抵抗。劉益生(化名)直言:「我們小孩覺得很不合理,只是還無法獨立自主所以沒辦法離開。」周永正(化名)多次因莫名其妙的誤會,被打、被踹而逃跑過,「但因為我母親還在默園,所以最後還是回到默園。每次被修理時,不知道為何就變成是我媽媽的錯,我心裡想說要認真考上大學,然後離開默園。」
 
周永正不是唯一逃跑或拒絕去到默園的孩子。但他們的逃離,被成人解讀為「叛逆」。至於其他不逃、或最後選擇忍受的,便被成人解讀為「管教有方」。
    
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狀態,詹淳秀多次與黃芬雀爭執,「可是媽媽深信陳巧明。」高三那年,她決定搬去與父親同住。畢業後考上台中的學校,就一直住在宿舍。「當時想過要不要帶弟弟走。但我跟弟弟年齡差四歲,覺得媽媽應該會把弟弟照顧好,就自己走掉了。」
  
  
離家的五年間,詹淳秀偶爾會跟黃芬雀碰面,「但她總是會再提起日月明功,我只好又逃開。」每當一家團聚的節日到來,宿舍總是只有詹淳秀一人。偶爾思鄉難耐,便從學校騎車回家,「但只在門口看一看,不敢踏進房子。」
 
詹淳秀也曾聯絡詹淳寓探問近況。不過兩人關係已生疏,詹淳寓表現冷淡,「直到考完高中統測,他才意識到日月明功很奇怪。」詹淳寓開始抗拒回到默園,卻因為「能讓媽媽開心」,而繼續勉強自己前往。
 
詹淳寓沒能料想,對母親的愛,會讓自己陷入險境。
 
根據判決書記載,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晚上十點多,陳巧明關心詹淳寓參加繁星計畫的推甄事宜,之後問及他一天的行程。詹淳寓提及自己六點多就返校打掃。過早的時間讓陳巧明起疑,便更仔細詢問詹淳寓從家裡到學校的細節,以及到校後要做的事。
 
詹淳寓回答了,卻支支吾吾,起初只是受到責難,但因無法自圓其說,開始迎來拳打腳踢。詹淳寓一再反覆報告,始終都有漏洞,陳巧明一氣之下,要成員「去拿水管來,拿水管比較不會痛!」最後多名成員,開始持水管抽打詹淳寓,以往僅會用衣架處罰孩子的黃芬雀,也至餐廳外就近拿了竹子加入。
 
管教過程中,詹淳寓曾說他下課後回家修改推甄自傳,經黃芬雀回家確認後並無此事。不僅如此,自傳提及黃芬雀的工作是「打零工」,更被解讀為「看不起母親」、是踐踏母親對他的愛。
 
由於報告行程前,詹淳寓曾和林傳宏(化名)討論電玩,提及自己曾去網咖,林傳宏於是求詹淳寓趕快承認,免受皮肉之苦。但他承認後,又被質問「去網咖的錢怎麼來?」在連續毆打下,詹淳寓只好說自己偷黃芬雀錢、還加入黑社會並且恐嚇取財。
 
陳曉佳(化名)的父母中途曾表示隔天有事要離開,陳巧明卻要他們留下子女,要「藉這件事讓他們進步。」成人走了,小孩被迫留下看詹淳寓成為殺雞儆猴的示範。棍棒管教不停歇。光黃芬雀一人在三十分鐘內,就打斷了五根竹子。由於這是日月明功成員首次持工具管教,且程度嚴厲,陳曉佳直至被檢察官問訊時,都還記得詹淳寓痛哭著說「好痛……不要這樣……」
 
漫長的一夜後,詹淳寓被帶往小房間寫自白書。隔天黃芬雀被要求前去詢問詹淳寓是否還有什麼錯事未吐實?或因賭氣,詹淳寓說:「毒品。我坦蕩蕩。」黃芬雀被這答案嚇壞,趕緊報告陳巧明,之後,又是一連串毆打。陳巧明接著要黃芬雀跟教官請假、回家拿衣服。並打電話告知黃芬雀,詹淳寓說自己不僅販毒還吸毒,要她在家裡搜出毒品。
 
毒品遍尋不著。黃芬雀卻已深信。她憂慮詢問有醫護背景的吳筱芬(化名)要是毒癮發作怎麼辦?「她回答我說,沒關係,已經將淳寓綁起來。」他們決定自行替詹淳寓「戒毒」。
 
被關在房間內「戒毒」的詹淳寓,曾於十九日翻供。有成員建議驗尿確認詹淳寓是否吸毒,卻因黃芬雀擔憂詹淳寓可能因此有前科毀了一生而作罷。日後媒體質疑,一位在默園幾乎從未被處罰、連社交媒體都不使用,假日也不外出,反而跟著母親到默園工作的男孩,怎會突然走歪路?然而黃芬雀與成員的深信有其根據——
 
黃芬雀說:「他一開始寫去網咖,網咖有香香的氣味,在裡面很舒服,出來頭很痛,後來就有一個人拿藥粉給他試,他試了之後覺得很舒服就又向那個人拿,後面他還寫怎樣偷錢、勒索、毒癮越來越大,之後還去販毒,因為細節很多,所以我覺得一定是真的。」
 
「黃芬雀很害怕詹淳寓變壞。」王俸鋼說,由於丈夫與女兒陸續離開,使黃芬雀將詹淳寓當成唯一倚靠,向來不說謊的孩子突然交代不清,確實會引發憂慮。

其次,是詢問詹淳寓去向那晚,突然有員警來到默園。這意外的訪客讓他們認為詹淳寓真的惹事。隔天起,成員甚至開始監視往來車輛。
 
擔心詹淳寓逃走,日月明功成員以禁止睡眠的方式消耗詹淳寓的精神,且只在他寫自白書時為他解下繩索,平時也排班在門口看顧。囚禁過程有提供食物,但詹淳寓吃得不多。後來出現兩眼無神、流鼻水、冒汗、手腳起雞皮疙瘩、頭部快要裂開、呼吸急促等症狀。

「但淳寓小腿傷口不大,精神看起來還好,所以我沒聯想到是橫紋肌溶解症,」吳筱芬說:「我想淳寓媽媽那麼愛他,平時自己吃三十塊的麵,卻給他吃很大的便當,媽媽在旁邊照顧他應該沒問題。」
 
在被囚禁十二天左右,詹淳寓曾說要見陳巧明「最後一面」。黃芬雀事後回想,那可能是求救訊號,但當時她不理解。及至六月五日,詹淳寓陷入彌留,陳巧明才要黃芬雀將詹淳寓送醫。遺憾的是,已無力回天。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彰化地方法院宣判日月明功案結果:陳巧明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其餘從犯分別處四年六個月不等,其中黃芬雀是刑責第二高的。
 
陳巧明出庭時聲淚俱下,表示「自己很愛默園裡的每一個人,也心疼淳寓,作夢也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強調詹淳寓的死是無心之過、日月明功裡每個人都是好人。這說法為輿論不容,認為日月明功成員多知識份子,卻對陳巧明言聽計從,一定是「被洗腦」,在缺乏理解途徑下,將日月明功形容成邪教。
 
不過王俸鋼分析,日月明功並無教義,而是跟會員有高度情感互動所形成的非正式心靈成長團體。「日月明功類似一般心理諮商的團體治療,但陳巧明沒有專業知識背景,只會不斷要求學員回顧參與日月明功後的正向改變,不適應的會員就走,最後才形成適者生存、失控正向思考的封閉組織」。
 
他特別指出,「參加的人,幾乎都是高度把心力放在孩子身上的家長。」成員面臨孩子的青春期,有著「小孩可能變壞」的深層恐懼,加上組織互動上遵循父權家長式的互動關係、習於服從傳統管教方式,後期又隔絕於親朋網絡關係緊密的默園,這一連串因素的加乘,才導致了詹淳寓的死。
  
「其實家庭、婚姻,是台灣特殊宗教團體會形成的重要因素。」王俸鋼感嘆,近年有愈來愈多類似組織出現,顯見台灣的文化架構撐不起家庭遇到難題時呼救的需要。「黃芬雀就是在日月明功得到支撐,所以維護陳巧明。後來她發現自己冤枉了兒子,真的非常懊悔,接近崩潰。」
 
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黃芬雀被裁定責付。這讓她在入監服刑前,有機會陪伴詹淳秀生產。待產那天,護士詢問黃芬雀「詹淳秀有沒有其他兄弟姊妹?」是刺骨的問題,黃芬雀立刻泛淚,但仍收拾自己,堅定回答:「有弟弟,但死了。」詹淳秀說,弟弟死了,但曾像行屍走肉的母親,「好像因此回來了。」
 
回來,和詹淳秀一起迎接降生。「看我兒子的長相跟神情,彷彿弟弟轉世。」新生命是一道禮物,黃芬雀日後看著詹淳秀照顧孩子的點滴及其家庭生活,逐漸理解,丈夫有錯,但自己也總是情感勒索。爾後,與丈夫和平協議離婚。
 
某日,黃芬雀突然對詹淳秀說,自己要提前入監服刑。是所有家人都感莫名的時間點,但黃芬雀堅持。「媽媽說,她怕孫子愈長愈大,自己不快入監,會捨不得離開。」
 
眾人送黃芬雀入地檢署。那天黃芬雀兩手空空走入,甚至刻意不抱孫子。詹淳秀目送母親,是孤單背影,這回卻不感擔心。
 
多年後,黃芬雀出獄。她搬回母親家中,與詹淳秀維持固定碰面頻率,低調沉靜地生活。若得空,便駕車沿彰九十五鄉道轉入縣道一五〇,順八卦山爬行,往南投名間行駛。
 
山路蜿蜒,樹影綽約。小丘嶺上多茶園,種的是冬季茶葉休眠期短、水土適應性佳的四季春。黃芬雀的目的地是隱匿在樹林間的生命紀念會館。會館像座花園,沒有浮誇高塔,主建築內燈火通亮,氣氛肅穆,有菩薩三尊,低眉斂目。她曾最寶愛的兒子詹淳寓,終於安睡於菩薩腳下。



兩塊錢應付安全檢測 南方澳垮橋戳破橋檢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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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十月一日,米塔颱風剛過、雨過天晴,南方澳漁民吳文明一位愛好攝影的朋友,一早就在蘇花公路上拍攝南方澳。「結果他說拍照到一半,南方澳跨港大橋突然間不見了。」大橋從吳文明朋友相機觀景窗消失的時間是九時三十分——一輛油罐車正將駛出橋尾,大橋崩裂,橋體掉落撞擊三艘漁船致沉沒於航道,油罐車亦落海起火,共計有十九名人員傷亡,其中六名死者皆為移工,最年輕的死者僅二十八歲。

「聽說大橋垮了,我們南方澳沒人相信!」吳文明說,這座橋一直是當地重要地標,凡是有人想認識南方澳,當地人一定帶他到橋上俯瞰。「南方澳才兩平方公里,站在上面,每個地方都看得到、指得到、講得到。」橋垮了,南方澳人相當不捨,但更震驚:這座橋才二十一年,怎麼會斷!

疑吊索鏽蝕釀禍

南方澳跨港大橋於一九九六年開工興建、一九九八年即完工,為亞洲第一座雙叉式單拱橋。在非天災衝擊當下發生斷裂事故,引發社會譁然。交通部針對南方澳大橋斷裂事件進行專題報告時指出,依據目前所獲相關資訊,初步判斷應為拱橋西側約五至六根預力吊索斷裂引起(吊索共十三支)。該吊索均有塑料套管保護以避免鏽蝕,橋墩務鬆脫或掏空現象發生。

不少具工程、土木背景專家回溯事故發生影片,紛紛指出南方澳跨港大橋於斷裂坍陷前,穩定大橋的十三根吊索就有不平衡狀態、吊索力量可能有所鬆弛。吳文明補充,近來政府為創造海埔新生地,大卡車頻繁超載消坡塊往來跨港大橋兩端,加上南方澳第三漁港長時間整修,「上下都有干擾,可能摧枯拉朽。」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工程技術研究所長張嘉峰表示,以目前交通部專題報告中公佈的「預力吊索斷裂」為例,至少就有「超載、超重」、「地震」、「高鹽害環境導致吊索鏽蝕」、「端錨與錨座鬆脫」等可能影響吊索安全的因素。目前交通部雖表示吊索外部有包覆塑料套管(HDPE)避免鏽蝕,然施工時塑料套管是否有確實施作良好以包覆吊索、或套管施作後是否有灌注油膏等,現階段都要先盡可能完整保全證據,不預設方向立場,才能待後續進一步釐清大橋斷裂的事故原因。

交接不清南方澳大橋成孤兒

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吳宗榮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備詢時坦言,台灣港務公司未曾主動檢測南方澳跨港大橋。朝野立委痛批,大橋吊索二十一年來未經檢測,形同官僚殺人。南方澳跨港大橋為何成為孤兒橋,必須回溯它的興建與交接歷史。

吳文明說,最初南方澳人口密度低,當地居民雖有跨港至對岸造船廠的需求,多半選擇步行繞經內埤,或搭乘渡輪。一九六五年,政府因應遠洋漁業發展,興建南方澳第三漁港建港,成為大型圍網漁船及遠洋漁船停泊處,南方澳人口也逐漸攀升。

「經濟比較好,大家可以買汽機車,加上蘇澳港要做堤防,有交通需求,就蓋了一條混凝土的駝背橋。」吳文明說,當時南方澳漁船都屬小型,可順利通行駝背橋下,日後船型變大,船隻經常撞到駝背橋而毀損,也難以到對岸造船廠維修,才在省政府時代向時任省長的宋楚瑜陳情,興建不需落柱於海中的橋型,也就是今日的跨港大橋。

宜蘭縣政府交通處養護工程科長翁鄭啟志說,當時省政府責陳基隆港務局負責興建,因不具土木專業,出資由宜蘭縣政府代辦工程設計、建造與發包施工。宜蘭縣政府於完工後就將橋梁移交回基隆港務局;二〇一二年三月一日,港務局民營化,政企分離後,港務局蛻變為台灣港務公司,專管經營,至於航務等管理,則隸屬航港局。

不過因管理單位登記有誤,直至二〇一六年前,蘇澳鎮公所都以為這條橋隸屬自己的管理範圍,依照《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規範,每兩年進行一次檢測。移交當年,曾將檢測報告一併提供台灣港務公司參考。移交迄今,這座橋卻沒被納入現行橋梁管理系統,台灣港務公司亦無進行任何獨立檢測。

立委:目視檢測品質低劣

台灣港務公司助理副總王錦榮主張,這次受到外界責難,是因為沒有交接清楚的緣故。但立委鄭寶清說,台灣港務公司對轄下十七座橋梁也都放任管理,再度引發輿論關注。台灣港務公司董事長吳宗榮已請辭獲准。

「沒有檢測不代表沒有維護。」王錦榮強調,「南方澳跨港大橋通車完工以來,平均每年都有編列一百至一百五十萬進行改善。」在接管後,也依照宜蘭縣政府提供報告進行改善。但若看改善標的,是「混凝土裂縫」、「鋼筋鏽蝕」、「落水管老舊」、「伸縮縫代清理」等項目,與這次斷橋事件中的吊索並無直接連帶。

立委黃國昌於交通委員會質詢時指出,無論依照現有拱橋或斜張橋規定,南方澳跨港大橋的吊索應列入檢測,砲轟宜蘭縣政府與港務公司雙雙都有缺失。此外,他也質疑用目視法檢驗橋梁才會「品質低劣」。

黃國昌的監督不能算錯,但卻不盡精確。吊索的漏列,其實牽涉檢測專業與現行檢測制度的問題。

專家:部頒規範僅是低標

回溯《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早期橋梁建設工法與材料都與現今差異極大,世界各國的橋梁檢測,亦是從每次災難中滾動式檢討。

台灣首次大宗橋梁意外事故,是一九八六年的中興橋坍陷事件。事故後,行政院指示經建會(現國家發展委員會)研究橋梁檢測安全制度,於一九九五年開始進行橋梁檢測作業。不過這套檢測作業由各個交通單位或地方政府自行辦理、缺乏統合。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震發生後,才統整為目前橋梁管理系統的雛形,並於二〇〇一年起上線供全國各橋梁主管機關使用。

九二一大震時,交通部著重提升橋梁耐震能力;二〇〇〇年碧利斯颱風造成高屏大橋斷裂後,始規範新橋自完工後第五年開始要進行定期檢測,之後至少每兩年要檢測一次的頻率。二〇〇八年辛樂克颱風造成后豐大橋斷裂,橋梁的水下基礎開始全面體檢。同年,《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才頒布。

張嘉峰表示,歷年修訂的部頒橋梁檢測規範,是針對一般類型橋梁原則性所「訂出最基礎的檢測標準」,以提供各主管機關參考,並無斜張橋等特殊橋梁的規範,各主管機關應就轄管特殊橋梁另訂檢測項目。

橋梁門外漢請託無門只因檢測經費低

一位航港局員工私下透露,航港局轄下十七座橋,幾乎都未對外開放、鮮少供人行走,僅提供載卸貨使用,形式多半為傳統橋梁。「南方澳跨港大橋完全在港區外,當初也是地方爭取才建設,產權雖隸屬航港局,實際卻是地方在用,「對我們來說是一般公路橋梁的概念。若非這次事故,恐怕還是按照一般規範來進行檢測。」

「我們港務公司的確只懂船。」王錦榮表示,當時南方澳跨港大橋移交回來時讓他們很苦惱,曾問公路總局可不可以代管?可是被拒絕了。大概是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根據統計,公路總局至二〇一八年止,轄下管理的橋梁座就有將近四千座。於養護而言是極為沉重的負擔。近年運研所為修正橋梁管理制度,多次召開討論會議,席中所有單位的共同心聲是:檢測經費過少。

用兩元撐起橋梁安全標準

目前全台橋梁超過兩萬座,橋梁目視檢測經費差異甚大。台北市與省道的單價集中於每平方米二十至六十元,「但也有其他單位是二、三元左右。」張嘉峰說,立委批評目視法過於簡陋,但執行檢測要考量的面向廣泛,在考量實務操作與經費下,才會先選擇快速、操作容易的目視檢測,「而且目視檢測並非橋梁檢測的全部。」

張嘉峰強調,落實定期目視檢測,可協助主管機關掌握橋梁各構件劣化狀況,一旦對橋梁的系統跟構件「有疑慮」,理當進入第二階段,用儀器做破壞或非破壞性的詳細檢測,並進行安全評估。待確認狀況後,再進行維修與補強。

事實上,不止台灣,目視檢測在美國、日本都是橋梁檢測的第一道防線。目視檢測的目的,是為了儘早發現橋梁異狀以利後續維護、確保橋梁良好狀態,當構件有疑慮時,就會採專案進行後續維護,包括詳細檢測、安全評估,乃至於監測。

橋梁檢測是國家重要基礎建設,而確保橋梁安全的檢測則是高度專業的工作,「但對行政部門,尤其地方政府來說,鋪橋造路才是政績,把經費花在這裡,政績難以突顯。」

這次事故,讓交通部承諾檢測預算「不夠就加」,張嘉峰除期盼相關預算能真正完備,也建議交通部應進行橋梁清查,避免漏列。各單位更應針對所有轄管特殊橋梁研提出符合其特性的檢測標準,建立獨立公正的第三方檢核機制、落實部頒《公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才讓南方澳跨港大橋事故,不再重演。



愛的囿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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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細看了片子幾次,始終缺乏述說的慾望,或說,難以掌握一錘定音的語調。按理來說不會,畢竟這部紀錄片再度引發倫理討論(如何保護未成年受害者),而一些原住民朋友被激怒,將其形容為升級版的《水蜜桃阿嬤》。正面的評價當然也有,部分朋友十分激賞甚至感動,亦有社工認為這部片刷新其對紀錄片的看法。但《未來無恙》使我困窘。
 
初始輝珍的家出現時曾被打動。觸動我的不是空間的頹荒感,而是被攝者的自覺。無論她懂不懂被攝影機觀看的意義,無論她是否明白「這樣的家」意味什麼,她的態度早已顯示她「在」承擔。因為折磨過所以知道,因為歷經過所以明白,可以平鋪直述對外人展示自己的日常,少女早在鏡頭記錄前就已成長。那股強大的力量無需煽情的配樂或解說,導演賀照緹成功捕捉少女透澈的眼神及接受夾縫求存的平和。
 
那畫面後接著一酒精成癮的瘋癲母親,搭配同為女性的雜貨店老闆的話語編織出一幅單親女性的沉重負荷。至此都好,那句「我喝酒我有離開你們嗎」是刺點。以為會這樣開展下去,結果並不。
 
賀照緹將少女迎向命運的過程作為敘事的主要核心。她希望觀影者看見。不僅看見導演觀點的結構面向,同時要觀影者看見被攝者的力量——女孩如何面對這樣的苦,如何逃離,又如何被牽拉回來。儘管賀照緹自覺,「我不能只做一個好看的故事。」但觀看傷害的距離總是很難拿捏,賀照緹再度被貼上了消費少女的標籤。
 
消費這個尖銳的詞彙讓我回想起這個書寫計畫的最首篇:吳耀東的《Goodnight Goodbye》。吳耀東因拍攝對象的特殊,受吸引而喪失主控權,使他選擇直接處理導演與拍攝者的關係而因此遭遇倫理挑戰。《未來無恙》中兩位少女之於賀照緹也有同樣的引力。只是相對吳耀東於記錄中棄守所有社會學分析,在播映前已意識到可能會有類似挑戰的賀照緹,試圖解釋結構箝制,希望「每個畫面都要『社會性的看』」。
 
兩位導演面對問題的方式極為懸殊。吳耀東對此提問依然保守、充滿自我質疑,於是他赤裸坦承自身的無能。賀照緹則認為這個問題困難,但她努力回應。賀照緹最後給出的答案,是「輔佐著長大所需的力量,便是溫柔理解的陪伴。」而這個答案的來源,應對著「我想知道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這可能是最早的提問。」
 
扣連這個提問,她去追索女孩們為何生活至此。或是體諒少女的母親,對於母親的是非她輕微帶過,並選擇在片中使造成傷害的男人缺席,而以龐大的歷史因素來支撐她的論述。然於記者角度來看,這樣的選擇實有扼傷。片中主角有著跌宕遭遇,人生實難,她們毀壞的生活從記者角度看來卻不特別。
 
「不特別」並不指涉這類題材是否值得拍攝:不特別的另層意義是普遍,普遍與結構即有關聯。最直覺的倫理爭議(凝視傷害)若處理得當,往往不是問題,而能撼動現有僵化狀態。我期待蹲點已久的導演對此點進行複雜的處理,但賀照緹取得少女在攝影機前對自身命運的坦白,卻使用了陳舊的觀點作為理解或是帶領理解的路徑。
 
獨力撫養多子的單親媽媽、少女帶小孩、酒精成癮、家內性侵,這樣的悲傷文本,曾是我外婆在建基煤礦的經歷,數十年後,西部平原亦多有類似案例,甚至發展成殺子。原住民族群遭家暴的比例於現有統計確實遠比漢人多,但若計入新移民,她們比原住民更加弱勢。
 
意不在說,選擇拍攝對象得去注意統計數字多少,或誰最被噤聲的弱勢比較。而是若非要討論結構,主角的各種遭遇可能更關乎家庭(血緣)與性別的束縛。素材不會全部都被置放入片中。但我疑惑男性的缺席。紀錄片行進到資料畫面的穿插時,開始理解原住民朋友的憤怒。
 
紀錄片中,導演對於少女的遭遇,雖對貧窮或酒癮等元素有所關照,最後卻都被收納於原住民被殖民的龐大歷史框架中。個人遭遇的去脈絡化被輕而易舉地嫁接到族群的命題,原住民反而因此再度被標籤化。
 
面對質疑,導演這樣回應:「通常紀錄片都是在處理主流社會沒有注意到,較邊緣的議題。決大多都是痛苦的。這時就會觸及到紀錄片倫理問題『是不是在消費別人的痛苦?』這幾乎成為一種直覺的連結,是一種廉價的評論。」
 
一直以來的態度,是紀錄者無需取悅,也不可能取悅所有人。甚至某些題材的紀錄無論如何都會引發冒犯,或必須勇於冒犯。對於導演能不能夠採取這樣的觀看視角是個無需討論的命題,真正需要被處理的倫理隱晦帶,更多是在記錄者與被記錄者之間,他人無可置喙。
 
開篇提及,這篇書寫的困難在於難以一錘定音,因從影像的處理中,的確看見了賀照緹的謹慎與努力,然而她對於已然介入的拿捏顯然有所游移,這使得她所謂「社會性的看」,某程度背離了這個族群對於自身狀態的理解。
 
現代化國家對於這些案件於原鄉的處遇是否適宜,一直有諸多討論。賀照緹在片中的資料畫面穿插,雖可視為對殖民者的批判,但並未鑿開現實的冰層,反而容易落入非此即彼的窠臼。白話來說,酒癮或許源於貧窮,那麼原鄉的貧窮如何解決?殖民帶來的破壞或許是原因,但全然地去殖民於現實是否真的有所可能?若相信「養大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那麼,全村之力的著力點在哪裡?全村之力的凝聚,是否僅有對抗直觀的殖民力量可以達成?同樣,若相信「養大一個孩子需要舉全村之力」,影片最後的核心為什麼收攏於狹隘的「家」?
 
換句話說,制度所凸顯的狀態指出跨文化工作的困難,同時也挑戰了原鄉「確實已經遭遇現代化」後,不同個體對於跨文化情境的理解。因此導演的回應使回應觀看變得困難。這樣的詮釋姿態,畫出一道防禦的疆域,使這部片重新落入道德選擇的誤區。甚至於,難以對導演所謂的「陪伴」說,提出挑戰。
 
輝珍在片中對於用酒有所質疑。她對於伴侶的選擇也有自己的意志。這些情境都使我想像她挑戰「完整家庭」的可能。愛是否必得通往現今主流(包括同志婚姻)定義的家?人如何拿捏傷害與原生家庭的距離?如果原鄉的文化差異是個命題,文化於此的選擇又會造成什麼差異?以記者視角出發,這些問題,會是提出「我想知道這些孩子的支持系統在哪裡?」之前想探索的。
 
對於一個長年與酒精成癮者生活的女性,我亦困惑,女孩的堅韌,真的是在陪伴之上茁長的嗎?殘破的人能活下,多少都倚賴著陌生人的善意。但在愛與恨意的困頓掙扎過的人都將清楚:是還不想死的意志讓人活著。
 
於是賀照緹要輝珍與她母親寫信給對方的橋段那麼挑動我的敏感神經。對許多觀影者來說那或許是感動得不得了的一幕,但這畫面使我想起另一部紀錄片《日常對話》中導演與她母親的自我揭露。或與個性有關,這種愛的揭露形式總讓我倍感不適。
 
兩部紀錄片的揭露都是「被安排」的,這必然是獲得了被攝者的同意。且這同意很大程度都基於「愛」。《日常對話》裡是母對女的愛。《未來無恙》裡我所感受的,則是乾女兒(輝珍)對乾媽的愛(賀照緹)——
 
這裏並非指輝珍對生母沒有愛意。而是,輝珍是個懂得怎麼活下去的女孩。活下去意味著與周邊的關係取得妥協,這在賀照緹拍攝她於社工互動時即可一窺究竟。而若輝珍與賀照緹的關係如賀所述那樣緊密,少女於機構裡做這番陳述,踩踏的基礎為何?是賀照緹拒絕了她稱呼「媽媽」之後?抑或是她決定稱呼賀照緹為「媽媽」之前?
 
賀照緹剪入這段(暴露自身)使我感覺混沌。若對照賀照緹對這部片的詮釋,這段顯然不會是對於自身的批判,而更凸顯了輝珍的孤絕——她要回應那個說著「我原諒妳」的母親,但究竟輝珍需要「被原諒」什麼呢?
 
片中有兩次問及輝珍對家的想像。我相信這是輝珍心裡的畫面。但歷時七年的拍攝與磨難,這樣的想像,不會有任何變動嗎?是這疑問讓我對賀照緹那段介入感覺驚悚。輝珍最後選擇聽從母親的話,放棄傷害他的人獲得司法懲戒的可能,究竟是基於愛,還是基於,她終於明白:每個人都會離開。而血緣會痛,卻是必須承接的,躲不開的運命?
 

少女確實堅韌、勇敢,如戰士一般,但那是否真的與陪伴有關?片尾是兩位少女的近況,輝珍的母親罹患末期肝癌,她在城市裡工作負擔母親的醫療與生活費。輝珍某程度複製了她的母親。我想著片頭輝珍的母親那句「我從未離開」。但會不會,其實離開才是更好的。

防疫.政治.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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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高鐵,搭上排班計程車,駕駛悶著聲音問去處。我以同樣的悶聲回答後,計程車駛動。路程約20分。車廂密閉,後照鏡裡見司機的口罩未完全掩鼻,但長年胃酸逆流導致的慢性咳嗽欲作怪,難隱忍,咳了幾聲。咳畢不敢望向後照鏡中司機的臉,避開他的視線,歉疚揣想:他從這天早晨於中部一處市場讓我下車後,是否將鎮日恐慌?
 
恐慌始於201911月。中國武漢爆出不明原因肺炎,後證實為一支全新冠狀病毒。武漢肺炎比2003SARS還凶猛:沒有疫苗、藥物、傳播力廣、無症狀者也有傳染力。感染常見癥兆包括呼吸道症狀、發燒等,嚴重者還會導致肺部纖維化,乃至於死亡。
 
111日,中國已出現第一起死亡案例,中國境內疫情逐日擴大,北京、上海、深圳皆淪陷。121日,台灣不再倖免。123日,武漢宣布封城。而浙江麗水市青田縣,則在119日確認首例感染者。

游泳教練姜勝男(化名)工作的地方,距離浙江確診首例約4小時車程,22日他從浙江搭機回台過春節,於台中機場出關後打電話攬車回家,當時人類對武漢肺炎所知甚少,他不敢大意,在車上全程戴著口罩。

姜勝男長年因吸入泳池消毒產生的三氯胺而有咳嗽症狀。父親催他趁返台長假把後遺症看好,姜勝男陸續到診所看診5次。當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揮中心)僅規範具武漢旅遊史,並有發燒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必須通報。姜勝男不在此列。127日,指揮中心開放健保卡顯示出入境資料,隔日將全中國列為三級警告,姜勝男始終沒有因久咳不止被通報。
 
23日,姜勝男於咖啡店吃格子鬆餅喝咖啡。同日,載他返家的司機因呼吸急促就醫,被診斷為一般肺炎。215日,罹有B型肝炎與糖尿病史的司機因肺炎合併敗血症死亡。司機死前,恰逢指揮中心回溯檢驗,發現司機是武漢肺炎患者。因其職業接觸者眾,指揮中心急忙啟動疫情調查,姜勝男也在其中。但姜勝男並不知道:自己未來將會被輿論指控為殺人兇手。
 
 
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表示,白牌司機於127日前接觸者超過3百人,交叉比對健康狀況後,針對發病前接觸乘客中有就醫紀錄的十多人做標準-PCR核酸檢測確認是否感染病毒。司機病發後與其接觸者及可能感染者,共採檢252名,結果全數陰性。

找不到感染源的陰霾籠罩台灣,美國指稱台灣已爆發社區感染。但指揮中心傾向認定是司機接送的境外返回乘客帶入病毒。由於姜勝男具旅遊史、在計程車上「猛咳」且曾就醫,高度懷疑他就是傳染源,「初步檢查陰性,不能直接證明,但不可能(病發)一直到現在都有症狀,所以決定抽血做抗體檢查。」指揮官陳時中說。
 
白牌司機一共接待六名從境外返台乘客,指揮中心鎖定3名自中國返回的民眾進行抗體檢驗。經中研院與台大醫院測試後,姜勝男是唯一驗出抗體且呈「弱陽性」者。220日,陳時中於指揮中心每日記者會上宣布:這代表姜勝男曾感染武漢肺炎,「他就是白牌司機的感染源。」

這項宣告成為姜勝男的夢魘——23日,爆發台商第一波包機回台爭議,身份別成為輿論攻擊目標——「幹嘛回來,要死死在大陸,送台灣新鮮病毒,人民幣不是很香」。姜勝男被斷定為感染源後,「天啊!這些從對岸回來的真的是走動式病毒無誤!」等言論更是層出不窮。
 
姜勝男身份沒有曝光,但聽者有意。221日,姜父致電談話性節目,以急切而困惑的聲音表達訴求與說明姜勝男的情況:

「我兒子是游泳池加氯沒戴口罩被嗆到,造成長期都是稍微咳嗽,不是報導說的『猛咳』。去診所看醫生也說是『慢性支氣管炎』,而且沒有發燒。」

「他回家都跟我們住在一起,也沒有穿防護衣、戴口罩,沒有參加聚會。偶爾出門也是去排口罩。我們全家配合採檢,都沒有人被感染,白牌司機吃個飯,家族一下子45人感染,這就讓我們有一個問號。」

「他和同事一起搭機回來,同事坐他旁邊,他有打給同事,同事也沒事,還在打籃球。坐飛機回來至少2個小時都沒問題,怎會一坐上車就傳染給司機。現在他被隔離,也照了X光,肺部也沒有問題,到目前為止他都沒有不舒服。」

姜父強調,全家絕對配合檢查,「盡量查我們沒關係,但指揮中心應該也要去查他座位旁前後左右的人。計程車司機載的人也很複雜,應該也要去清查。」

主持人問姜父指揮中心怎麼回應他的訴求?「他們說有。但我講的他們有沒有聽進去不知道。方向要搞對。你方向搞錯就會查不到源頭。」
 
姜父持平的說明隔日卻讓陳時中動怒回應:強調姜勝男曾就診,與姜父所稱「到目前為止他都沒有不舒服」內容不符。認定姜父行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63條,函送彰化地檢署偵辦,最高可罰三百萬。
 
 
指揮中心的篤定建立在,以司機發病日往前推14天這段潛伏期,姜勝男曾在司機車上並咳嗽(發病),其次則是「找到抗體」。榮總胸腔科總醫師何建輝形容,「江勝男的狀況像是『找不到嫌疑犯(病毒),但找到犯人留下的證據(證據)。有兇器、有在場證明,因此高度可能是他。」然而回到科學層面,姜父的委屈並非全無道理。
 
有「冠狀病毒之父」稱號的中研院院士賴明詔說,武漢肺炎不若SARS能明確用發燒判斷,感染後是否出現症狀牽涉免疫力,「發病日與潛伏期不一定有直接關係。」而武漢肺炎感染者可能無症狀。浙江雖在119日才有第一起案例,不代表此前無人感染,姜勝男也可能在浙江被感染後痊癒,不能排除他於車上的咳嗽僅是工作後遺症。
 
2月底,指揮中心宣布「註記」滯留湖北約16百名台灣人禁止回台,後續還包括陸配與陸配子女等身份的返台限制,獲部分輿論支持,但也引發歧視與國族爭議。逢甲大學財法所助理教授李東穎提醒,遷徙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沒有很強的公共利益不得侵害,且方法得符合比例原則。「當其他人都能從疫區返回,為何僅台商被限制?」
  
「《傳染病防治法》有標準措施,應先採用。否則疫情再升級、需要禁足令,我們還能使用這條文嗎?」李東穎指出,特別條例欠缺法律上相對明確的授權基礎,立法者應盡快修補漏洞。「法治的完整性才能創造行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如果不檢討,長期會影響人民懷疑行政機關的正當性。」


姜勝男回台時疫情並未止於中國。一月初泰國、日本與韓國都分別傳出確診。迄白牌司機入院時日本已有20例。白牌司機接待的其中一名乘客自日本返台,為何獨獨鎖定3名自中國返回的民眾進行抗體檢驗,鏡傳媒多度詢問疾管署,卻被以「個案隱私」為由拒絕說明判斷原則。
  
其次,「檢測到抗體」和「曾被感染」不能輕易畫上等號。免疫學觀點主張,檢測到抗體僅意味有外來物刺激人體產生免疫反應,若外來物未在細胞增殖,就不會造成感染。目前所知,冠狀病毒約由20個蛋白質組成,指揮中心是以「西方墨點法」測其中一種「N蛋白質」——若姜勝男血液有N蛋白的抗體就會結合,在膠體上產生訊號。
 
此種檢測方式有無判別相當明確,陽性就是有抗體,陰性則無。無論抗體多寡,都代表有N蛋白質存在體內的可能。「弱陽性」只代表在有適當陽性及陰性對照組供比較的狀況下,發現有少量抗體存在。但科學上要以少量抗體證明有病毒感染,證據力仍嫌不足,需有其它方法以供判定。目前各國仍在開發病毒抗體或抗原檢測,無統一標準,「因此確診工具才會使用普遍認定的標準-PCR核酸檢測。」一位研究冠狀病毒的學者說。
 
「疫調憑靠口述與記憶,接觸史以目前掌握的潛伏期來說是14天,但追14天會有困難,本身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中興大學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教授趙黛瑜表示,指揮中心釋出疫調報告前,無法斷定指揮中心認定姜勝男就是感染源是否合適,「就算這案例判斷不合適,在疫情沒有擴散的前提下,也只能接受指揮中心說法。」

鑑於台灣社會瀰漫對罹病者的不友善氣氛,陳時中多次呼籲民眾切勿肉搜,避免罹病者因擔心被指責而隱匿病情。但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紹華認為,當指揮中心決定採取嚴格防堵手段,肉搜就是避免不了的負面效應。「回顧傳染病防治史,愛滋、肺結核,台灣都會肉搜感染者。我不認為公衛學者會不知道。」

白牌司機死後,又爆出北部醫院不明感染案例,社會人心惶惶。前疾管局長蘇益仁認為,參考他國經驗,台灣不可能沒有社區感染,呼籲指揮中心轉向社區感染的佈局,加強篩檢並協助民眾調整心態,設法減災,與病毒共存。

指揮中心認為台灣尚未進入社區感染階段,沒有採納蘇益仁意見,仍維持嚴格防堵。但劉紹華分析其目的可能至少有二:一是為展現台灣的防疫實力,明顯與中國不同,可能有利於台灣加入WHO。二是民眾可能因害怕而配合,有利政府施政,「但台灣不可能沒有社區感染,最後火一定會燒進來。」

 
回顧宣布姜勝男為感染源當天,媒體曾問是否將他列入確診病例?專家會議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表示不會:「PCR檢驗陰性代表已經沒有病毒,血清檢驗只是回溯、是過去式,對防疫沒有很大差別。」

無礙防疫,卻耗費氣力驗抗體,何建輝直言:「為了安撫大眾。」時值行政院長蘇貞昌公布口罩限買政策與增產計畫。何建輝認為「指揮中心不可能宣傳『你不需要天天戴,又告訴大家『你可能走在路上被感染』。」除了安內,指揮中心也以姜勝男是感染源的結果,向美國要求改正「社區感染」的標籤。
 
221日,行政院長蘇貞昌於立法院報告時指出,透過主動回溯找到白牌司機及其他感染者,擴大監測,已有效防範社區感染。加上口罩量能提升、價格平穩,「原本美國醫療專家評估台灣會是世界第二慘的國家,但台灣仍能守住第一關……防疫表現良好,使台灣受到國際社會聲援,包含美、日、加等國家,都給予台灣爭取參與 WHO 的正當性的支持。」
 
蘇貞昌強調這是台灣社會團結一心的結果。但團結一心的基礎,「一部分是基於反中。」劉紹華指出,近年習近平行徑誇張,引發反彈。台灣反中力量由三一八反服貿運動開始累積,至香港反送中運動達到高峰,「而武漢肺炎是史無前例的疫病規模,全球化時代下,更加會以國界區分。」
 
武漢肺炎之始,中國反應輕慢,疫情擴張後,世界各國大規模撤僑、對中封關,台灣也在這波境外封鎖遭波及。於此同時,全球各地發生歧視亞裔行為,凡此種種,都使台灣社會重新思考「身份」問題。「台灣就搭著這風向展現公衛效率。」然效率卻建基在懸於一線的公衛環境。
 
321日晚間近7點,何建輝疲倦匆忙地走入約訪地點。他說醫師普遍一個月至少值810班,「值班的概念是:早上7點報到、下午5點下班後到隔天早上為值班時間。值班後還得上一完整的班,總計約32小時。」而8班是寬裕狀況,因醫師未納入勞基法,「醫院就算排20班也不違法。」
 
時值政府強調全力防堵境外,醫師除每日看診業務,還必須輪班負責武漢肺炎專責病房與篩檢站。為避免院內感染,護理師、傳送人員都要額外調,獨立出的人力,嚴重擠壓常規醫療。何建輝嘆,身體過勞僅是其一,「最重要是心理壓力大。」一月底他被要求負責專責病房,「但大家還沒掌握疾病怎麼傳播、致死率、臨床跟影像學表現為何,甚至不知潛伏期多長。因為家有新生兒,那週我都不敢回家。」
 
根據國衛院醫師林煜軒統計,疫情爆發以來,林口長庚、台北榮總與中山醫學大學等醫學中心的醫師工時嚴重暴增。以台北榮總為例,光127日至22日,住院醫師平均超時50小時。儘管後期政府呼籲民眾減少不必要的常規醫療,各大醫院3月以來的工時平均仍超時至少19小時。  
 
成大公衛系特聘教授陳美霞感嘆,公衛體系不是只有醫療,「預防部門也非常重要。」但環境衛生或防疫因不易商品化,不若醫療部門符合資本邏輯,社會長期輕預防、重醫療,導致傳染病爆發時,醫療量能很容易過載。


根據指揮中心防疫政策,不論輕重症,一旦確診,都要於醫院隔離。其時中國疫情惡化,滯留武漢台商紛紛請願以散客模式回台。醫護人員擔憂醫療量能不足,發起拒絕台商無限制啟動包機回台訴求。
指揮中心回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便是限制依據。但李東穎認為,此條文是概括性的授權,非緊急、臨時措施不宜使用。
 
 
又如初期因為利己主義,口罩廠商配合增產政策,瞬間被國有化、公有化,「現在部分口罩卻被用於外交。」劉紹華說她不是否定外交,「但當初基於利己原則才將民間自由財公有化,現在轉為利他原則,這個機制是需要討論的。」
  
呼籲思考防疫過程涉及侵害權利問題的聲音皆被忽略。尤其觸及與中國相關者,呼籲者甚至遭網軍出征。陳美霞分析,「這是防疫的全民行動所促成的共同體,但也導致執政者的意識形態在科學防疫過程中展現出來。」
 
 
2020318日,新增23起確診案例,確診數字來到100,多因境外旅遊移入。319日,指揮中心提升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地旅遊疫情至「第三級」。自此幾乎每日都有兩位數確診個案。

相對於國外開始大量篩檢找出任何可能感染者,台灣仍維持低篩檢量,且強調本土案例少。當天,中時記者於記者會質問「為何不大量篩檢、是否營造無社區傳播的『假象』」,會後遭到肉搜。
 
「該媒體的提問或許有惡意,卻是重要的。」劉紹華說,台灣已有社區感染個案,加上檢疫量低,難保沒有疏漏,「且台灣既不大量篩檢,亦不實施嚴格隔離政策,不上不下的狀況,恐怕會出問題。」
事實上,本地個案是否真如指揮中心所言「那麼少」,實有商榷餘地。若回溯白牌司機案例,其確診後隔天,司機的外甥女婿也確診。媒體曾質疑,兩人發病日僅差一天,是否代表有其他社區感染源。張上淳僅說,「潛伏期僅適用多數個案,偶爾還是會有例外。」仍認定傳染途徑為「姜勝男白牌司機外甥女婿」。
 
但以此原則比對案44例自菲律賓返後確診的男子就有矛盾。案44例與友於228日到33日造訪菲國友人,32日出現症狀。菲律賓衛生部長杜克質疑,就潛伏期來說,大部分病例要67天才會發病,案444天就發病,應是在台感染。指揮中心卻以「兩人互傳要發病平均需間隔4天,案44與友人僅間隔1天機率太低」反駁,強調此案是境外移入。
 
又如案88,最初公布其發病日為214日,當日個案正要出國。指揮中心後來改口其發病日為36日,將案88判定為境外感染。問為何更改?指揮中心表示「214日僅有咳嗽,36日才發燒」。追問「咳嗽也是症狀,其餘個案是否也以發燒為基準」?指揮中心僅答「個案判定」,便不再回應「判定原則」。
 
根據國衛院統計,確診病人發病後到確定驗出陰性,中位數是19.5天。121日發病後還跑去舞廳的高雄台商,目前仍因病毒量高隔離於負壓病房。330日也爆出一名曾多次就診卻遲至一個月後才被確診的個案。一位醫藥記者觀察:「這顯示我們對病毒的掌握仍不全面,指揮中心卻輕忽檢視不明感染源背後的危機,為了要證明個案全是境外移入,選擇性使用科學解釋。」


「不過政府口頭雖不承認社區傳播,其實已在做類似調查。」何建輝說,因太輕忽歐美疫情,確診人數不斷攀升。目前篩檢規範持續放寬,正因34號到315號從歐洲回來的民眾僅需自主管理,「但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人在哪裡。」
 
社區感染若爆發,首當其衝即是醫療。指揮中心現已廣設社區檢疫站,提供未來就診民眾分流,避免衝擊收治重症的醫院。但劉紹華曾問其中一家檢疫所,該院所拒絕參加,「日前有某診所因有確診案例到那看診,生意就一落千丈。可以規定公立醫院做,但怎麼強迫私立?」
而現階段疫調是「以病為中心」,進到社區傳播階段,得「以人為中心」,鼓勵全民記錄並坦承自己的狀態。屆時除需醫療分流,還得安撫周圍住戶,進行衛教與風險溝通的工作。陳美霞指出,「指揮中心雖已提出分流指引,但太制度化,應該落實到最基層,串連衛生所與里長這兩個最能掌握社區狀態的單位,建立起社區防疫網。」

陳美霞感嘆,防堵策略使民眾對防疫過於機械性地了解,「認為一定會得肺炎,有肺炎就會肺部纖維化、無法治療。我們沒有把病毒放在情境裡去認識,以至於過度恐慌。」而恐慌或身份標籤為前提的防堵,容易產生歧視、排擠,恐怕導致更多隱匿。


社區傳播危機步步逼近,醫護人員壓力愈發沉重。台大醫院醫師羅自強(化名)透露,3月初有同事從北海道出差回來,「沒有居家檢疫,照樣上刀」;又如有同事發燒,向主管請假,主管卻反問:「你覺得症狀符合嗎?如果可以要不要繼續上班?」該名同事仍去篩檢,結果沒出爐前照樣上班。結果是陰性,但仍持續發燒,「搞得大家很害怕。而台大並非特例,因為醫護人力嚴重不足。」
   
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秘書長陳亮甫直言,防疫政策建立在科學統計與政治經濟效應的評估上,不做普篩是權衡得失後的決定,「我們做的是對的嗎?好像只能猜猜看,然後盡人事聽天命,看藥物和疫苗會不會早點問世。」
 
目前不明感染源愈來愈多,醫院的肺炎專責病房不斷追加開設,若接下來幾週人數暴增,就會有一定比例重症者出現,「但現在的兩百多例很少重症,到時候這套照護制度能不能好好玩不知道。我們有流程,但實際操作起來會怎樣?大家只是在猜。」問陳亮甫擔心醫療崩潰嗎?他無奈地答:「崩潰也只能接受。」
  
「我們一直畫紅線,但到底準備了什麼?恐懼是兩面刃。台灣社會已經緊繃太久,如果破功,到最後信心反而會消失。」劉紹華問:會不會有天事後諸葛,發現我們爭取的時間,只是讓我們多了一段恐懼期?
 
331日,指揮中心強制民眾從41日起搭乘任何大眾運輸都要戴口罩、室外的社交距離至少1公尺,室內至少1.5公尺。這些策略新加坡早已做過,仍無能抑制疫情——43日,防疫模範新加坡,已開始為期一個月的全國停課、遠距上班。
 
而清明假期,相信仍無社區傳播的民眾擠爆台灣各觀光景點。指揮中心連忙發布警報呼籲勿前往,卻木已成舟。
 
我想起搭計程車往中部尋找姜勝男那天。幾經拜託,終於與他通上電話。電話裡姜勝男聲音憨厚,說不想受訪。但問是否委屈、怎麼看老父因他受罰的事?他沉默一陣後答:
 
「他們已經結案,再講也沒有用。我本來就從事游泳,現在也一直持續,所以我有咳嗽。以我的看法,政府已經做的,不管對錯,已經有決策的判斷,就不要後悔。現在疫情一直往上,他們要想辦法解決。」
 
沒有更多話語了。
再怎麼追問,姜勝男只重複這樣一段同樣的話。

《還有一些樹》:鐘乳洞穴如此溼滑,必須小心翼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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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這篇文章時,正為新冠肺炎焦頭爛額。非因疫情本身的快速變化帶來的恐懼,而是台灣於防疫過程中,顯現出的意識形態——我們以民族主義式的方式對抗疫病,種族帶來的歧視與侵權問題浮現。但問題從來不在種族,政治鬥爭才是核心。科學原則、社會氛圍、醫療量能作為工具,人在裡被噤聲與撕裂,爾後埋伏下可能崩潰的炸彈。如何梳理成為艱困的難題。而這議題本身所欲投射的其實更為廣遠,它所牽涉的是對家國的想像、認同的底蘊乃至於利益分配的模式。
 
相較於我的困頓,同樣討論「種族」問題的廖克發顯得舉重若輕。他以疑惑一九六九年信件上總註記「不要散播謠言」為出發,觸碰迄今在馬來西亞仍備受爭議的五一三事件。比起前作《不即不離》,《還有一些樹》的剪接與敘事技巧更顯成熟。
 
《不即不離》或因涉及家庭生命經歷,敘事者的聲音隨故事中的人而起伏、富有感情,缺點是觀點較無法集中,但能使人真切感受到歷史下人因選擇所產生的痛。《還有一些樹》裡的廖克發顯然較為抽離,雖理性,但畫面的適時留白,使象徵的影像產生自己的溫柔聲音;結構上層次明顯,起承轉合的節奏流暢。比起前作,廖克發有了長足的進步。
 
然觀看時一直疑惑,影片開宗明義直指要討論被視為馬╱華爭議的五一三事件,為什麼選擇原住民作為貫串紀錄片的支撐?
 
這個問題廖克發曾在許多訪問中做出回應:
 
「那時候並沒有真的想拍五一三事件。對我來說,馬來西亞的三個民族(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很多時候像是活在三個各自的國家裡。我自己覺得我在馬來西亞長大,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種族偏見,無論是教育或環境造成。作為一個創作者,我要怎麼看待馬來西亞的種族問題?」
 
而當他開始拍攝五一三事件時,進一步發現任何一個族群都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
 
「可是從來沒有人把眼光拿去看一看原住民。」1800年,開展了馬來半島的原住民奴役史,馬來統治者參與壓迫原住民的歷史無法被埋沒,華人對原住民的剝削亦是。「中國女性可以下南洋是很後期的事,只有(男性)苦力可以出來。」原住民女性成了替代品,從部落中被擄拐販賣給華人。「今天我身為華人,如果活在馬來西亞,從來沒有對原住民表示過關心,其實並沒有理由去要求馬來族群,我們都沒有做到那件事情(平等對待)。這是一件很階級性的事。所以我要問我自己是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如果是,我有沒有做任何的努力,試著踏過這一步,去認識不同的族群?」
 
換句話說,廖克發嘗試以迂迴的方式討論種族。以認識做為動機,去述說這塊土地上最原先的居住者沙蓋如何被欺凌。廖克發帶出的沙蓋樣貌是溫軟且悲涼的。那使沙蓋成為純潔且無辜(因奴隸戰爭成為被獵殺的對象)的象徵:他們被獵捕、歧視、當作奴隸;年輕人被屠殺、婦女被強暴、小孩被「馬來人」收養因而同化而不知道「自己是誰」。
 
廖克發在這些述說後穿插英殖民者拍攝的舊紀錄片(實際上是偽紀錄片),以此暗喻虛構,亦反指證成「現時我所拍攝的為真」。使得原住民於鏡頭下說的:「當初建國也有華人,為何馬來人的權益獨高?」更為有力量。
 
之後在五一三事件的鋪陳裡,廖克發以多元卻言簡意賅地訪談堆疊出他對五一三事件的認識與詮釋。廖克發不鎖定特別的加害╱被害者立場,或說,加害與被害同時存在於前述所提的殖民遺緒。接著讓場景回到原住民,使前後人物與他的思考呼應,以召喚眾人:必須記憶,或此可能通往和解。
 
「記憶」幾乎是討論政治創傷時永恆重現的命題。因優勢的權力那方總試圖透過「禁忌」的方式淡忘或抹殺。因此廖克發運用地景時空的重疊,與仍存活的,見證的樹群的畫面來詮釋創作核心,益發顯得動人。
 
只是,這樣易讀、動人且幾近完整的架構,仍未回答我的疑問。
 
廖克發在片中提出:「這多元的種族,應該被有系統地放入種族的界線中。大英帝國與馬來皇室維持友好關係,承諾了馬來種族的特權與土地,其他種族則要被放在特定的階級內,華人與印度人『必須知道他們自己的位置』。」這可視為廖克發對馬來西亞種族問題的觀點,意即根源出於馬來西亞政府承襲著英殖民的分治系統所導致。
 
然而,英殖民前的馬來半島本就因其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而有不同文化實作和宗教信仰的群體,並非現今指稱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這麼簡單。例如,英殖民前的「華人」往往以原鄉地域╱方言群來區別彼此,並沒有統一的華人認同;而「馬來人」則泛稱說馬來語、吃馬來食物、遵從馬來傳統習俗和蘇丹政治系統的人群,這群人的「馬來性」(malayness)並非基於某種天生繼承的種族劃分,卻更近似一種可以後天習得的文化能力。 
 
因而,英殖民下的馬來亞實際上是將馬來半島上許多不同蘇丹政治影響範圍下的不同群體全部劃入同一殖民治理體系。在這塊土地上因各自文化背景、生存利益流動的人們,原本就有一些族群互動、合作和衝突的獨特歷史經驗。在這個獨特歷史經驗上,英殖民政府基於當時「種族科學」的知識和搾取經濟利益的意圖,在馬來亞施行「各安其位」、「分而治之」的統治術,建構出並穩固化後來現代民族國家沿用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等族群類別。

影片推展時,電視新聞播報「森林銳減,大象出走緩步高速國道,國道車禍,大象陳屍路肩」的消息於我來說其實才是刺點——這跳脫人之死亡的意象,點出了界限的荒謬。人一直存在鬥爭裡。「我群」與「他群」,僅是不同政治鬥爭行動裡必然產出的工具。

回到五一三。事件背景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二戰期間,日本曾於馬來半島有短暫的殖民歷史,而抗日、反英的馬來亞共產黨亦在此推展其政治主張,與馬來政治菁英的國族主義產生政治路線的認同差異和競合。獨立之後,馬來西亞政黨政治仍然充斥對於政治經濟權力在各族之間應該如何分配的不同看法。雖然1969年大選和各族對於該次選舉結果的反應通常被認為是五一三事件的直接導火線,五一三事實上反映了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後殖民國家更深層、更難解的困境。
 
殖民遺緒當然可以視為五一三事件衝突的遠因之一,衝突的癥結卻是華人與馬來人的利益糾葛。然在廖克發的影像裡,關於利益衝突的部分被淡化了。
 
廖克發後來受訪時一再強調,其對族群的認識包含了華人對原住民的剝削。但華人之於剝削原住民的討論,或說認識,在片中幾乎付之闕如。印象裡,僅有殖民者拍攝的紀錄片裡輕輕地帶過一句。
 
換言之,廖克發拍攝的初心,是叩問「族群」以外是否可能?但「族群」已早早被預設在終點,作為導演指認衝突的唯一路徑與紀錄片中敘事者的依託;實際上,殖民、階級與種族三者間並非直往向下的單行道——馬來西亞的階級鬥爭、種族衝突和國家形成,應被視為一個相互聯繫的辯證過程。
 
於是舉重若輕裡我有猶疑。這以原住民作為紀錄片推展的基礎總讓我想起台灣訴求主體性的主流手段:我們必須恢復原住民的權益、打倒外來殖民政權——這種以更弱勢的他者來主張自己的政治權利,而有意圖地隱匿本身的話語權已與其所提倡打倒的政權所立下的遊戲規則緊密結合,使族群身份在涉及自身利益下,依舊隨著「我群」、「他群」的重複強調,而落入政治動員所用。
 
片尾廖克發讓原住民帶領觀眾進到鐘乳石洞,說「請原諒我帶了陌生人來,他們想學習╱知道我們的歷史。」然後幕暗,鋸聲響起。
 
廖克發所欲指向的僅只是提醒記憶之珍貴嗎?抑或有更多的玄外之音隱而未說?我沒有答案。或許廖克發有,或許可能還沒有。鐘乳洞穴如此溼滑,必須小心翼翼地走。



把他關起來,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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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鍾以涵

清晨驅車前往台南看守所,大雨滂沱。或受疫情影響,來探望的人少了。接見大廳未亮全燈,潮濕而灰暗。坐在椅子靜候。耳邊傳來一陣細微、間歇性且持續不斷的嗶嗶聲。抬頭見一位中年婦女欲送會客菜。她帶了蔬菜魚肉乃至水果,用透明塑膠袋各分裝成一小包,於磅秤秤重。

中邪刺警 被當狡詐偽裝

限重是兩公斤,但她帶得那麼多,拿出一些,又放回一些。反覆又反覆,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她忍受刺耳,卻始終沒在兩公斤內維持想像的均衡。

均衡那麼難。十四窗口內的鄭再由穿著陳舊汗衫,頭冒白髮,面有風霜。眼神並不可怖,是路上尋常可見的中年男子,而無刑警口中罪大惡極者常有的「下三白眼」面相。但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他在北上的火車,刺殺一位年僅二十五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

鈴聲響,他舉起電話,聲音溫和。問是否知道我的來意?「律師有說。」提及往事,皆能清楚傳達,只是遲緩。問及為何於火車上刺警?「我中邪了。」鄭再由說:「我很無辜。他們一直在弄整人遊戲,要殺我。」

見鄭再由前一天,這起案件於台南高等法院進行二審,鄭再由亦說「我中邪」。自一審審理起,「中邪」是他對自己行為的一貫理解與說法。但無辜那麼刺耳,當由殺人者口中說出,中邪對被害者即是藉口、是狡詐的佯裝。

「可是我沒有針對警察。」會客窗內,鄭再由雙眼快速眨閃,急切覆述:「有人要殺我。但沒人幫我。我只是被嚇到,我也對他很抱歉。」

李承翰被害當天早晨,鄭再由慌慌張張前往警局報案。他告知警察自己有筆三百萬保險金將到期,而有三位朋友想謀害他。由於他情緒激動、語無倫次,警察通知家屬來接。女兒鄭欣如(化名)勸他回家,「但爸爸不肯,一直說遇到事情要處理。想帶他看醫生,他說他沒病。」鄭欣如不知如何是好,求助警察,「警察也只是叫我帶他去醫院。」

僵持不下,她騎車尾隨鄭再由,卻因車潮而走散。鄭欣如回家等候,渾然不知父親接著去了社會局、去保險公司解約,甚至去了議員服務處求助。

鄭再由所到之處接觸的人都覺得「他很怪」。但沒人理會他不斷重述的「有人要害我」。儘管解了約,他仍相當不安,至小北百貨買了兩把刀綁在腳踝防身,並再次去警局報案。這一次,員警仍只是安撫他,就請他離開。

於是他想著北上,欲找媒體開記者會揭穿有人要謀害他的計畫。為了躲避想害他的人,鄭再由買了車至新營的票,先搭至左營,才換乘北上一五二車次列車往台北。途中遇列車長傅至宏查票,但他認為「他是在查我的人不是查票」。

鄭再由的說法和媒體報導大相徑庭,社會大眾認定他因逃票而殺人。但鄭再由說:「我上自強號,在第四或第五車廂,突然發現有一個人在前面監控我行蹤,我立刻跑到後面的車廂,結果列車長拿手機尋找我。」於是當李承翰要求他下車,他認為自己下車一定會被弄死。「我行蹤已經被監控,而警察被人家利用去做非法的事,所以我才用刀刺他。」

精神鑑定 輿論質疑專業

鄭再由無意殺死警察。但李承翰死了。筆錄裡他能問答,行動有邏輯,檢察官以鄭再由妨礙公務並蓄意殺人起訴他。由於此案為重大刑案,法官裁定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協助進行精神鑑定。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鑑定報告內容、勘驗各項證據,法官最後認定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刺警當下缺乏辨識與控制能力,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判處無罪;但病識感不佳,為社會安全考量,需施以監護五年。

根據現行刑法第八十七條,監護期間最長即五年。殺警案一審判決,是法官權衡精神障礙者的人權與社會安全所做出的決定。但判決出爐,輿論譁然。行政院長蘇貞昌表達「錯愕、失望」,總統蔡英文則支持檢方繼續追究鄭再由的刑事責任。獲政治支持,檢方火速於十小時內提起上訴,並開啟抨擊精神鑑定專業的戰場。



五月二十五日,台南高等法院審理此案。檢察官林志峯認為鄭再由事發前還能正常工作、筆錄時有邏輯思考能力,判處無罪太離譜,質疑精神鑑定有缺失、讓罪犯裝病逃逸,請求重新鑑定。

辯護律師陳偉仁反駁,鄭再由雖會用手機、買票、買刀,看來與常人無異,但他談論的事情於現實並不存在。法官勘驗殺警時車上乘客錄下的影片,李承翰明明身著警服站在鄭再由面前,鄭再由卻說:

「誰要下去!你現在共恁爸叫警察,沒政府」、「你共他們講一句,恁爸欲予死!」明顯是跟不存在的對象說話,法官因此判斷鄭再由是因受外在行為刺激,導致他處於急性發病的妄想狀態。

陳偉仁指出,過往精神障礙者犯罪,要決定是否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向來是很大挑戰,「但這次有客觀證據,所以一審才敢這樣判。」此外鄭再由智商僅七十六,「這年紀的智能退化多是受到長期疾病影響,醫生是據此判斷他思覺失調症的嚴重程度,及如何影響他的判斷力。」

長年參與司法精神鑑定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醫師王俸鋼嚴肅表示:「裝病很困難。病的樣態是大腦神經退化的結果,無法用意識偽裝。就算是熟悉精神病樣態的精神科醫師去偽裝,也無法長時間不露出馬腳。」而鄭再由的鑑定報告並非僅靠單次會談與事發影片就作成。根據奇美醫院病歷顯示,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至少十年,自二〇一一年起,即擔心自己會被毒死、二〇一五年時,更開始出現有人跟蹤他的妄想。

「我們不敢奢求被害人原諒或放下。」陳偉仁說,「但鄭再由真的不是裝病。」鄭再由的親戚則說:「阮知影社會大眾攏叫是伊假痟。但是伊做人條直,毋捌虧欠別人,伊是結婚以後壓力大,遮會變成可憐人。」


家庭問題 累積身心壓力

鄭再由家族原在嘉義務農,家中兄弟姊妹共六人。一九六〇年代,台灣農村面臨工業社會的吸附,勞動力短缺、農收低落,鄭父在一九七一年左右,舉家遷移到台南。

來台南,落腳安南區海佃路。編售竹籠給醬油廠、果菜市場等攤販,僅能勉力維生。六個兄弟姊妹中,僅二姐讀到大學。長兄與大姐都是小學畢業,扣除早逝的三哥,二哥與小弟鄭再由,讀完高職後都不再升學、外出攢錢。

鄭再由畢業後從事機械配電。那是一九八〇年代,工業蓬勃發展,鄭再由薪水不錯,立業了,母親想他成家。「但鄭再由頇顢講話,足恬靜,毋捌交過女朋友。伊母就透過媒人,介紹蹛佇隔壁巷的詹素華(化名)予鄭再由熟似。」鄭家親戚說。

詹素華是詹家么女。自台南女中畢業後,考上淡江大學。畢業後返鄉,曾在診所服務,也擔任過補習班老師,後替經營化妝品事業的哥哥工作。兩人相親,詹素華見鄭再由身材挺拔,相貌端正,又有車有房,雖兩人學歷並不相當,仍決定與他交往。

一九九七年,兩人結婚,隔年生下長女鄭欣如,再隔年,生下二女兒鄭萱萱(化名)。鄭再由想像生活正要順風順水,現實挑戰卻接踵而來。

「婚後我太太不要和我媽同住。」鄭再由說。但他認為詹素華無需料理三餐,鄭母和他們分住不同樓層;加上鄭父與二哥皆早逝,長兄好賭六合彩、二哥在外地工作,兩位姊姊則出嫁,孝順的鄭再由捨不下母親一人,一直沒有答應詹素華的要求。

鄭家親戚透露,婚後的詹素華陰陽怪氣:「毋知影不滿鄭母啥,一直棄嫌伊。鄭母半暝去便所,詹素華會站佇樓梯口假鬼共嚇驚。」鄭欣如和妹妹的記憶裡,也盡是母親對奶奶的排斥,「阿嬤對我們很好,但媽媽要我們不要理阿嬤。」

後來鄭欣如才知道,好賭六合彩的大伯,賭輸了,四處借錢,一次曾到家中要錢,詹素華拒絕,被狠狠甩了一巴掌。「我們不知道阿嬤當時有沒有維護媽媽。問她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才不理阿嬤,她說不想談。」 

鄭萱萱幼稚園左右,鄭母過世,鄭再由與詹素華為遷出與否的爭執就此落幕,但好景不長,詹素華大哥的化妝品工廠貨品出了問題,周轉不靈。其二哥只是模具工人,詹素華也沒有多餘存款,只能眼看大哥生意倒閉,一家人無家可歸。

不幸持續蔓延。一九九〇年起,台灣中小型企業為降低成本陸續外移,撐不下的工廠則直接倒閉,鄭再由也受這波外移潮衝擊而失業。但他有專長,看好產業升級,仍須配電技術,他決定與朋友合夥開公司,拿與哥哥共有的房子抵押,豈料朋友捲款潛逃。由於房子仍有大筆房貸待繳,鄭再由繳納不出,房子最後全歸於嫂子名下。

是噩夢的重複。詹素華與鄭再由大吵一架,甚至大打出手。隔日,詹素華送鄭萱萱到幼兒園前,發現忘了帶鑰匙。由於平日不鎖二樓的窗,詹素華便踏著車蓋躍上遮雨棚想爬上二樓,入門取鑰匙。不料踩空、跌落,人倒於血泊之中。

自我否定 負債雪上加霜

追溯往事對鄭欣如而言並不容易。訪談時她幾乎不正眼看人、畏陰暗,總側身把自己縮起來。「從小就自卑,因為我斜視,而且家裡很窮,一直沒什麼朋友。」自父親殺人,她和母親與妹妹搬離賃居處、寄居舅舅家。寄人籬下,她盡量活得透明,避免成為負擔,因詹素華情緒崩潰,幾乎不吃不喝,被強迫住院至今,體重只剩三十三公斤。

住院是鄭欣如對母親最鮮明的記憶。當年詹素華從遮雨棚跌落後在醫院休養一個月,她與妹妹被送到外婆家照顧,鄭再由則到一家工廠從頭做起。但詹素華出院後,生活的風暴才要開始。

「媽媽當時傷到頭跟兩節脊椎,結果醫生手術失誤,傷到另外兩節脊椎,造成她小腿萎縮。」於是詹素華穿著紅衣,帶著對醫生的恨意到鄰近的飯店割腕。詹素華沒死成,但她一試再試。第二次,她將自己關在車裡燒炭,被鄰居發現,再度搶救回來。


詹素華確診重度躁鬱。詹家人怪罪鄭再由「把好好一個女兒搞成這樣」。實際上,他很努力善待妻女。鄭欣如說,盡管日子難過,鄭再由仍盡可能帶她們外出,「最常去虎頭埤。但入園要門票,我們沒什麼錢,所以爸爸會叫媽媽躲在後車廂,這樣只要買一張成人票。」

卑微的畫面,卻是鄭欣如記憶中唯一接近快樂的事。妻女的委屈讓鄭再由深深內疚,怪罪自己若沒失敗,就不會和妻子爭吵、導致她失足受傷。而兩個女兒年紀尚小,仍待哺育,自責、對自我的否定與育兒壓力,使鄭再由渴望翻身。

「爸爸後來跟媽媽借二十萬去投資期貨,結果遇到金融風暴,全賠光。」那是二〇一一年,全球經濟因歐美債信危機、高失業率、中東政局不安面臨重大挑戰,鄭再由對外在經濟局勢缺乏準確判斷,這次失足,使詹素華的積蓄一毛不剩,甚至背負上百萬的債。

當晚,鄭再由與詹素華大吵後沒有回家。年紀尚小的鄭欣如不知爸爸去哪了。「爸爸這次出事,才知道那次他也是坐火車跑去台北。」

台北,政治經濟重鎮所在。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前,每日都有舉著白布條者上訪控訴社會不公。鄭再由感到自己的命運也需要被聆聽,朝著一切平等正義得以實現的象徵前進,卻在那裡迷途。



思覺失調 妻女接連罹病

鄭再由的姻親高政雄(化名)說:「那次他躲在台北車站三天三夜,沒吃飯也沒洗澡,說要躲壞人、有人要害他。」是高政雄去尋他,將鄭再由騙回台南並帶至奇美醫院就診,也是此時,確認鄭再由因內外交迫壓力,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醫療介入,稍稍控制了鄭再由的病情,但進步緩慢。面對債務,鄭再由一邊當大夜保全、一邊接配電工作。「我真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沒休息,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然思覺失調症會影響患者反應,鄭再由的工作能力因病起伏,還款能力並不佳。

他曾想過跟地下錢莊借貸,幸好理智讓他放棄,不過鄭再由仍辦了銀行推出的各種現金卡,以卡養債。儘管政府在二〇〇八年就通過債務協商機制,鄭再由對這些協助政策卻一無所知。

日子愈來愈難,有時鄭再由一家四口只吃一罐魚罐頭配白飯。他和詹素華決定離婚,讓兩個女兒跟著沒有工作能力的詹素華以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減免學費;但貧賤夫妻百事哀,升上高職的鄭欣如遇上同學霸凌,向學校師長求援無門,也誘發憂鬱。

「媽媽只要發病,就罵我畜生、說怎會生我這種女兒、要把我殺死……。」鄭欣如說,母親開始會拿棒棍打她,還說「爸母拍囝,天公地道」。也是如此,鄭再由又和她們重新一起生活,「我太太這樣,我要照顧她。」

一起生活,沒有消弭詹素華母女的衝突。「一次我媽抓狂拿菜刀要砍我,我趕快衝進房間鎖起來,門被她砍得都是刀痕……」又一次,母女爭吵,鄭欣如不小心撞到詹素華,導致她二度傷到脊椎,開刀植入鋼釘,生活能力變得更差,不堪病痛,選擇跳海自殺。

詹素華依舊沒死成,住進精神病院一個月。只是出院後她又再度燒炭,被放學回家的鄭欣如目睹。接連自殺、家中有兩名以上確診精神疾病的鄭再由一家,始終沒有得到衛生局或社會局的積極協助。鄭再由只能憑靠己力安撫詹素華。而此時,他會變成出氣筒,不斷被問:「什麼時候你會拿錢回來?」最後,為了省下區區幾百塊掛號費,鄭再由於事發前兩年漸漸不再回診,最終迎來他生命最大一次滑坡。

二〇一八年初,鄭再由和以前工廠的同事詹仔重逢。詹仔看鄭再由保全收入僅約兩萬,勸他和自己合作:他進機器維修,配電部分交由鄭再由負責,「少說也有七、八萬收入」。於是鄭再由辭去保全,全心投入他熟悉的配電一途。

兩人的合作方式偏向外包性質。鄭再由得先自行支付維修與配電的材料費用,待詹仔將機器還給客戶後才能取款。但鄭再由經常無法回收款項,使他積欠材料行費用,讓他不得不跟鄭欣如調用繳學費的錢。

妄想恐懼 對接現實委屈

根據筆錄記載,詹仔主張他沒有拖欠鄭再由帳款。詹仔私下卻跑去找鄭欣如並給她一筆錢:「鄭再由在我這邊做的有兩萬八,還有一條三萬。但最刁難你爸的,是老陳。」

致電向詹仔求證,他一再掛電話。另位與鄭再由合作的白勝強(化名)告訴我們,老陳是詹仔的朋友,事發前進口一台價值上千萬的機器至詹仔那裡,請鄭再由配電。老陳欲收取佣金,詹仔不給,雙方爭執,導致鄭再由的配電費用遲遲沒有著落。此時,遇上鄭欣如向鄭再由索取學費,導致了他的崩潰。現實上虧欠他的人,成為鄭再由腦中「整人遊戲」的主謀。拖欠的帳款,則成為「謀財害命」的象徵。

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的復發與停止藥物治療高度相關。一般而言,停藥半年復發率為五十%;停藥一年復發率為八十%;停藥兩年復發率為九十%以上。犯案後,看守所提供鄭再由藥物服用近一年,他依然堅信有人要整他、毒害他、覬覦他的錢財。看守所的醫師判斷:鄭再由仍然病著。

妄想的恐懼與現實的委屈對接,形成在常人眼中也一貫無悖的邏輯。儘管鄭再由歷經奇美醫院長達十年的診斷、司法精神鑑定乃至看守所醫師的確診,檢察官仍堅信鄭再由的罪,不視他的病。是職責所在,卻讓李承翰的父母深信了鄭再由的「喬裝」。而社會則因警察喪命這個社會安全象徵的殞落,提出延長監護處分的修法建議。


延長監護 修法難補漏洞

法務部提議,未來若病犯監護屆滿,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可向法院聲請延長,每次延長時間三年,延到沒有再犯之虞為止。但這樣的措施,卻可能加重對精神疾患的污名,反使社會安全漏洞難以彌補。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曾發布一項研究,發現台灣憂鬱與焦慮症盛行率從一九九〇年的十一.五%提升為二〇一〇年的二十三.八%。儘管此項研究排除思覺失調等嚴重精神疾病,但嘉南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李俊宏提醒,思覺失調患者有一半比例也會有憂鬱症狀。

根據鄭泰安研究顯示,憂鬱盛行與台灣歷經快速經濟轉型,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導致就業市場萎縮,並因全球經濟衰退,就業市場持續低靡高度相關。顯見大環境因素會滲透至家庭,最後侵蝕個人。回顧近年重大精神障礙者殺人案件,不乏此脈絡下產生的悲劇。

王俸鋼認為,「目前修法風向,是把刑法第十九條中不能滿足應報思想的空缺,用刑法八十七條的修法來滿足。」但現代精神醫療以監禁形式幫助病人,至多三至六個月就能知道可幫助病患到什麼程度,超出醫療性症的監禁,「都是把精神病院當成監獄。社會的應報思想與犯罪預防,不應全部甩鍋到醫療。」

精神科醫師對修法的疑慮,是因精神病患的犯罪議題多為複雜因素交織,「有人性惡的地方,但也有先天智能發展問題或疾病因素,甚至社會不利因素如藥酒癮、社區同儕,家庭或貧困相關。」李俊宏強調,當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精神疾病,而不解決根源性問題,「延長再久也沒用。」

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指出,行政院說要建立社會安全網已逾兩年,實際資源卻付之闕如。「政府並未思考如何支持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廖福源舉例,就算非監護處分個案,無論就業或居家照護,資源的銜接都極其斷裂,「像出院病患若做居家治療,就不能做社區復健,因為健保的限制。」

「精神病人的輔具就是人。」廖福源強調,精神病患的穩定程度高度仰賴穩定關係的建立,但現有服務都以階段性任務作為結案標準,精神病患可能在好不容易適應一段關係後又要重頭來過,「尤其現在社工案量很重,以二〇一七年為例,平均面訪只有二.〇七次,但需要高度支持的人一週至少要能見一次。」

精神障礙關懷團體與精神科醫師原本希望殺警案能讓社會直面社會安全網漏洞。實際輿論的關注重點,卻隨著檢察官不斷主張精神鑑定有缺漏而陷於對立。 

二審準備程序中,林志峯主張「智商不足可以假裝」,且痛批鑑定報告團隊一共四人,僅花兩小時與鄭再由會談,加上鑑定醫師沈正哲是在速食店完成報告結論,「簡直速食完成,十分輕佻!」

法官陳珍如當庭曾表示:「醫師快速做完,是因法院催促;於速食店寫報告,是因重大矚目案件,他下班後到那裡加班。至於只花兩小時會談,是因被告被羈押。如檢方同意,法院可以讓被告花更多時間被鑑定。」林志峯的話語,仍被媒體摘錄、廣傳。

恨與報復 壓過理解修補

網路充斥「精神病要變成第一志願了嗎?」、「現在有精神疾病的就天下無敵了」、「以後黑道收打手都順便弄張精神病證明書好了」等言論,而許多政治人物也表態必須追究到底,「因為判決和人民『情感』相違背」。

「然而這類判決在嘉義過去也有。」王俸鋼說,二〇一四年,一李姓男子拿螺絲起子插進祖母雙眼狂攪,再用鐵鎚殺了祖母。二〇〇七年時,他也用鐵鎚殺了他爸爸。當時精神鑑定也是嘉義榮院,判斷此人有精神障礙。李男於精神病院強制住院五年,放出來兩年然後犯案,「這代表法官的判決多年來邏輯一致。」兩起案件的社會關注天壤之別,「是因大家對勇敢警察形象的投射。而當時死的,卻是無人聞問的老媽媽。」

精神障礙者犯罪問題就此被簡化為「裝病」的議題。民氣成為檢察官爭取徒刑的工具,相較於理解與修補,恨與報復成為這起案件的主旋律。而六月四日晚間,李承翰父親李增文傳出因胃病宿疾,大量出血不幸辭世消息。

李

家人認為,李增文是因無法接受鄭再由裝病卻獲無罪,鬱鬱寡歡所致。靈堂上,李增文九十二歲的母親拄著拐杖在旁人攙扶下,一步一步走到靈堂前,哭喊「我的心肝囝仔」。一年內兩度面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不堪情景,透過媒體傳播,更加強化社會「要鄭再由付出代價」的決心。蘇貞昌再次強調,要全力協助上訴。但將鄭再由關起來,是否還給李承翰正義?社會又能否更加安全?

「我去看鄭再由,看起來好多了。」鄭秀娟說,「他說自己在外面做牛做馬,裡面反而比較享受。每天有藥吃,如果忘了同學還會提醒他。」

而二〇二〇年二月,一名家住板橋的男子,因幻聽發作,徒手掐死自己八十歲的母親;二〇二〇年三月,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二十三歲男子與妻子口角後,殺死在路邊等待載姊姊回家的林姓無辜騎士;二〇二〇年五月,一精神不穩男子當著警察面取牛排館瓦斯桶,以打火機引燃縱火⋯⋯

「再重來一次,不會贊成他做警察了。」李增文生前曾這麼說。或許他是對的。儘管當一位保衛社會安全的警察,是李承翰自小的夢。


她燒了她的夢 一位醫學生的縱火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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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午夜,睏夢中的陳美秀(化名)突因悶熱驚醒。睡在身旁的丈夫劉國信隨之醒來,二人眼前所見,是煙霧。

「失火了!」陳美秀心頭一凜,從床上躍起,開門對睡在隔壁房間的兒子大喊「華!」接著衝進浴室將毛巾浸濕摀住口鼻。出浴室,看見冷氣機燈號在閃爍,擔心爆炸,她向前拔除插頭。同時間,劉國信也拖著肢體不便的身軀,往三樓大喊女兒的名字:「如!」 

劉國信尋找女兒劉小如(化名)之際,陳美秀先抓著兒子劉少華(化名)倉皇逃往陽台。後聽見丈夫高喊一聲「秀!」正想回頭,烈火濃霧已阻擋她的視線。南市消防局獲報後派遣二十三輛車、共五十三人前往灌救。消防員衝進火場,找到年五十六歲的陳美秀與二十五歲的劉少華,二人正惶然躲避猛烈火勢,雖意志清醒,劉少華已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陳美秀的雙側下肢及會陰則被燙傷,並有合併吸入性灼傷及左下肢腔室症候群等傷害,有截肢之虞。 

救護車將陳美秀與劉少華送往奇美醫院救治。幾分鐘後,五十四歲的劉國信被尋獲。消防人員將他帶出火場,劉國信因吸入過多濃煙,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窒息併高溫灼傷,引發燒燙傷併吸入性嗆傷,已無生命跡象。救護人員施以心肺復甦術、緊急將他送往成大醫院救治,最後仍不幸身亡。

當時,一度傳出劉小如受困火場消息,後發現劉小如並不在家。陳美秀以為這是不幸中的大幸。隔日,劉小如前往醫院探視受傷的母親與弟弟、至成大確認父親身份後前往警局作筆錄,卻被以縱火、殺害尊親屬的嫌疑人身份遭到收押。

無處不在的監視錄影器紀錄了火災發生前的經過:
 
二〇一九年五月的一個凌晨,劉小如持一白色透明方型塑膠桶外出,駕駛陳美秀的車,前往加油站購買十七多公升的九二無鉛汽油。返家附近停好車,劉小如手提裝汽油的塑膠桶進入家中。不久後,劉小如走出家門,住宅隨即起火。消防隊研判,起火點是住宅一樓客廳床墊,上有汽油潑灑痕跡,檢察官據此認定劉小如犯案,並聲稱她縱火離家後,意圖駕車逃逸。

這起縱火案本是一則佔據報紙不過二、三百字的地方消息。日後卻成為各家媒體爭相報導的素材。只因劉小如不符合一般大眾乃至統計研究中,多數縱火犯的形象——

劉小如是二十七歲外貌清秀的女性,從小到大都是資優生,犯案時甫自北部某醫學大學畢業。她外向活潑,是排球好手,也喜好旅遊,從社群媒體可見與同學互動良好,還在朋友準備艱困國考階段,送甜點、飲料慰問。劉小如未有前科、暴力行為記錄,也沒有酗酒、家暴、用藥紀錄乃至確診精神疾病。這樣的人,何以犯案?

「也許家人也是有緣深緣淺」、「紀念我們曾經為『家人』這個關係所投入的大量的、徒勞的,卻無悔的努力」、「這兩天出事以來謝謝大家的關心。我的感想是我竭誠並且由衷希望台灣人以各種非人殘酷的方式死去。我鄭重地保證以上言論發自我的自由意志,而且我發誓我會考上醫師執照並且成為一位優秀的醫生。」

媒體起底她在縱火後於臉書寫下的片段話語,將劉小如組合成一個屢次無法通過醫師國考、對家人忿恨進行報復的冷血女子。並將其似因落榜壓力大而做出的行為,歸咎於當時仍在加護病房、倖存的陳美秀的高壓管教。「但我們不是那樣的家庭,」陳美秀涕泣:「小如沒有多次落榜、我也不是虎媽,我的孩子,只是生病⋯⋯」

能開口談劉小如,已是案發一年後。遭縱火的屋子無法住人,陳美秀寄居弟弟家。我在門口按鈴,久久門才開啟。陳美秀雙腳著壓力衣、拄拐杖來接。她試著用輕鬆語氣招呼,神情緊張。良久後才承認:「我真的不太敢接觸媒體,不知道媒體會亂寫成什麼樣⋯⋯」

隨她入屋,光線昏暗,為方便出入,陳美秀住在一樓入口處左側空房。房間約三坪大,呈狹長狀。門後是床,床鄰著一張方桌,最遠處有廁所,其餘空間堆滿從火災現場匆促搬來的雜物。一箱一箱,上頭散落幾件她常穿的衣物、背包,這麼長時間以來,沒能收拾。我與她對坐方桌,床頭上有幾本友人贈送的書。「都是解除壓力、放鬆心情相關的,但一想到小如還在看守所,我一個字都看不下⋯⋯」

該從何說起?「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突然就走樣。」陳美秀出身南投農家,劉國信則是老兵之子。她於台中一處醫療機構擔任護理師時結識齒模師劉國信,兩人婚後住在台中,不久後懷了劉小如。

「小如出生,我先生很震撼。」劉國信小學三年級母親因病住院,在他五年級時辭世,之後父親另有家庭,國中畢業後半工半讀自力更生。或因如此,劉小如的降生像完足劉國信生命缺失的一角。劉小如出生後找保母不順,陳美秀工作得輪班,劉國信就趴在嬰兒床旁睡覺,「小如輕輕一個哼聲,他就立刻起來查看。」


一九九五年,二子劉少華出生,當時陳美秀弟弟欲至台南工作,娘家舉家遷移,陳美秀一家隨之買下台南永康的房子。此時陳美秀留職停薪,專心照料孩子,劉國信轉開復康巴士,經濟重擔在他一人身上,但他並不覺苦。「小如從小又乖又靈巧,繪畫本被弟弟破壞也不生氣。唯有一次,塗鴉本要繳回給老師,她才開口對我們說:『可不可以商量一下,把弟弟塞回肚子去,等他會畫畫再讓他出來?』」

童言童語掃蕩每日辛勞工作的疲憊。逐漸長大的女兒也出落得比他想像得更加聰明伶俐。「我先生有輕度小兒麻痺,小如會收集健康資訊,跟爸爸說要怎樣使力才不會傷害關節。所以我先生非常疼小如,怕她出嫁後就疼不到。小如也知道,從不跟父親頂嘴。」

劉小如從小成績優秀,國中畢業後沒有意外地進入台南女中就讀,在校允文允武,還曾參與化學奧林匹亞比賽。畢業前,劉小如擠入國家選訓營,取得保送台大化學化工相關科系的資格。

「她想保送化學系。但她高中做實驗曾打翻化學溶液、有灼傷,所以我私心希望她可以有一份穿著整齊、吹冷氣,不會受傷的職業。其次,我們家庭很普通,所以希望她有一份養得起自己的工作,縱然日後遇非良人,也不用仰人鼻息。」




同時間,同學也在討論、設定自己的考程,劉小如思考後告知陳美秀她決定考學測。成績出爐,劉小如面臨選科困惑。「感覺女醫生輕鬆又高薪,就建議她唸醫科。她當時有點猶豫,問我們『你們知道醫生以後要幹嘛?』但她也不知道化學系日後要幹嘛。她又問『如果當醫生很忙照顧不了你們怎麼辦?』我們只說,可以選小醫院,不見得去大醫院,況且若把照顧我們擺優先,那婚後怎麼辦?」



劉小如思考後,選填兩所醫學系,紛紛錄取。報到前,接到補習班來電,說若想重考,願意提供免費套房與補習費。「小如跟我討論,想嘗試,覺得可以給自己多一年探索的空間。重考後,成績可以上成大,但小如說這樣她就一直生活在台南,所以想北上。」陳美秀帶她入學,「她還要我介紹以前當護理師的同事朋友給她認識;那期間她還去考多益,我認為她的心態是健康跟輕鬆的。」

北上前幾年,劉小如每月固定返家一次,縱然日後因考試或球賽較少回家,「她回來第一件事仍是摟著爸爸的脖子問『你有沒有想我?』」劉小如出國旅行,回台也會帶禮物跟家人分享,跑到父母床上作勢要搶被子枕頭,和父母嬉鬧,「所以我們沒感覺她有異樣。」陳美秀說。

但劉小如其實變了,只是她苦苦壓抑,暗暗自傷。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台南地方法院召開準備庭,劉小如坐在律師旁,雙手從頭到尾緊握。土黃色運動衣穿在嬌小的她身上有點過大,劉小如一動不動,整個人像被染上埋葬的顏色。良久,她才抬頭,像看見弟弟劉少華,視線卻沒有焦點,很快地,又面無表情看回自己緊握的手。


法官依慣例告知劉小如的被告權利。她沉默。問劉小如生日、地址等資訊?沉默。「那麼縱火當晚是否曾與母親陳美秀爭執?」沉默。法官像對透明人演練開庭。律師代為回答,與檢察官一來一往,針對證據進行檢視。檢察官提示監視錄影器作證,畫面裡身影模糊。「是妳嗎劉小如?」法官又問,而劉小如依舊沉默。

第二次開庭,劉小如開口了。但她唯一說的話是否認自己犯罪。第三次開庭,她質問法官到底要將她關在看守所多久?甚至情緒失控地向檢方及其委任律師怒嗆「去死吧!這不是我做的!」甫出院的陳美秀看著劉小如的行為痛哭失聲,但她對母親的眼淚視而不見。

「低自制力」、「衝動」、「呈現社會隔離現象」,法庭上的劉小如盡現縱火犯的特質。陳美秀想不透,女兒貼心又謙和,為何突變為封閉又富攻擊性的人格?

「她醫學生生涯沒有很順利。」劉小如的球隊好友邱大為(化名)說,劉小如甫升上大學時與往常無異,但醫學系課業未能讓劉小如如過往一般得心應手。「大一到大四還好,到了大五,她開始變得封閉,也曾說過『當醫生這件事,沒有光芒。』」

不同於陳美秀對女兒抉擇的理解,劉小如曾向前男友許哲先(化名)透露,「覺得家人是可憐人,因為社會期望和價值觀而活在沉重框架中,也將這沉重一併投射在我身上。」

「台南在日本殖民時很早就發跡,文教區興盛、多醫生世家,台南社會普遍對醫生很尊敬,希望孩子成為醫生,這種氛圍讓她想逃脫。」許哲先轉述,二〇一六年,台南名醫之女、作家林奕含生病、自殺,外界普遍認為與權勢性侵有關,但劉小如認為,是台南這個環境獨有的社會期盼,「使個人不被看見、希望將每個人打造成一樣的模板」而導致。

「但要說她完全排斥醫科嗎?也不是。」邱大為說,劉小如對依循父母建議有反動,卻也許下當無國界醫師的心願。為了實現夢想,她和許哲先選擇不同地方實習,考量未來想像將愈趨愈遠,向許哲先提出分手。



旁人看來,與許哲先確定分手後的劉小如,初始並無太大異樣。二〇一五年九月,劉小如也順利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考。直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劉小如在胸腔科實習期間,開始有些反常。

蘇一豪(化名)是劉小如的學長,在她實習期間擔任臨床老師。他解釋,實習階段,每日約七點半要開晨會,八點半開始巡病房、看病歷、檢視病患狀況、和主治醫師討論治療方針與給藥內容。「劉小如經常晨會遲到,有時連查房都沒辦法到。問她怎麼了,說是手機沒開機。」

只是參與查房時,劉小如表現也未盡理想。「她會反應遲緩、或答錯問題,主治醫師對她評價不高。」又或護理師請她替病人換尿布、鼻胃管,她卻不接電話。後來,劉小如經常三更半夜還在醫院,有次凌晨五、六點還打電話給蘇一豪問該怎麼紀錄病人症狀?「我問她怎麼這麼晚還在醫院?她說她反應慢,要花較多時間處理。」

蘇一豪覺得不對勁,觀察並探問情況,但劉小如強裝無事。「她一直都這樣。」許哲先感嘆,劉小如「易感、不輕易展示脆弱、自我要求高」,但醫學系課業重,光不要被當就很辛苦,「醫學生普遍從小到大成績都不錯,表現突然不符期望值,對她來說壓力應該更大。」

社會大眾以為會讀書就能當醫生,但能否適應醫療現場,高度考驗個人特質。劉小如實習期間多次對母親表達「對治療無效的無力感」,比如在兒科病房看到一位罹患血癌、無法治療的幼童,「她說那小孩甚至吃了就吐,『而他們在哭的時候我什麼忙都幫不上。』」

壓力不僅於此。雖是實習,實則半腳踏入職場,「各類工作職場會有的問題,醫院也會有。」劉小如的同學于政民表示,醫院勞動條件已不如以往,二〇一一年成大醫院便曾發生實習醫生過勞死事件,「後來有規範實習醫生一天只能照顧多少病人,但現場還是很多漏洞。超額還是會發生,又或照護數量沒超過上限,但病人狀況棘手,照顧一個人等於別人顧十個。」

此外,醫護人員不僅執行治療,還要跟家屬溝通,「那是非臨床業務。比方殘障手冊怎麼寫,醫生不一定知道,家屬卻會問。現場面臨各種狀況,每天都疲於奔命。」于政民說,實習生的抗壓性常被無限上綱,「若表達壓力大,還會被問為何要走醫療這條路。」

蘇一豪便曾接過劉小如來電或訊息,說她害怕面對人、覺得自己不在乎病人家屬、自己發言會傷害別人、表現好卻一直被攻擊。有些內容則邏輯不通、語無倫次——

「我會講很多種語言。你的力量是拿命換的,我不要。」、「天才都很可怕。我不會講問句。不會表達。我不會讓別人影響我的未來。」、「我不要錢,我想要你活久一點。」起初蘇一豪耐著性子回覆,但劉小如有次在他沒接電話時跑到醫院堵他,讓他備感騷擾,開始迴避。直到有次收到劉小如傳來「我死的時候想一個人還是身邊有人」的訊息,疑似出現幻聽、幻想症狀,他趕緊通報教學部。

提報後,劉小如幾位要好朋友驚覺她每日睡不到三小時,希望她接受心理諮商,但遭拒絕,而輔導系統認為劉小如「沒有明顯像疾病的異常」,只讓劉小如拿安眠藥,沒有確診,也無告知家長。替劉小如轉介的同學說,當時他們很擔心劉小如無法通過參加國考前要通過的操作考,「但後來小如驚險通過。」只是畢業後,「回家時她已像另外一人。」陳美秀說。

 

畢業後,劉小如並未先回家。而是到澎湖找陳美秀年少時結識的大哥、她稱呼「舅舅」的陳士淵(化名)。陳士淵說,上大學後,劉小如較少到澎湖,「那天我跟我太太在購物,卻突然聽到有人喊我『舅舅』。」


回頭一看,是孑然一身、渾身骯髒的劉小如,「後來才知道她離家出走三、四天。」陳士淵趕緊帶劉小如回家洗澡、用餐,劉小如開口說:「我想在這住幾天。」陳士淵打電話告知陳美秀要她放心,試圖想探問劉小如怎麼了?但她多半沉默。第三天晚上,對陳士淵冒出一句「為什麼我愛的人都不愛我?」後,又恢復沉默。

隔天下午,陳士淵兒子看見劉小如一人在路上走,問她去哪?劉小如答「要走去機場。」陳士淵得知後趕去載她,要她抵達台灣打電話報平安,卻始終沒有接獲來電。兩天後,劉小如回到台南。「但她幾乎兩袖清風回來,只背一個包包、提一袋東西,七年生活的東西幾乎沒帶,連澎湖奶奶給她的金鍊子跟手錶也不見。」陳美秀說返家後劉小如經常發呆,她以為是國考壓力將近,沒有吵她。


過幾天,劉小如表示要出外和同學一起準備國考。七月考試,劉小如落榜,在家蝸居。陳美秀問她是否還想當醫生?劉小如答「要」,「過一陣子,她又說想打工,就又外出。」

劉小如去了台東,先在飲料店打工,兩週後因手腳慢被辭退,後來換到飛鏢酒吧工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底,邱大為問她是否要返鄉投票?劉小如只說不見得有時間,之後就與邱大為失聯。邱大為曾聽聞劉小如狀態不佳,於社群媒體發放消息,希望見過劉小如的人通報,但找到人時,已發生憾事。


那是除夕前幾天。夜半,陳美秀接到小如同事來電,一家人趕忙開車到台東等第一班飛機接女兒,「小如當時在綠島監獄當文書,住在宿舍,卻突然拿水果刀捅自己。後來她跑出宿舍向人求救,獲救後縫了三十七針。」事後劉小如哭訴不知道自己為何自傷,只知道自己很害怕,「我一直問有沒有人幫我,都沒有。」陳美秀忍痛回憶:「她一直喊『媽媽我好痛』……」


休養期間,劉小如狀態變得更差。經常敲打自己腦袋,狂喊「我什麼都記不住」。或對人都不應答,有時則突然對著陳美秀大叫「妳在幹嘛!」陳美秀夜夜伴她睡覺,也想帶她就診,劉小如異常抗拒,「她會說我有病,說我才該看醫生。」她也試圖帶劉小如參與教會團契的輔導,「她卻憤怒作勢要掐我脖子,覺得我把她當病人。」


戰戰兢兢度過每一天,時間來到案發那夜。當晚陳美秀上床就寢,不久後劉小如突然衝進房門,到床邊把陳美秀用力拉起,力道大到陳美秀幾乎坐不穩,甚至驚醒劉國信。「問她要幹嘛?她說要跟我講話。她父親責備她不能沒禮貌,但她一直叫我下樓講話,我不肯,說在房裡講就好,她就突然甩開我的手走掉。」陳美秀被劉小如的行為惹火,也沒上前追問,與丈夫重新睡去,豈料再睜眼,卻見火光。


 

經精神鑑定,確認劉小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縱火。日後在法庭上,陳美秀每每涕泣求情,自責沒讓劉小如及早就醫。而隨著漫長審判、媒體渲染,她開始自我質疑「會不會我真的是虎媽?」


「她大六回來時常抱怨睡眠不足,問我『當初叫我唸醫學院不是希望我漂漂亮亮吹冷氣工作,我睡不夠怎會漂亮?』那時我跟她爸回她,真的很累就放棄不要唸,但她說『都念那麼久了,放棄很可惜。』」


「她大六下、大七時好幾次返家都說:『爸爸你不要那麼累,我畢業就可以照顧你們』、林口環境還不錯,有個養生村,要帶我們去參觀,說以後我和她爸可以去那裡住。當時弟弟不想再念師大電子工程,她也支持弟弟放棄、去工作,不要怕(家中負擔)。」陳美秀問我:「真的是我讓孩子生病嗎?」

我沒有答案,一如答案的主人劉小如保持沉默。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化名)則說,劉小如矛盾、載浮載沉的糾結,並非她一人經受。「職涯想像」、「地域文化」與「醫學系訓練過程」,這三組名詞的總和,是資優生的一道緊箍咒。






如同劉小如,王裕中也非醫生世家,但自小成績好,被親友引薦跨區就讀,進入所謂「菁英學生圈」。菁英學生圈的家長與學生關係緊密、形塑成某種階級樣態,甚至孕育出如韓劇《天空之城》那樣集資邀聘名師,私下開班授課的考試補習文化。


王裕中覺得壓力大,放棄直升原有學校資優班。「說放棄,但只是去另一間學校的資優班。因為即便沒有家庭期待,你當時的同儕或菁英圈的其他人也會有。如果不那樣選擇,就會成為異類或邊緣人。」


換學校沒有減緩王裕中的壓力。「因為『正統』資優班的同學跟家長,還是會注意你的表現。」這讓王裕中決定離鄉唸高中。「只要待在台南,被比較的感覺就很明顯。我發現我緊張的不是我想要表現多好,而是有沒辦法贏其他人。」


高中時,王裕中確立對生物有興趣,猶豫選填醫學或生命科學系。「後來發現不喜歡在實驗室,想跟人互動,所以選醫學系。另一考量是,醫學系不接受他系轉入,覺得屆時若不喜歡,還能有退路。」但沒料到所謂退路,成本高昂。

 

王裕中說,醫學生普遍在大一、大二就得修完所有通識與共同必修。大三、大四則要修完基礎醫學課程,也就是第一階段國考內容,「很多人會在這階段猶豫自己是否適合。因為基礎醫學跟臨床完全兩回事。但毅然離開的人很少。」他指出,緊湊課程讓醫學生少有機會發展興趣或專長,已投入的時間成本和對未來的貧乏想像,「讓路是愈走愈窄,發現困住,已出不來。」
 

王裕中求學過程因情感困擾與課業壓力爆發嚴重憂鬱,「當時我也不太敢求醫。」他苦笑說,醫院階級分明,實習醫生地位最低,就連護理師也可要求醫生做雜事。若人際互動拿捏不當、個性不討喜,就易起爭執、影響實習分數。


他解釋,醫師國考只是醫學生成為醫師的門票,醫師名額每年都有控管,若要找到工作,實習時的評價很重要,「醫學系其實從大一以來就有非常緊密的評價系統與競爭意識,這使得研究統計發現,醫學生因情感、課業壓力而罹患憂鬱、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同年級一般人。」


緊密評價系統阻礙了有情緒困擾的醫學生就醫,「醫學生會自我審查,擔心就醫紀錄影響求職。因《醫師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精神異常或身體有異狀,不能執行業務』,二〇一八年底雖然修改為『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但如何認定,都不是患病者可控制的。」

 

 

二〇一九年底,台南地方法院一審審判出爐,認定劉小如因精神障礙之故影響犯案時認知,加上家人也是被害者為其求情,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執行前需受精神監護處分二年。陳美秀認為判決過重、提起上訴。因審判期間,劉小如失常狀況愈發嚴重,除沉默,還會在庭上吐口水、咒罵律師。陳美秀與律師討論後,認為劉小如應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缺乏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希望停止審判程序,讓確診至今都沒接受治療的劉小如接受完整治療,以期復歸社會。

 

只是陳美秀的盼望落空。這期間劉小如精神狀況更加起伏,家人前往看守所探望,劉小如常拒絕接見。二〇二〇年四月,她與同房獄友發生細故,動手甩對方巴掌,被獄友提告傷害;因劉小如並非未成年者,看守所並未通知陳美秀與律師,這起傷害案直接定讞。陳美秀直至七月才發現女兒多背一條罪,幾近崩潰。
 
「審判的意義是什麼?至少要知道自己錯在哪吧。如果這個人不具備辨識錯誤的能力,對受害者或他的家庭,是否更痛苦?」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的主任廖福源感嘆,精神障礙者犯罪後在法庭經常面臨裝病質疑,而失去正當程序保護。劉小如案較為特別,被害者家屬即是加害者家屬,可惜的是,審判依然僵化,「這會讓所有事情在生命裡只留下問號。」
 

得知劉小如被控打人那天,我致電陳美秀,她在電話中泣不成聲,問我如何是好,問社會與司法為什麼這樣對待生病的人?我在電話這頭吶吶無言。想起至她住處訪談結束那天,欲打電話叫計程車,卻發現毫無訊號。她不好意思地撐著受傷的腳送我出門、看我離去,最後孤單一人轉身走回那陰暗無訊號的房間。



註:為保護倖存家屬,能辨識、連結家屬的受訪者一律化名,以避免家屬遭到騷擾或探問,請讀者見諒。

數位狂潮下的《無聲》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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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晚看了電影《無聲》。此前與此後,和當時負責此事的人本張萍、電影監製方談過。隔天透過P詢問《沉默》作者陳昭如是否願意聊一聊?陳昭如拒絕。儘管如此,後來輾轉透過朋友得知陳昭如對目前爭議的感受與看法。

 

書是多年前讀的,有些印象,細節模糊,為寫下此篇,將書重新讀過。做這些事,前後加起來並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但目前爭議的主流談法,讓我的憤怒蔓延了不僅這些時間。電影現在面臨的「版權」或「致敬」爭議,在我看來,十分詭異。而這些爭議竟被高舉成與「倫理」緊扣,更匪夷所思——所有可能會傷害的採集與再製,倫理都應回歸到事件當事人本身。而今的爭議,圍繞在採集者;且採集者低調,卻一再被僭越代言。身為採訪過這起事件、同樣從事敏感題材的非虛構寫作者,為此感到嚴重的噁心與被冒犯。


出版於二〇一四年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全書有五章節,共二百四十九頁,重點約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案例事件被揭發的經過,第二部分是人本與教育體制周旋的挫敗,第三則是作者本人的反省與呼告。整體而言,書的重點圍繞在人本對教育體制的控訴、奔走事件的努力與對此事加害者無法得到應有懲罰的憤怒與思考。


至於《無聲》,從電影開頭一場主角張誠與一位偷他包包的老人扭打,而被送警局,卻與聽人世界無法溝通的孤立場景,就揭示了導演柯貞年在這齣電影中想要討論的重點。諸多訪問乃至映後,柯貞年亦提及拍攝《無聲》的其中一個動機,是困惑「為什麼這些遭受性侵的孩子不願意離開啟聰學校?」


觀影後,我所掌握到的電影核心也是如此。導演對孩子不願離開的詮釋,是基於他們對聽人世界的距離。這個距離包含溝通的不易乃至於將聾人定義為「障礙」,甚至是將他們匡限成「無能者」。成人對處理在孩子身上的悲劇有成人的想像,但對孩子而言,悲劇本身可能是比表象事件更為深層的東西。因而電影的視角是由孩子出發,去看痛苦、去問苦衷,柯貞年一邊把成人的保護編織在裡,一邊也加入她認為人面對悲劇可能有的韌性與修復能力(貝貝看見何仙姑),所以在片尾,孩子長出了自己的力量。


柯貞年選擇這樣的視角有跡可循。二〇一四年她獲得金穗獎的作品《溺境》亦從類似困惑出發——


一群孩子出去玩,當其中有人溺水時,其他孩子因為過度害怕而把相關物品藏起來。第一次看到這新聞時感到很驚訝,因為媒體都說這些小孩殘忍,所以當時有把這新聞放在心理,不過那時還沒想要把它寫成劇本。沒想到後來又再度看到類似的新聞,覺得這種事件層出不窮,而媒體焦點都是放在斥責小孩,那時候我會覺得,看到的真相不一定是真正的,背後或許有許多不得已苦衷或偶然、巧合,所以才會選擇用抽絲剝繭方式去闡敘。有時候我們以為的事實,後面還有另一層真相,而我們以為的真相,背後可能還有更哀傷的苦衷。至於為什麼選擇小朋友?因為想用童真的視角去闡述殘酷的事實,如果是用大人,會覺得是已經長大、具有心機的去做這些無心的舉動,我選擇用小孩的觀點去看大人的故事。


對我來說,將性侵事件抽換掉,整部片改以探討霸凌為主軸亦可成立。《無聲》另一條支線處理的即是受暴力迫害者為何轉為加害者,乃至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夠深刻,但仍存在。由此即可清楚分辨《沉默》一書與《無聲》的觀點並不相同,對電影冠上「改編《沉默》」的帽子,過於牽強。

 

目前討論緊咬著電影「就是」改編自「書」,抨擊者舉證歷歷,如加害案數、貝貝與書中其中一個案的背景相同、老師在調查時詢問貝貝的話,與書中的「對白」也相同。抨擊者以電影細節與書中多有重疊一事,強調「導演不可能繞過人本與書而知道這些細節」,甚至認為「除了可以自由取材的新聞資料之外,有一些資料是需要授權、合作。」


然而這樣的說法首先就刻意模糊了「小說」與「非虛構」的分野。前述提及,《沉默》分為五章節、三重點,除最後作者本人的呼告與反省,全書三分之二都是「啟聰學校性侵事件」。換言之,那些事件,都是「真實內容」。


真實內容的意思是什麼?是那並非「創作」。無論書中用了多優美、多悲天憫人的筆法敘說,真實事件就是真實事件,不因採集者採集了就變成「創作」。真實事件的第二層意義是,訊息的內容不會變更。換句話說,只要接觸到當事者或知情者,那麼其所陳述的內容就是一致的。因而所謂的「書中對白」,並非合宜的說法,那應正名為「事件經過」。


南聰案的揭發始於家長帶學生到警局報案後,找上人本協助,報案後校方未依照性平法進行調查,人本於是致電要求學校依法辦理。書中第二十五頁處,作者寫:「神通廣大的記者不知道從哪裡得到資訊,直接找上媽媽打探案情,而且對案發經過所知甚詳,就連XX的姓名、家裡住址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南聰案發生後,我亦採訪過這樁案件,印象是人本希望性平法第361增訂條文能在該會期通過。實際上,人本為了向教育單位討公道、修補教育現場的漏洞,開了無數次的記者會,有些場合,家長也會到場。而所有記者在採訪時都會做的一件事,就是留下當事人的聯絡方式。


之前在日月明功的podcast便提過,採訪社會案件找人時我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廣泛瀏覽所有報導,然後找到該位記者,詢問他是否仍有案件當事人的聯絡方法。


現實就是這樣,有心要找人、知道方法,不會找不到,只有對方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事實上,隨便檢索,都能看到電視台採訪到南聰案當事人的專題報導監察院調查報告人本札記、壹週刊於二〇一一年寫下的調查報導。要說參考原型,該篇調查報導可能更近似於電影的整體架構。


由壹週刊報導可見抨擊者所謂「當事人隔代教養的情節只有在《沉默》出現」的說法並不真實。而書中有位D老師因調查性侵案受不當處置,幾年前,都還有聲援該位老師的活動。臉書上就可找到D老師本人,至於書中並未提及老師本名。


整起爭議不斷延燒,來自抨擊者以其在社群媒體上的聲勢,未經查證就釋放錯誤訊息、刻意扭曲。其中一則抨擊文中,提及導演曾回應她自己做了田野調查。但抨擊者不信。仍死咬導演就是「改編自」《沉默》。因其假設了「就是非得授權的前提」,使其不願相信導演的回覆,並更加生氣,認為「製作方都不回應」。


問題是,若兩個文本的觀點不同、抨擊方同意「新聞事實」是可以自由取材的,而電影製作的過程即是自行田野採集的過程,究竟要回覆主張「必須授權」這一端的什麼?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製作方究竟要舉證到什麼程度才能證明她曾自行田野?是否非要告訴社會大眾,她去採訪了誰誰誰,方能自清?而這樣的自清,才是最徹底的傷害,難道不是?


是這樣打著倫理為號召的攻擊卻牴觸最根本的倫理讓我憤怒。當作者與人本都未動念要搶奪所謂的credit,旁人的大張旗鼓、拳打腳踢,所為何來?


抨擊者曾說,製作方從未與人本及作者聯繫。這並非事實。導演在起心動念製作電影後,至少是聯繫了人本。只是,從人本的視角來看,導演並沒有要和人本合作,而是希望透過他們聯繫到當事人。為了保護當事人隱私,也擔心電影上映後可能對當事人帶來衝擊,人本表示拒絕。


拒絕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行動。在第一篇抨擊貼文廣為流傳後,我曾在臉書寫下:


近期許多改編,不免參考非虛構寫作者的文本,如北捷案被害者家屬與湯姆熊案兩篇報導,皆為《我們與惡的距離》之參考作品,製作團隊也曾找我擔當顧問,但對一非虛構寫作者而言,當下我所顧慮的並不是「我的努力是否受到改編團隊的尊重」,而會是「媒介」所引發的差異與效應。


一篇daily報導、一篇專題、一本書,所能含括的細節與內容全然不同;一則影音、一部紀錄片、一部電影,因其想像的對象與製作的框架限制,內容與細節也會有所不同。戲劇不同於紀錄片,須兼顧娛樂,或說能夠大眾化的符碼,這會使得其傳達的內容與觀點被壓縮,很難能兼顧辯證。更遑論,出版與戲劇的行銷是完全不同的能量。


因此在被找去當顧問的當下我所擔憂的是:一顧問能否踰越創作者的觀點?我是否沒有(或很少)更動劇本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就算創作者的觀點良善、與我原先立意近似,但在不同媒介下會有不同的傳播效應——戲劇是綜合聲音、影像與文字,竭盡所能打動人的表現形式,這偏向某一觀點的「打動」,會不會對另一方是傷害?又,作為一個在非虛構寫作上這一形式的採集者,我是否有權利「轉賣」他人囑託給我的故事?


那道倫理界線非常幽微。某些細節的諮詢,無涉倫理,比方審判程序的進行、媒體亂象等問題,但之於當事人的詮釋,非虛構寫作者究竟有多少立場與權利去代言?與其為了倡議而應允,最後我選擇的是推辭。


因而陳昭如的低調使我想起一件事:


二〇一四年,書中的D老師現身說法談他因參與性侵案調查被學校不當處置的事。友人L於當年認識了D老師,D老師請L將L紀錄其談話的影像紀錄給一名編劇,當時L即評估過是否要改編《沉默》,D老師引介其與陳昭如連繫,陳昭如說,她還沒有準備好改編為影視。


多年過後,或許她準備好了,又或者,她尚未準備好,無論如何,喧囂的現在,她僅陳述了一項事實:她並沒有與《無聲》的劇組合作。再無其他。


陳昭如長期耕耘少人關注的議題,我不相信她會是放大自我的人。而能夠說服、取信於同樣在做艱難工作的社運工作者與其一起進行書寫的倡議,她必定對倫理有更深刻的思考,很難想像,版權或授權這樣攸關自己利益之事,會是陳昭如這樣作者關懷的核心重點。


人本發出的聲明,應該也源自於此。張萍與我對話時說:「我們從來不反對任何人拍此案。而且尊重每個劇組的各種呈現。」只是,對於涉入此事甚深的社運團體而言,電影的呈現並非他們的關懷。與《沉默》一書不同的是,電影並未凸顯學校隱匿的嘴臉。在情節上與書多有重疊,且南聰案並未真正結束的狀況下,沒有切割,很可能對當事人來說,成為一種背叛、以為社運團體與作者「為此背書」。而人本另外擔憂的還有,行銷時「一起玩」的手勢,是不是會讓當事人感覺傷害。


團體的擔憂,才是我認為所應衍生討論的倫理改編問題。


前述曾提及我對電影內容的部分看法,是抽換性侵事件亦可成立。導演為何選擇一真實的性侵事件作為改編基底?我有一猜測是與編劇林品君有關(二〇一五年她即拍過以特教學校性侵為背景的短片)。但這問題無法代導演回答,文友Wolf一篇討論改編的文章或可參考。


毋需否認,「真實」本身即具有注目的引力,愈匪夷所思、駭人聽聞的情節更是,所以報導會有獵奇,那個「傷害」本身,不因虛構或非虛構而有界線。因此,問題在於處理的方式,而改編真實事件對於現實的保護方法之一,是抹去能夠辨識出當事人的所有資訊。


在《無聲》中,辨識出當事人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案發後,因人本對隱私的注重,受害者個資並無曝光。而所有公開資訊裡,當事人皆為代號或化名。比對現有可見資訊(無論報導、書、調查報告),更可發現導演在角色的塑造上是綜合了不同被害者的經歷;而在事發地點、個案生活的區域,也都做了轉換。


或有人說,「但無論如何就是知道南聰案」,並且這樣沒有指控教育體制即是傷害。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但當一個案極為特殊,不聯想是沒可能的事。而這問題可以繼續深究:所以創作應該要為議題服務?這對創作自由的扼傷為何?又,就算創作者意願服務,那麼該服務誰?是曾協助該事件的團體與人?還是當事者?當事者若為數眾多,要尊重哪個當事者?如果改編者見了當事者,也取得了當事者對呈現視角的認同與授權,是否這樣就沒有倫理問題了?甚至,包括田調要田調到什麼程度才叫「紮實」?真實事件只要沒有見過、取得被寫下的當事人的同意,是否就不能改編?若此標準,《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應遭受同樣的倫理抨擊,《做工的人》改編亦然。


我的疑問並非諷刺。這件事本身就是極難。說到底,回應的艱難正是為何拒絕擔任戲劇改編顧問的根本原因。但無法回應這些極難的問題,就代表改編的不可行嗎?恐怕也不是。否則,我們不會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能沒有你》,不會有《殺人回憶》、《青蛙少年》、《Unabomber》,甚至看見那麼多戲劇都融入華城連環殺人案的元素。


媒介有侷限。無論哪一種媒介,當要呈現觀點時,即有剪裁、即有取捨,無論報導、紀錄片、小說,不可能漫天漫地什麼資訊都要塞入,若此,很難有閱聽的形成。也因此,所有創作都會有不公平、會有傷害,這本非關於虛構或非虛構,而是再現的視角。

 

就以拙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為例,可說是非常政治正確的一本書,但因書中採用了農民的觀點,就注定對戰後那批專業政治官僚的付出有所不公。或是備受好評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即便採取了理解加害者的觀點,戲劇上映後,被改編進去的當事人一家完全不敢看。因比起《無聲》,《我們與惡的距離》儘管轉換了真實事件的當事人資訊,卻仍能清楚辨識,播映與熱烈討論對他們來說是壓力跟恐懼的重返。就更別說是被害者了,因觀點的選擇,在這件事後,被害者已完全不願再與外界聯繫,連帶使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的約訪碰壁。


所有的創作必定都是有話要說。無論虛構或非虛構,作品的產生即是為了傳遞某種思考。只是我所一再重複的:作為一個非虛構寫作者,自認無權代言,更精確地說,是恐懼那些幽微的蝴蝶效應、怯於承擔透過我的代言所可能誘發的傷害。於此而言,挑戰改編真實事件者是有勇氣的。


但勇氣又非迴避倫理或傷害的免死金牌。如前所述,「戲劇不同於紀錄片,須兼顧娛樂,或說能夠大眾化的符碼,這會使得其傳達的內容與觀點被壓縮,很難能兼顧辯證。更遑論,出版與戲劇的行銷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因此傷害的緩衝可能來自對行銷的思考、對輿論的回應乃至於更多的行動。比如《無聲》上映後,台南市長黃偉哲包場、教育部長也包場。包場對於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可能已經被遺忘的議題是好事,但同時它也成為一張贖罪券。當電影上映的行銷叩合著道德的訴求,這即成為電影無法迴避的「消費」的質疑,而非非戰之罪。


於是往下還能討論,為什麼台灣的創作經常出現情感訴求議題的創作類型、戲劇的改編如何避免被質疑是消費、為何他國戲劇創作比方我非常喜歡的郵件炸彈客《Unabomber》幾乎照著原事件進行改編,卻不讓人感到冒犯,而會感到詩意甚至產生許多思考、為何同樣改編真實事件、備受好評的《熔爐》可以成為翻轉事件的推力,而《無聲》卻陷於授不授權(並且還不是作者本人的主張)的泥淖裡,甚至,是的,非虛構寫作乃至報導是否應該成為授權標的(儘管我個人偏向反對)也是可以討論之事……但不會也不該是這種方式,假若這是這起爭議為何發生的根源。


早前,看好友Z在臉書上貼了一張照片。那是黃華成的《大台北畫派宣言》。宣言有八十一條,Z所拍下的是第五十條:不「把正義放在背心裡,隨時拿出來」吓人。莞爾一笑。不只這條,黃華成還說:不可悲壯,或,裝作悲壯、反對抽象具象二分法,拋棄之、不可過份標榜某一心得,像「存在主義」那樣小題大作、不起鬨,不擠,不作權威狀,不一竹桿打倒一船人,不騙鬼吃豆腐……很多很多,都很受用,無論對誰,無論哪方。


最後想提多年前端傳媒刊登一篇談非虛構寫作的文章。Barbara W. Tuchman說:「非虛構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同樣的,虛構也不是非虛構剩下的東西。如駱以軍小說《翻牆者》之於吳耀東紀錄片的《Goodnight & Goodbye》,如村上春樹的《1Q84》與《地下鐵事件》。非虛構與虛構兩者所欲觸及、傾訴的,各有局限,各有對象(或有交疊),而某些時候,這些形式,是為了更能各自保護 / 修復他們所關照的對象。願電影、願書、願爭議與觀看,最後都能照顧到當時受傷的人。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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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紫》開頭的地理:風頭水尾。那畫面熟悉不過,是台灣西海岸尋常一景。蒜頭、蚵、操著不流利台語的女性;爾後有一男性加入,對話拉展出他們結合的原因——婚姻期待,傳宗接代。開頭幾個畫面,導演就預示了故事的基調——貧窮、女性的悲劇。

「貧窮」、「女性」,而非「貧窮女性」的悲劇。因婚姻移民衍伸的苦痛並非一方經受。《阿紫》的敘事對性別兩方,乃至主角阿龍與阿紫的原生家庭都給予篇幅相當的話語權,儘管述說者原生的權力關係未能因此顛覆,但閱聽眾能從阿紫對選擇遠嫁台灣的自我認知中,感受到她的反擊所為婚家帶來的作用力。

持平而言,《阿紫》有著四平八穩、邏輯流暢的敘事內容。尤其畫面的象徵清楚、恰到好處,導演保持一定程度的抽離,讓觀點隱晦地包藏其中而盡量不去傷人,整部片因此帶有理性卻不失溫情的基調。相較於過往其他文本多淡化處理婚姻商品中男性角色之所以捲入跨國婚姻交易的背景,導演給了阿龍說話的空間。

從阿龍的自述,觀眾不僅能夠理解男性在本土婚姻市場的弱勢並不只是表面的老、殘、窮,殘與窮還有著天生的不幸,乃至於大時代因素的影響:阿龍曾是在台北能月入數萬的手工裁縫師,但當成衣產業興起,機器取代人工,阿龍失業。這一段採訪,揭示了工廠生產和全球化經濟如何宰制了個人的命運。全球化的碾壓,並未止步於阿龍曾活躍的紡織時代,全球化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輸入與輸出每一刻都發生,於是殘破農村有著大量的農業移工,他的婚姻也由此而來。

儘管如此,始終沒被觸動。觀看時幾乎波瀾不興,缺乏這部片上映後一般觀者所有的訝嘆與感傷。影片放映約十分鐘即猜測到整部片的論述走向,感到毫無新意、扁平而難以一次流暢地將整部片看完,並在其中一個片段,湧起憤怒的情緒。

多年前寫過一篇散文《手》。開頭是某日參加國際家協舉辦的一場記者會。記者會主要訴求是希望勞委會(現勞動部)重視新移民婦女的勞動權。因婚姻而流離台灣的這些婚姻移民,在照顧孩子及勞基法未一體適用的狀況,迫使她們必須接受較差的勞動條件而身心俱疲。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希望透過媒體告訴台灣人「新移民只要有居留證即可工作」,台灣雇主不該以國籍別為由拒絕。

該場記者會中有行動劇。一位婚姻移民抱著假娃娃傾訴她的辛苦,一邊說,一邊哭。彼時攝影記者爭先恐後拍攝她的眼淚,我卻無法動彈。散文由此開始。無法以這麼具有侵略性的工具紀錄她的眼淚,因我家也有一位來自越南的婚姻移民,阿換。

阿換的故事和阿紫沒有太大差異:一位擔憂肢障兒子未來的老母親、一個因外戰內亂而始終陷於貧困的越南農村家庭、一位因創傷症候群與文化乃至性別分工的結構壓迫,導致必須擔負家中重擔的年輕女性。我的舅舅與阿換結合,如同阿龍與阿紫結合。差異只在我的舅舅寓居都市而非農村,阿紫和阿換承擔的勞動天差地別。

但老母親對「媳婦」的想像沒有差異,一生只會說台語的老母親對於溝通困難感到焦慮、對下一代(那正是她們催促婚嫁的核心)的在乎與擔憂始終堅定。因她們都是曾歷經戰亂,貧困、在父權框架下成長的女性。那些如今看來讓人備感不適的壓迫,全是她們的經驗。經驗就是她們的人生、她們的思想、她們的行動。

阿紫的故事因而是阿換的故事。也能是阿香、阿秋、阿妙⋯⋯,任何一名婚姻移民女性的故事。然導演試圖由小窺大、見微知著的處理手法,在我看來反是扼傷。原因之一,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浪漫愛的元素並未被納入其中。那些在劇院裡得到共感的台灣人,其情感所聯繫的並非「阿紫」,而是婚姻故事裡的撕裂、拮抗、壓抑與無奈。於是,為什麼鏡頭對向「阿紫」,而不是台灣任一陷於婚姻困境的女性?更尖銳的問題甚至可以是:為什麼不是阿龍的母親?

而片中那段學校老師與阿紫的對話則更增添我對《阿紫》敘事視角的厭煩:老師提及阿紫孩子在校狀況,阿紫回應了自己不會中文,功課多半是阿龍在看,但工作關係,關照時間也不算多。接著導演剪入老師對移民二代教育的擔憂,提及有許多婚姻移民,因適應不良,把孩子丟了就跑。有一鏡頭是阿紫的反應,她臉色尷尬。之後阿紫以另一位母親跑掉的孩子的狀況回話,說她確實曾看過一位母親逃跑的男孩,衣服穿反,「因為男人比較不會注意,隨便不管」覆述著與老師幾乎一樣的偏見。

根據中研院人社中心《台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 –2014)》這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外相關研究發現,外來移民的快速增長,會使當地主流族裔感受威脅,繼而影響到媒體報導傾向,從而加強既有的社會偏見;但當外來移民數量增長減緩,社會已逐漸適應先前大量的移民人口,民眾對外來移民的社會容忍度會隨之增強,從而也使民眾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變得比較開放(Hopkins, 2010; Massey and Pren, 2012)。

早期台灣婚姻移民快速增加時,台灣社會也有同樣傾向,《阿紫》中擷取阿龍母親與鄰居朋友的對話,即是 1990 年代末期到 2000 年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的常見言論。但自 2000 年中期以來,婚姻移民增加幅度開始下降,在諸多學者反思推動下,政府也開始宣導保障婚姻移民權益。2003 年起,開始針對婚姻移民與其子女提供各種照顧輔導措施乃至社區照顧服務與課後扶助班不僅有「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亦有針對婚姻移民二代的社區照顧服務、課後扶助班,並定期在學校及社區舉辦多元文化體驗營和多元文化展覽。

片中阿紫就讀的三崙國小,是雲林新住民學童佔比極多的學校,因而有不少社會服務的銜接;今年起,三崙國小更發展越南特色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不太能理解學校老師為何有此發言。而從畫面中阿紫與老師表情的尷尬與僵硬,乃至於阿紫孩子並無問題卻單獨與老師晤談,或可合理推測這是導演的設計橋段,而非阿紫生活中「自然發生的事」。

退萬步言,推行政策與落實情況可能真有落差,學校老師這具有歧視的說法在現今依然可能存在,但素材的揀選即是觀點呈現的基礎,這一段落的連結,強化了婚姻移民者的悲劇性乃至阿紫這個人物被台灣主流社會同情並接受的可能,然其,也再度複製了多年來台灣社會努力推翻的刻版化印象。就算姑且不論媒介與社會理解間的複雜關係,從作品本身來看,這段訪問於我來說是整部片中導演主張的重大缺陷,因這強化母職的表述,正是婚姻移民之所以存在的根基。

《阿紫》上映後廣受好評,乃至獲得 2020 年第 22 屆台北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獎,一部分原因應與《阿紫》整部片所呈現的溫情基調有關。然溫情正是我觀影時的不適來源。溫情或被視為一種人道主義的表現,但如前所述,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由此而生的利益衝突卻被導演處理為某一階級所獨有。這個觀看框架不禁使我想起導演於多次訪談提起她為何想記錄的緣由,從另一角度看,那些緣由或也能被詮釋為,是另種身份、階級長久以來對此議題的漠視,卻在某天回頭一瞥時,對陌生的窺奇。

台灣婚姻移民的議題討論至少已有 20 年,《阿紫》所述說的那些讓人憂傷的結構背景,早於 2003 年,就有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尖銳點出。

蔡崇隆當時所推出的第一部移民新娘紀錄片是《我的強娜威》。主角是患有腦性麻痺的黃乃輝,以及小他 20 歲的柬埔寨新娘強娜威。在這部紀錄片中,蔡崇隆鎖定了兩人因文化乃至因金錢衍伸的各樣爭吵,據此點出「跨國婚姻」與「婚姻商品化」的問題。

在《我的強娜威》中,所有爭吵場景的張力,甚至人物的吸睛效果,皆遠優於《阿紫》。但蔡崇隆在片中讓人最為訝嘆的處理並非這些,而是他進一步置入黃乃輝為了不滿仲介騙取移民新娘的錢,而成立外籍新娘關懷協會的過程與掙扎。黃乃輝確實為新移民奔走、發聲,但他自己終究仍是婚姻移民促使者的共犯。這樣的處理讓片子富有層次,不只是停留在對某一角色的同情的觀看,也不僅是指出他們為何可憐的原因,而是能進一步表現出「婚姻」的推力與拉力,使跨國婚姻交易這件事為何能屹立不搖、仲介得以狂妄竄行以婚姻之名實施近乎人口販運的實質行為的結構問題,取得著力點。

觀影時一直想起《我的強娜威》,不知該稱讚蔡崇隆在那麼多年前的觀點放置於今仍生猛有力,或該疑惑為何拍攝者對於婚姻移民的觀察、關注或觀點仍停留在 20 年前。最後想起長年推動婚姻移民權利的學者夏曉鵑曾集結多位移民女性書寫出版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這八個字,竟然這麼雙關。

公視台語台小編之亂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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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公視台語台抽獎還是紅包袋什麼的貼文,幾個朋友轉轉,拍案叫絕,但我始終笑不出來。還不到什麼倫理不倫理的問題,純粹覺得不好笑。可能長期以來笑點一直不在政治,缺乏幽默感。

這幾則貼文後來衍生了一些效應與爭議,但沒有討論。自然是不可能的,畢竟台語台的主管對於這樣的經營方式似乎樂見其成,或不覺有太大問題。而公視的確總因為是納稅人出錢,被迫背負無比大的道德包袱。然而說到底這問題無關是不是納稅人給錢,而是媒體其中一項元素本就規隸於公共。因而在相較其他本就被認知「算了就是有立場」的媒體機構來說,以公視台語台小編事件思考「隸屬於公共的公視,可不可以挪用政治嘲諷的方式來經營閱聽群眾」並不為過。
小編的經營模式並不讓人意外。這牽涉台灣閱聽取向結構與市場演進的糾纏,其中大悶鍋與政論節目所奠基的政治娛樂化是一重要背景。電視轉網路,加上每個人都擁有自媒體,早使公共討論趨向極化。在此情況下,「社群經營到底是為了品牌形象還是公共討論?」是所有新聞機構要先自我定位的問題。
新聞或公關當然不見得非要一刀二分。好的新聞即是好的品牌。故宮小編討人歡心的關鍵不只是在很會與閱聽眾互動,還包括故宮小編十分了解自家的產品。那麼,公視台語台的小編有多了解自家的產品?在還沒有產出任何新聞、專題、節目之前,轉載新聞時,小編為吸睛所下的短評,是否反過頭來扼傷了產製原新聞的從業人員對新聞倫理界線的拿捏?
上述問題背後思考的是,新聞小編與新聞產製的關係究竟該如何。如果不明白新聞產製過程中應該恪守的界線,新聞與公關就沒有互相加乘的效果,而會是相互拉扯或鬥毆。
從新聞小編與新聞產製,到實際操作社群經營與挪用政治嘲諷,又是兩個層次的事。政治嘲諷在台灣偏向娛樂,而非公共討論。說服理論喜歡談怎麼釣人,以政治嘲諷做為誘餌也不是不可,但誘人進來後,誘餌與事件本身的關係是什麼?
「去年小編接手時約2,500人,今晚謝謝韓粉的kau-kuan,我們即將突破30,000大關。」從小編這則貼文來看,很明顯,並沒有,大量貼文與韓國瑜扯上關係就是為了衝粉絲人數。那麼,公視台語台與其所嘲笑的對象並無二異——轉PTT新聞裡小編說「他這半年消費得不夠多嗎」不就是認為韓什麼都沒生產只會嘴砲?那麼,回到「社群經營到底是為了品牌形象還是公共討論?」這第一項提問,若長期這樣下來,恐怕兩者都不會是正面的答案。

如果事實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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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開會,進到辦公室後看見桌上放著自評表。看著那張紙滿頭問號,就是工作以來沒有填過這種東西的意思。問同事他們都怎麼填?「就六七八分隨便選。」喔好。但填完以後覺得自己好像浪費一張紙。並不是那麼直接的關聯,不過前陣子似乎跟誰提過,時至今日並沒有一篇滿意的報導。這牽涉很多層面,至少就包括看見什麼,以及可以解決什麼。

想到編輯會。同事W和Z各分享了一個有趣的案例。每次開會都覺得同事們很厲害不知道去哪裡找的題目。探索的領域很廣,相較守備範圍狹隘的我,他們其實更有記者的眼睛。
看見很難。看見卻只是困難的第一步。尤其是職涯訓練裡,一直記得Lucie說的「記者必須試圖解決問題」。現實裡,卻總會出現讓記者困惑「問題是否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的狀況,比方近日的香港。
香港的動盪很難讓人冷靜。有那麼多認識的朋友,而那火光動盪的大學我曾住過。無論目的是什麼,大學被攻擊有顯著的象徵意義。這比前一日的槍擊更逾越。回不去了。所以愈來愈憤怒。這讓早上潔平轉貼中大一位老師的文章飽受批評。
這位老師訴說她所見的「真實」。包括其所估算的催淚彈遠低於當時未被證實的網傳數量,以及她對警方持續攻擊的詮釋。這些說法被當成文章的重點,於我卻不是(想想那些貓!!!!)。
如T所說:
「一千發,或一百發,或三十發,或十三發催淚彈其實沒有差別。『打大學』這回事有一定的象徵意義。打了幾發,都是一樣的意義。」換句話說:「因為一發跟一百發是相同的意思,所以完全無誇大的必要。事實其實是足夠的,或者,只有事實是足夠的,其他滿出去的,其實不在杯子裡。」
因而在該文裡我所讀見的重點反而是後段:今日狀態某部分是源於各種事實被自身陣營無盡放大的必然結局。而信任是不是沒有可能?如果有,那麼事實無論如何是重要的。反之,一切就將更惡化,年輕的會死去更多。
「如果事實是沒有用的⋯⋯」於記者來說是那麼傷心的事。若我們不願意相信有任何可能,我們最終能做的並不是轉貼,而是鮮花與墓碑。因為死亡會出現。必然,必然出現。年輕人沒有坦克與軍隊,怎麼贏?就算會贏,阿拉伯之春的後來並不全然美好。
回頭想著台灣。台灣的義憤除了私人情感,更包含選舉將近的投射。義憤源於焦慮。因激化與對立在島上也存在,而黨派對國族的意象那麼清晰,我們恐懼那些可能的未來。但同事的韓粉專題也提到的,有一大批韓粉由綠轉藍,其所牽涉的問題是民進黨的產業政策不清。而這僅僅是對立的一部分緣由。台灣真的等於香港嗎?兩地的歷史、地理與政治地位,從不一樣。當我們化約,我們僅只是將困難的梳理交給投票行為。
於是化約裡我糾結。其中一個問題是:台灣人的義憤,是否對香港問題有任何實際幫助?當我們看著死亡流淚,流淚的去向何處?蔡英文呼籲和平理性對話以台灣為榜樣,就是幫助了嗎?那麼,所有會說這話的人都有了幫助。實際上,我們可能連安置逃難的人都無法。而那座城持續有人死去。
而更尖銳的問題或許是,台灣人的義憤,是否對我們想像的可怖未來有真正的幫助?我們無法趕走立場相異的那群人。鬥爭會一直在。直到有天我們殺死彼此。
持續的可預見死亡以另一種方式讓我膽顫:我們「就是」看著他人去死。或者說,看著未來的島民去死。與H討論時她說:「問題還是香港的痛苦解殖。我們以什麼身份旁觀這樣的痛苦?如果沒有真正三地是互相牽引的這種深刻的框架來思考。」我們是否想過。或僅如紀錄片導演藤原敏史在《無人地帶》所說:
「災難景象總是很難消化。面對災難我們想找出線索來理解、來解釋、來衡量傷害的大小。也許為了掩飾我們對災難的著迷,災難變成一種刺激。就像服用毒品。今日也許我們就是上癮了,對所有災難景象。」

消失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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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整理房間,把紙箱裡的手寫物件清掉大半。其實早前已陸續丟棄,但收拾時重讀,有些就又留了下來。卡片、信件、紙條,多半通信者都是同學,絮絮叨叨生活瑣事:抱怨父母、放課後去吃什麼、解不開的數學題、那些暗戀的人⋯⋯。作業本撕下的紙總有瑕疵邊緣,仍然細心地摺出各種花樣。

也有全然陌生者。小學時期班上流行郵購,目錄都是些現在看來亂七八糟的小玩意。妹很愛買(跟現在一樣),我則在目錄裡的小方格抄下一個又一個郵政信箱號碼。後來通信的是幾位陌生女孩。最遠的住在新界。彼時不知道日後會去到那裡,關心香港的土地開發。而一位住在新店新烏路,字跡很美的姊姊,當時處在父母離婚的陰影,苦惱是否要蹺家。

這位姊姊信寫得很勤,一週好幾封,每次寄來都是厚厚一疊。像她活著就在等收信,等寫信。我們從未見過,她所寫給我的字卻比任何一人還多。信件斷在她去了男友家之後,山上的地址再也沒有她的回音。整理過幾次,她的信卻始終留著,每回整理,重新端詳,她所寫下的憂愁在如今的年紀看來該能雲淡風輕吧,但那時候她無法負荷。

留下她的信,因為她消失了。日後有了社會學知識,見過許多和她類似生命經驗的女孩,心底知道她的生命可能會是什麼走法,但始終沒丟。保有問號有時如同保有希望,雖然是很鄉愿的。

想起這些,因為誤刪了工作資料匣時也一併刪除了要給受訪者的信。原先的信件數千字,重寫時卻突然失去了語言。受訪者生命出現第一次崩裂和那位姊姊差不多年紀,一路滑坡也是在依附於男友之後。不該寫不出來。閱卷的筆記誤刪,但記得為什麼。女性在某些時刻下的選擇其實是無可選擇,討好的性格有時連自己也不知曉。

對愛過度冀望招徠的恨意是沉默且安靜的。她們沒有機會,也從不會大聲叫嚷「我好可憐」。能將瑕疵好好折疊成信的女孩,現實裡往往是位白雪公主。意識此,恍然停頓。

田野202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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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喚她「芽芽」。

芽芽降生,是月季春,萬花爛熳。乳名蘊藏盼望,祝願她一生欣欣向榮。


還有其他字。卻怎麼都不對。寫了又刪,刪了又寫,復刪。架構還不穩定、仍有許多訪問待補是表象,實則是,芽芽還當成長,就將夭折於盛夏。她的父親描述:她自幼聰慧、好奇,喜歡拆解拿到手中的玩具。而她的最後,也如玩具那樣被人殘忍地肢解。「沒有全屍。」那天下午,我們傷心地對視。不只是身體,也包括真相。


正午穿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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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穿過海
潮汐正滿
浪到極致
白熾趨近於灰
層次喪失
有幼生命喪海窪

遠處電廠沸騰
一對情人手牽著手
想走近
連接的木柵道已殘裂
入世的秋茂園
原來那樣衰老

「你是男,辛苦時,切齒更自強。」
「你是女,辛苦時,漫步問明月。」
字跡漶漫
小男童的生殖器斷裂
人子背負鬼母
飲水思源
但滑梯太陡
「我愛您」的小天使
或該斑駁地退休了

文字落漆
平交道急促叮咚
樂園早已廢棄
禁止閱讀

火車轟隆經過
快速
轟隆
凝望木造月台 
穿透 無人駐候








平安龜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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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讀《三千分之一的森林》,作者是研究苔蘚的學者羅賓.沃爾.基默爾,他寫了一段與北太平洋的初相遇——他在瀰漫濃霧的潮池試圖尋找海星,遍尋不著,直到在潮池站直身子,舒展僵硬的背部,突然間,像有簾幕被拉開,海星現身,化為橘紅星星在黝黑夜裡閃耀。這個經驗使他想起一位長輩說過的話:「要發現事物最好的方法不能透過尋找。」意思是,必須對目光所及之外的範圍敞開各種可能性,這樣你所尋覓的自然會出現。作者想及隱蔽事物昭然若揭的瞬間,將之形容為擴展,「我的世界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之間的邊界忽然因為這分明清晰清澈而撐開了,令人充滿謙卑和喜悅。」


羅賓.沃爾.基默爾所提亦可視為創作田野的方法。開敞、不設限,所見所聞的碰撞交織將會帶來靈光。透過有機的形式組合,創作者有時能從中提升美學表現;而透過長時間紀錄素材的重新詮釋,有時能覆述紀錄初衷而不使人感到厭倦。導演柯金源的新作《平安龜》即是後者。紀錄片的核心驅動力雖仍是他三十多年來紀錄海洋時窺見的變遷,然不同他紀錄鯨鯊時對人族的明確指控,平安龜試圖對人保持信心。


柯金源透過澎湖等地的文化習俗鋪陳出人與龜的互動,藉此道出龜的利用史,呈現海龜曾有的蓬勃與消亡。他在片中扮演串接角色,將三十多年來與他一同紀錄、關注海洋的人物一一兜攏,這些人物勾勒出柯金源看海三十餘年的環境行動變遷軸線,同時也隱含柯金源的期待。過往他拍山,曾一度希望呈現不同世代的傳承,這念頭未能完全實現,卻在《平安龜》裡落實。攝影機鏡頭下的那些人物都不浮誇,有著類似性格,低調務實,他們因為大海認識海龜,被這一物種吸引而開啟了一生的探索。


鏡頭裡的主角是「海龜點點名」的蘇淮及其夥伴。蘇淮是我做珊瑚白化專題時相當重要的影像紀錄提供者。他與夥伴芃芃在二〇一〇年前後開始接觸潛水,成為潛水教練,從澎湖出發,步履遍及泰國、菲律賓、澳洲等潛水勝地,儘管如此,他鮮少看見海龜這一於全世界都瀕危的物種,直到返台到小琉球潛水。


當我踏上小琉球第一次潛水,漂在海面沒有目的地浮潛,突然間,一個巨大的身影出現,一頭體型和我差不多大的海龜,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從我身邊經過。我看著牠擺動前肢浮上水面換氣,接著緩慢下潛,趴著礁石啃食附著在上面的海藻,絲毫不受我的影響,完全投入做牠自己的事情。就這樣,我跟著牠一整個上午,最後牠往外海游去,消失在深藍之中。


蘇淮這樣描述他與海龜的相遇,如羅賓.沃爾.基默爾「我的世界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之間的邊界忽然因為這分明清晰清澈而撐開」,他開始疑惑海龜從哪來?平常都在做什麼?這次看見的和下次看見的是同一隻海龜嗎?抱著疑惑,蘇淮決定定居小琉球,幾乎日日下水,追尋海龜軌跡。他記錄每隻海龜臉上獨一無二的鱗片,為海龜命名,探索牠們的生活,但也因此逐步發現環境的劣化。不僅是大眾都熟悉的海洋塑膠危機,海龜必須上岸產卵,牠所面臨到的壓迫還有陸面棲地的消失。


柯金源紀錄蘇淮前往馬來西亞與日本屋久間島的旅程,這兩處都有海龜的保育中心,兩地居民都如台灣早期漁民,也有食用海龜的習慣。但屋久間島後來改變作法,將海龜捧為明星物種,為當地帶來觀光資源,他們試圖維持人與海龜的平衡,儘管如此,為海龜而來的人潮仍對海龜帶來負擔,保育志工必須更加勤勉才能確保海龜卵順利孵育。然而人的努力也有極限,柯金源拍攝了小海龜因颱風而無法順利孵化的畫面,烏鴉啄食,天擇與人為的迫害使海龜的處境愈發艱難。


柯金源透過他地的保育現狀回望台灣。小琉球突如其來增加的海龜使這個蕭條的小島重新活絡,台灣面臨與屋久間島同樣的難題。但台灣的環境劣化不僅於此,早年台灣一海岸一港口等政策使沙岸流失,海龜早已缺乏適合棲地產卵、人工燈光會讓孵化的小海龜無法辨別月光的方向回到大海,而過多的海廢佈滿沙灘,即使小海龜順利孵化,入海前可能早已耗盡氣力;至於好不容易回到大海的海龜,則可能被船槳撞擊而粉身碎骨、肢體被漁網纏繞而成殘廢。


跟隨蘇淮的腳步移動他國,並不是純然的人物紀錄。柯金源想要述說的,是物種生存的跨地域。一隻曾來到小琉球的海龜,因有標記而能探索蹤跡,這隻被標記為R36192的海龜家鄉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島礁──烏利西環礁(Ulithi Atoll)。位在西太平洋的烏利西環礁屬於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雅浦州(Yap),距離小琉球將近3000公里。而近年除小琉球,太平島的海龜數量也比以往更多,極有可能是周邊棲地遭到破壞的結果。


太平島是避難天堂嗎?柯金源在片中置入早期他於太平島上拍攝的一隻海龜,海龜媽媽上沙灘欲產卵,卻被國軍的刺網纏繞。刺網深深陷入海龜的前肢,鮮紅的血滿佈,柯金源的鏡頭並沒有特意拉近,但那樣已經足夠殘忍,海龜媽媽一顆蛋都沒有生下,就帶著刺網,殘廢地回到海中。柯金源並不迴避,實際地指出長存的沉痾。


《平安龜》裡有許多祭祀祈求的畫面。從祈求出海平安到錢母求財,龜是象徵,是人慾望的鏡像折射,但現實裡海龜已難再長壽,即便有靈,也無力撫及。同是折射,卻有蘇淮等年輕人透過海龜看見人如何可能。鏡頭最後是一稚齡小孩擲筊,此前同一幼童曾出現過,一再陰筊,但當這群年輕保育者訴說盼望,持續行動,那一幼童終得聖筊。想起始終貫穿片中的寺廟鐘聲,《平安龜》或是柯金源的暮鼓晨鐘。




核四公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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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貢寮時已開始開票了。我們去吳文通家,電器行的門深鎖。往右至他住家,他太太看見我們熱情地招呼,說吳文通趕著去每個票所看開票情形。她領著我們去找吳文通,撲空。「人呢?叫我們來找你怎麼不見了?」原來電話那頭的吳文通看開票結束,又趕去看另一票匣。​

一會兒後他過來,和里長對著票數,有些憂慮:「這一里同意的蠻多票。多是台電和其眷屬。」

話語才落,腳步不停,我們往國小去,確認了兩個票所不同意都大於同意。但吳文通的表情仍然嚴肅。前幾天催票,許多長輩別說走,有的已無法下床或翻身。且今天天冷,投票率感覺冷清。他不敢鬆懈。​
後來到區長開設的臨時計票所,小小斗室擠滿了等待連線的媒體,牆上有張手寫的計票海報,十八個票匣,只剩福隆的兩個票匣還沒出爐。但我們沒等太久,麥克筆連續寫出兩個不同意大於同意的數字:七成六貢寮居民不同意。​
貢寮居民一派冷靜,沒有歡呼,沒有預備宴席歡慶。比起一九九四年的九成六不同意,其實是很大的落差。但他們也不洩氣。因這是有至少三名九十五、六歲居民,或不良於行得坐輪椅投票,或在外地靜養,長途跋涉堅決表達意見的一場公投;這同時也是一場,歷經二十七年的心意確認。那是吳文通滿眼血絲、哽咽說的,辛苦反核路——​
「其實二〇〇〇年核四可以解決,但很可惜那時的政黨跟政治把它糟蹋得很深,所以我現在最不捨的就是,在二〇〇〇年的時候,單單一年,就有很多長者,因為核四的復建的時候,憂鬱而走了。​
所以這十幾年來,我們走得非常辛苦。真的我們怕說有一天核四沒有辦法解決,我們沒有辦法對那些真的犧牲掉的那些前輩有所交代。所以這次公投結果,至少我們可以跟那些已經走了那麼久的那些過往的前輩,至少有一些交代說,我們該做的我們已經做了,我們也達到我們當初預設的目標,就是把核四趕出貢寮。這個可能是我們貢寮人現在最大的心願,我們勝利了。我們實現那一些長者給我們的任務,我們完成了。」​
兩年前的以核養綠公投前,我帶著一群大學生來記錄吳文通和住在福隆車站旁的楊貴英的反核心聲。當時,吳文通也說著類似的話。替死者完成遺志,就是他迄今為止深深背負的十字架。而開票後,吳文通也沒有真正放鬆,「感覺好像缺了什麼。」他說,不太真實,像二〇〇〇年民進黨曾一度宣布核四停建的那一刻。​
全台公投最終否決了核四的重啟。媒體聯訪時,都認為核四已經走完它的最後一哩路。事實上,核四現存的狀態只是封存,興建計劃並未廢止。吳文通半自嘲地說,公投法效力只有兩年,民進黨若不好好終結核四,說不定下次公投題目,會變成「重建核四」。

​
「過去被國民黨騙,後來很多年也被民進黨騙。」晚餐後我們去找楊貴英,比起兩年前,她的髮已全白,但氣勢依舊凜然:「以前說里長、鄰長都是我們的,鄉長也是我們的就會贏;後來說議員、立委都是我們的就贏,但最後總統當選了也沒真正為我們處理。所以我都不相信啦。這次投票不同意高,一定要趕快推出廢廠計畫、拆廠計畫,趕快停損福隆沙灘流失,把重件碼頭打掉,不然你講什麼我都不相信。」​

楊貴英對福隆沙灘的愛,就像護藻礁人士對大潭藻礁的愛。那片沙灘讓她能有經濟收入、晟子成人。地理是記憶,是生活,所以她往復紀錄沙灘的流失,盼望有一天能得見自然地景的恢復。很難,但她相信時代不一樣了,所以絮絮叨叨,叮囑著也來看開票的立委洪申翰必須回報民進黨內部重視貢寮居民的心聲。​
「要由下而上,要聽地方到底要什麼。」楊貴英說。​
核電的設置、開工與建設,都落在威權的年代。而長年的施工問題,使前原能會副主委謝得志說:「核四實在是,原能會已經開很多罰單(各種違規裁罰),要不要走真的可以思考。」​
福島核災發生後,謝得志更有這樣的反省:「核能真的很複雜,是專家壟斷。有時候一個複雜的問題,要簡化就要冒很大的風險,只要簡化就會有疏忽。不論如何,一個科技既然會影響民生,本來就要講到民眾放心為止,一個民主時代,(政策)影響民眾又無法讓它放心,本來就不該要的。三一一之後,台灣以後如果要核能,真的要加倍努力。你要扭轉民眾印象,是要很大的努力。要保證核能安全,又說沒有百分之百安全,這不能接受。三一一這件事情真的百分之百不能發生。現在不是說事情發生以後就下台,事實上能下台,這只是解脫而已。」​

上次的公投,將核電與減碳掛鉤;這次的公投,將核電與缺電減煤掛鉤。但核電本不該與這些被並置考慮。因核電是找不到最終貯存場的能源。是一發生問題,就具不可回復性的危險能源。福島還在漫漫重建路,而含輻射污水即將排入太平洋。因為這樣,楊貴英說:「真正,較好心一點仔。做人毋通按呢。我們已經做憨人一世人,咱就看(政黨)閣欲按怎共阮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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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反覆說著、說著。怕今天過後,就沒有人會再記得、沒有人會再聆聽。明天過後,還有許多事必須看顧——核四尚未成為歷史的灰燼,沒有真正死透。

​
儘管如此,她們仍然感謝所有投下不同意票的每一個人。至少今夜不會唏噓,終得一夜安睡。​
離去前,楊貴英對我們揮手說再見,笑得燦爛。真心祈禱會有一天,那將是貢寮居民對核四展露的臉。

鳥兒應該不懂什麼是輻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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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轉眼十一年。難以確定,紀錄片導演Thorsten Trimpop景框中的影像,會不會被視為過時——那些畫面,攝錄於核災發生後四年,是硬體尚未完全重建、許多禁區仍然封閉、農林水產苦於抑制輻射與面對通路滯銷的混沌期。而如今,台灣已走上開放福島禁區食品進口的路途。對許多人來說,眼見為憑——當食物已經符合科學標準,房舍、車站、堤防重新築立,福島像是重生;然而,所謂視線,其所能觸及的範圍,四處障礙:能見度取決於距離、光、雲霧乃至地理差異,因而對於一位曾履及南相馬多次的記者而言,不,Thorsten Trimpop沒有過時。他所述說的,並不是表面可見的物事,Thorsten Trimpop討論的是斷裂及其其後,是「福島人」與「核災」的關係,是他們餘生依舊要持續面對的處境。​

在書寫這部紀錄片時,一邊與台灣開放福食政策的資料搏鬥。鑽研不因反對以高風險而非區域的方式來管理可能遭到輻射污染的食品,而是「災區食品」是否安全,對於仍想推進核電的日本政府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象徵。這件事意味「核災可以平復」、代表人能勝天,但真正走過核災區的人會知道,日本人的確努力克服輻射帶來的影響,但那與核災已經平復並不能被放置於同一天秤。當爐心尚未從福島電廠取出、當人類無法去除核污水的放射性物質氚,並即將把大量污水排入太平洋中,我們應當警醒:這些尚待解決的問題,才是隱匿於核電廠煙囪裡的本質。​
所謂本質,並不僅是死亡的突如其來。​
Thorsten Trimpop的紀錄從災害播報開始,鏡頭帶領閱聽眾看見地表的破壞、空間的頹敗。然而他的鏡頭又十分克制,沒有多餘煽情的鏡頭與訪問內容。Thorsten Trimpop的敘事方式像一台高階精密的多切面斷層掃瞄儀,冷靜俐落地掃描多組原生活於南相馬的居民。他組裝他們的故事,讓核心重點緊扣輻射這幾乎不可見、難以描繪(僅有輻射偵測器的嗶嗶聲能顯示它的存在)的核災副產物。​
儘管如此,相較於過往福島核災的紀錄片,片中對於日本政府的詰難不多。Thorsten Trimpop捨棄批判,側重探索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承載文化、政治和生態歷史的多種方式,以此強化人地關係。而也正是這樣的視角,使人文精神清晰。​
他追隨著隱晦不可見的那些:夢想、人所珍愛的、有別於人類以外的生命。帶不走的套鼓、生產機器的敗壞、一頭貓孤獨地死在充滿輻射的家屋——主人曾經回來探望一次,牠還活著。但避難不能帶走人以外的生物,所以下一次回返,貓死了。除了死別,還有生離。輻射落塵會隨風向、地形、降水因素而改變,避難者因此必須不斷搬遷;又因輻射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人必須面對抉擇,離開、留下,或拆散。而人也因此在面對選擇的過程中,頓悟自己在災難來臨前的無知或疏忽。​
一位家為寺廟的老婦說,核災發生當下,南相馬的麻雀一度大量消失,後來慢慢回流。然而「鳥兒應該不懂什麼是輻射吧?」是在意識輻射危害後,「我最近才發現,日本人在這方面不是太聰明吧,明明發生過那麼悲慘的事,我們老說自己是全球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卻一點也不聰明,在全國蓋了那麼多核電廠,我最近才發現這個矛盾。」她啜泣,在災難當下通曉了日常被剝奪後的可怖,「所以我覺得必須回來。」​
回來、不逃。除了老婦以外還有許多人。理由是,世居這裡已經十六代;理由是,無法棄馬兒於不顧;理由是,身為在福島電廠服務的員工,覺得應該對這起災難負起責任,因為「家應該是一個你可以回去放鬆的地方、你有歸屬感、你感到安全的地方。」​
Thorsten Trimpop一層一層堆砌,像詩人辛波絲卡所寫的〈結束與開始〉:​
「每次戰爭過後​
總得有人處理善後。​
畢竟事物是不會​
自己收拾自己的。​
總得有人把瓦礫​
鏟到路邊,​
好讓滿載屍體的貨車​
順利通過。​
總得有人跋涉過​
泥沼和灰燼,穿過沙發的彈簧,​
玻璃碎片,​
血跡斑斑的破布。​
總得有人拖動柱子​
去撐住圍牆,​
總得有人將窗戶裝上玻璃,​
將大門嵌入門框內。​
並不上鏡頭,​
這得花上好幾年。​
所有的相機都到​
別的戰場去了。​
橋樑需要重建,​
火車站也是一樣。​
襯衣袖子一捲再捲,​
都捲碎了。​
有人,手持掃帚,​
還記得怎麼一回事,​
另外有人傾耳聆聽,點點​
他那未被擊碎的頭。​
但另一些人一定匆匆走過,​
覺得那一切​
有點令人厭煩。​
有時候仍得有人​
自樹叢底下​
挖出生鏽的議題​
然後將之拖到垃圾場。​
了解​
歷史真相的人​
得讓路給​
不甚了解的人。​
以及所知更少的人。​
最後是那些簡直一無所知的人。​
總得有人躺在那裡——​
那掩蓋過​
因和果的草堆裡——​
嘴巴含著草葉,​
望著雲朵發愣。」​
是在理解人留下的緣由後,畫面中安插的核電廠興建歷史畫面與核廢料太空包等地景才有具體的張力:土地如同羊皮紙,過去不會完全被抹除,總會留下痕跡。而痕跡,包含人的存在。重建若是一場覆寫,必須奠基於反省,因此結局收束於相馬野馬追,別有深意——​
1180至1185年這六年間,源氏和平氏兩大武士家族為了爭奪權力,展開一系列戰爭,史稱源平合戰。相馬野馬追,便是為了應付這系列戰爭而進行的武術訓練。源平合戰開啟幕府時代,象徵武士集團權勢的躍升與國家制度之敗壞。而幕府財閥,正是日本西化後,借由船堅炮利侵略他國的支撐;二戰失利後,幕府財閥並未消逝,相反地,他們成為核電製造商,繼續爭奪、壟斷利益。​
之於現代,相馬野馬追雖是文化財,卻也是人祈求幸福的盼望、日本政府藉以行銷復興的符碼,野馬追因而有著雙面性,如果我們還願意回溯,或者記憶,那些被留下的馬匹其實孱弱、早衰與病逝。人類究竟要往哪裡去?最後的畫面是一人穿著防塵衣伴隨輻射偵測器的嗶嗶聲遠去,如果我們只看見侷限的事實,如果遺忘。​

該死的阿修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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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樓一安新片《該死的阿修羅》上映後已有一段時間,卻因母親摔斷腿與工作繁忙,一直抽不出時間好好寫些什麼。照理說寫不該難,畢竟樓一安自陳電影發想的基礎之一是多年前我在端傳媒所寫的幾篇隨機殺人報導;實際上,要說出「大推」之類的評語,卻不容易——原因之一,這部電影並非娛樂取向,而有樓一安關照社會的企圖及野心,當其中心思想與我當初書寫報導初衷相似,加上二〇一四年鄭捷案發生以來,無法多線關注議題的我,幾乎是全幅心神都在這個範疇裡徘徊、前進、撞牆與停滯,樓一安所欲述說的,並未超越我對這議題的思考與想像。​

上述前提,與無法「大推」的關聯,某程度是站在同為創作者的嚴苛視角來看。意即,我並未從中得到新的啟發。其次,是創作形式的表現尚不足以打動我。但同樣的,這評價也不意味我對電影的否定,而是在陳述此種創作的艱困——非虛構寫作不能脫離現實元素,卻也不能沒有作者主觀的意識與想像在裡,換句話說,非虛構只是嘗試用另種方法說故事並將重點放在結構的剖析,卻不代表這樣的書寫不是「創作」。相反的,發想於現實的虛構作品難以避免追溯與對照,這也會使虛構創作深陷倫理束縛。而無論虛構與非虛構,觸及創傷的題材處理起來異常複雜,事件與脈絡並非直線前往,而是相互糾纏,甚而裡頭有諸多未知,創作者在這類議題需要避免獨裁、一言斷定,因那既非現實,也非人性。​
我對《該死的阿修羅》的不滿足,某程度反映我自己在想像這議題的表現手法的困境。而這或也是樓一安劇本修改多次的原因。幾年前他寫好劇本,請我看看,當時還在公共電視工作,分不出神專心,而沒多久他又傳來新的劇本。同樣狀況一再反覆,印象中他甚至拿到補助後還在修改。每當收到新劇本我都嘲笑他,如同他也會嘲笑我的報導總得修改五百次,那樣的互嘲其實是對彼此於創作企圖的理解,自我要求與往復推翻,代表承認限制,卻不放棄往前。​
而那是我推薦《該死的阿修羅》的其中一個原因。前面說過,這部電影沒有讓我驚豔,但從最後樓一安選擇的說故事方式,能看到創作者的思考脈絡。相較於有些創作僅將事件作為改編或創作發想的元素,樓一安的呈現方式,某程度來說是謙卑的。​
創作首重人物,這部電影裡的角色比重平均,其實並不討喜,那意味每個人物的動機可能都不夠強烈到推進情節的發展,就以莫子儀飾演的記者來說,同樣身為記者的我便稍覺薄弱,身處案發現場當然會有牽動,但那牽動如果沒有內在經驗的積累,不一定會向試圖理解殺人者的這一方傾斜。又如潘綱大為愛搞出的直播劇碼,於我也過於牽強。​
然這是樓一安思考後的選擇。他削弱每個角色的動機鋪陳,在我看來,是試圖呈現「侷限」。人與人間的難以理解、偶然所產生的蝴蝶效應、自我認知的渾沌未明⋯⋯而每個侷限若有結局可能都連帶著一句「如果」。在探索社會案件這些年來,每每戳刺我的正是事件發生後的各種「如果」——​
鄭捷殺人後,他的同學說他想像死後的世界是他真心嚮往的世界;台鐵殺警案裡的鄭再由被收押於看守所後,寫信給他的女兒,信裡面希望同時罹患憂鬱的女兒跟他的太太,可以和平共處。並且說,「我對不起你們,這一次我是中邪了,本來人生已經快要露出曙光,偏偏會弄到如此,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反正人生是直播的,也不能重來,對你我只能和你說抱歉。」而湯姆熊案曾文欽的表姐問:「如果我們可以資助他唸書,事情是不是就不會發生?」​
如果是象徵。是一部分人對於生命的積極想像。然而「如果」對於被捲入事件中的人卻可能是緊箍咒,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會被這兩個字凌遲一生。「真的跟我有關嗎?」「我該如何理解這個事件?」「他人的詮釋是我該接受的嗎?」電影裡潘綱大不斷要求黃聖球「解釋」,但解釋是為了誰、為了什麼?若不是殺人,我們對答案的渴求是不是還那麼強烈?​
樓一安敏銳地捕捉到涉入者各種可能的矛盾狀態,並藉由被污名化的符碼啟動「如果」。他用虛構所賦予創作者的權力,讓角色死亡、復生、糾纏,誠懇地將隨機殺人這個議題裡,為難隱晦的那個我們可能都不肯承認的「有時候事情就是這樣」的張力,說出來。​
對我來說,這並不是一部教條地,要閱聽者去理解不同心靈的雞湯電影;所謂還原為人,並不是要說,人總有苦衷。推到極致,雖有苦衷,恐怕也是命運的一部分。這樣說,像我否定社會結構,但不是。每個個案有每個個案的獨特性,過於刻板地想像、歸類,或正是現今我們理解這類議題所需跨越的門檻。這麼多年來對不同案件的摸索,的確隱約感受,事件不是突如其來發生的。不是巧合,是共時性。上帝隱姓埋名的方式,要人類尋求意義。樓一安讓《該死的阿修羅》有著開放結局,或正是這樣的嘗試。

自然的一切本無意圖──讀黃瀚嶢《沒口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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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瀚嶢


「​若以地景為生命的隱喻,邊界會消融與重塑,但那是神的全一。生命有止,地景的定義仰賴轉化的凝視。」讀完《沒口之河》,想起接觸攀岩後寫下的這些字。


二〇一三年,離職書寫灣寶抵抗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以為能快速完成,實則困頓摸索。寫時反覆自我詰問:該怎麼理解地方?地方如何鏈結他者?文字是否能被反覆閱讀?​終於寫完灣寶的故事時曾想,若能以這樣一個村莊抵禦開發的故事述說台灣土地政策變遷,國光石化應也能夠作為回望台灣百年經濟發展史的支點;至於不斷死而復生迄今的美麗灣開發案,則足以撐起原住民族、殖民與東部土地利用的創傷敘事。然而,我終究沒有寫出除了灣寶以外的任何故事、轉而關注各式各樣的殺人案。議題的轉向有複雜的理由,而其中一個讓人羞赧的理由是逃。


逃亡的理由之一,是黃瀚嶢也寫下的:歷史最大的敵人不是開發破壞,而是殘酷的遺忘。讀者的遺忘使故事中人或死,或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如何面對命名與羈絆、口傳與象徵……。反覆說過,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其實同卵雙生——虛構是試圖以迂迴與想像的方式接近、表現真實,非虛構則單刀直入坦露悲喜。文學最終目的之一是喚起人的共鳴,但非虛構因「真實」的採集過程必須面對更為艱困的倫理,那是人類學徒的天問:田野的背叛。


因為故事即是人的血肉,必須尊重以對。而生命往往涉及痛苦,因此必須避免褻瀆。一直以來,希望文字能夠召喚,使人與被書寫者共苦。但大疫期間這兩年,事事困頓,其中關於寫,更是四面受阻。逃亡沒有領我走向更輕鬆易走的路。看似公共的書寫蘊含近身的反芻,或許如此,一步步走入窄仄而迷惘;思索、書寫及步調彼此難以銜接,害怕隨之而來,不得動彈。​愈凝視痛苦,愈懷疑共苦的可能。沒有誰能揹負誰的人生。若此,心意的折衷算不算誠實?行為跟不上初衷是不是虛偽?有時覺得過於鑽牛角尖,但當他們為難以對,沒有反省,很難不自認為禿鷲或鬣狗。


滯礙難行的春季,在友人邀約下嘗試攀爬臨海聳立的岩壁。攀爬天然岩壁前,於室內抱石場往復練習。然親見高聳,還是擔心上不去。後來意識,所謂擔心,並非害怕墜落。甚至,在室內反覆練習的即是墜落。


不媚俗、不討好,走出新路,書寫應該要有這樣的特質。但環境在變遷,而寫非憑一己之力,現實迫近,需要劇烈的調整。墜落與放手的基礎為此——面對岩壁,擔憂的總是確保者的負擔。初次攀爬二十一米長的「Around the corner」路線,卡在半途不上不下,挫敗時往下對確保者大喊抱歉,但他反而在下方回應:「為什麼說對不起?妳慢慢想,我Take住妳,隨時Take。」Take。甚至花了一點力氣幫推。最後在那樣的情境下完攀。​


站在岩壁,發現上攀後與在下方想像若此不同。當張開四肢,不知道篤定的手腳點位於何方、岩盔因頭圍太小不斷飛離……那瞬間意識,一切皆涉及規劃、經驗、膽量與支撐想像的校正空間。完成一件事必須具備這些元素,而這些元素都無法脫離時間與信任。完攀第一條路線在高處看見海時拿起手機拍攝,忽忽知道仰望天空的意思。視線錨定之處為地景,於寫作則是觀點,繼後往復,北濱古老而堅毅的四稜砂岩終究支撐我的某些生產,之於黃瀚嶢,書寫的初衷與基石,應是劫後餘生的火刺木。


木麻黃、甜根子草、銀合歡、巴拉草、火刺木、茵陳蒿與苦楝。以植物為篇章賦名,既是黃瀚嶢的出身,亦是他走近沒口之河的原因。沒口之河所書寫的知本溼地,近年因光電開發將侵害飛鳥而受關注,後續則因侵害卡大地布傳統領域激起更多討論。黃瀚嶢對問題的剖析根基於地理——鳥兒不會憑空來至。棲息、孕育、躲匿,都需地方,總被以為安靜無聲的植物其實悄然茁長,它們承載時間,同時拓闢空間。因而這樣的命名成為複雜象徵的總合。是對田野的標注、自我的揭露,而植物現身的時序則攸關歷史。


木麻黃是外來種,於日殖時期被引入。但序章埋伏這樣的背景旋律非為指控。不知是否繪畫訓練的基礎,黃瀚嶢有效地建立了透視的距離,「殖民」僅是對一既定事實的說明。說明流離與遷徙、權力的遞嬗、爭奪的原因。說明而不指控。因黃瀚嶢意欲書寫的,不是流行口號的正義反轉,他渴望表露與傳達的,是生之力。於是,接續而來的是河濱生態系的先驅植物甜根子草、爾後是於荷蘭時期引進,廣大種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銀合歡。


這些植物的框定流暢帶出族群、歷史及其時空下政策形成的作用力。黃瀚嶢在這些篇章裡分別記述了現實與災難,一定程度容納了寫作者對政治經濟政策的評斷,但評斷不是終點,黃瀚嶢要自己注視的是事件充滿拉扯的張力、殘留的諸多困惑與未知。因他看見巴拉草在那裡——「草原植物的權力關係,靠著走莖、鉤刺、種子、抗火的根莖、透氣的空腔,或者易於散布的種子所維繫,它們各自機敏地感知環境差異,在適當的時候爭取自己的立足之地,多元並呈,永不鬆懈。你永遠不知道草深處何時何地又是另一片風景。」


巴拉草隱喻了人的動能。中性的。必須是中性的,否則黃瀚嶢初始走入知本溼地,帶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初衷就將尷尬得無以為繼。巴拉草因此也是一則拋問與提醒:荒野(真的、得以以及如何可能)存在嗎?這並不是新穎的提問,此類提問若被置放於重大利益糾葛的開發案則成劍拔駑張的對立。可真正理解自然的人知道,對立是虛偽的前提。從來不是二分的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無論立場,任何一種生命都是彼此的利用與被利用者。


也是這樣,讀至火刺木的章節特別動容。黃瀚嶢這樣描述:「到底是河流還是這些薔薇更接近永恆呢?那寬闊的水道,千百年來擺盪,淤積,堆積又洪泛,而薔薇們,只是執抝地占據陽光充足的位置,用鉤與刺謹慎地防禦,曾經存在而現已滅絕的鹿群,或者如今牧人的牛羊,小心翼翼地,籌備著芳潔的花或豐盛的果實,迎接草原可能的來客,它武裝的姿態,彷彿才是整個沖積扇平原的縮影。」


讀這一章節特別緩慢。黃瀚嶢的書寫核心,終究是關於東部一條沒口河形塑的知本溼地的故事。故事囊括時間與地理,人與非人,鬥爭時而來去,黃瀚嶢以火刺木的生成與姿態,編織了反抗運動中各種複雜變因、角力變遷乃至作者自身距離的理解與融合過程。那使我想起有次讀是枝裕和,他說:「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彙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彙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地活著。」在這章節裡沒有線性的拮抗,而有縱深的視閾,歷史的力量在此,共同生活的信念也在此。


也是在那瞬間反省,議題先行的概念或許是對讀者的輕視與對文學的不信。非虛構寫作在這幾年大爆發,粗略劃分,約有兩種路徑,一是訴諸直觀、偏向散文式的情緒書寫,另一種則側重報導形式或研究素材,某程度強調介入與行動的可能。多年前出版拙作,即是帶著後者的意識進行,甚至後續宣傳亦帶有政治行動的企圖。回頭來看,那樣的嘗試與摸索是失敗的。儘管能以政治行銷的動能過於強大來解釋,持平而言,那些書寫終究未能成為鑿穿現實的冰斧。這並非在說攸關議題的書寫不可行,而是,文學面對的是持續變動,寫作者如何掌握時間的變形,會影響永恆的實現。


很難,需有強韌的心志。於是象徵與隱喻如此重要。它們的作用之一是跳脫僵化的定義,是允許轉化,或者蛻變。讀《沒口之河》,會以為黃瀚嶢也是植物。他吸納了火刺木的頑強,平實接受颱風與乾旱的反覆來襲。時間在黃瀚嶢的眼中像有另種尺度,使他相信苦楝最終會在草原矗立並且凝視——沒口之河的現身與變遷,對應的不只是環境運動面臨能源轉型的拉扯,同時也回應非虛構寫作如今面對的課題。在既有語言不斷死去的每一日,必須拒絕歸類而無終止。每個隱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詩,而每一首詩則是一個巨大的、連續的、持久的隱喻。永劫回歸的再反轉,或也能走出與徒勞相互歧異的路。


而這一切都始於誠實。黃瀚嶢的文字裡沒有隱藏不住的炫賣,這讓我相信他是真的「在自然裡」。因為自然的一切作為本無意圖。


對困境的發問,道阻且長,或若有光──讀魏明毅《受苦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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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明毅要寫這樣一本書,已是多年前的事。彼時剛離開公共電視的工作,轉至現在所在的鏡傳媒,開拓社會案件的寫作。這個選擇,某程度是告別了長期在環境領域的累積。決定前,不免猶豫、焦慮,及至現在,這個選擇亦帶來前所未有、不曾想像的精神負擔。


精神負擔源自四面八方的艱困:如何找到受訪者、說服受訪者、耐心熬過說服期間的漫長等待、與支付你薪水,不可能無止損底線的公司維持平衡;寫時要考慮溝通的可行性,要像行走於高空鋼索的人挺拔而不傾倒——一旦歪斜,就有傷害,描繪細節有其必要,但消費獵奇與探究苦痛本核有時只是一線之隔。寫作者必須抵抗故事的誘惑、外在環境過於快速遺忘的壓力,而在這一切之中最為艱困的,莫不過是自我質疑:做到了嗎?做對了嗎?有做好嗎?


二〇二〇年六月寫台鐵殺警案,殺人犯鄭再由的苦難之所在,即是明毅長年凝視往返的黑洞。在面對社會案件中,書寫者「我」該如何自持、反身、冷靜甚而迷茫時,明毅的身影總會在我眼前。


《受苦的倒影》與上本她所書寫的《靜寂工人》有所連貫,卻又差異甚遠。同樣都是蹲伏於苦難的田野,上本著作有著比新作更為篤定的姿態。然篤定並不意味進步或全然的正向,僅是反映寫作者對自身角色,乃至語言文字之用的判斷。這反映在書寫的形式,用字遣詞都更為學術與凝鍊,然因作者聲音的「持續在」,讀起來並不顯孤冷難以親近。之於我而言,則是常常讀到泛淚,書頁被我摺了許多耳朵,她的每個提問,幾乎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書寫社會案件時,我對自己的提問。


是對真實、倫理乃至文學寫作間的界線如何拿捏的搖擺與困惑。因此和明毅談話,而她亦提起自己對於諮商師角色及其所處領域的觀察與反思,乃至與相關領域書寫的不足或輕薄。於是她想寫。透過寫,作為抵抗與調整的可能,不免涉及呼告,而這也許會有冒犯。好奇她要如何開闢那條可能窄仄但能穩妥走著的小路?而今,《受苦的倒影》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回答,是從「我」出發的整理,於是有攤開的分類與揀選,也有謹慎仔細的收納與堆疊。

《受苦的倒影》的篇幅看似短小,每一則都是究竟的探問。個案有不同階級、殊異狀況,但他們都非分離的個體。個人終究都有社會的遺痕,每個人都有機會連繫上另外一個人。這樣說,並非意指人的運命會與另一個人全然雷同,而是將所有人視為一整體,透過對不同個體遭遇的發問,去拼湊出苦難的面貌。在這過程,人透過探索與疑問得以相互連繫與承擔。明毅並不奢求解決,因為匆促的解決隱含暴力,甚至抹除,過程會重製甚至新鑄苦痛的框架。人必須謙卑,她在書中一再反覆提醒的是:我們並不全知。


對未知的敬畏亦是我在處理社會案件時謹慎維持的界線。是事件中的反差、隱蔽與模糊,引領我前去下一個案件。報導題目的選擇之於我個人,都有互相關聯的邏輯——如鄭捷案中我的核心終極提問是:臺灣社會到底是怎麼看待「生命」的?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愛?從這個提問開始,以湯姆熊案挑戰大眾對於「惡魔」面貌的想像;接著以北捷案被害者的報導討論死刑與正義的關係;因為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家庭的範疇,才接著透過日月明功去看家庭的苦難可能從何而來。


湯姆熊案牽涉思覺失調的支線。不同於其他精神病症,思覺失調因牽涉多起謀殺而在社會引發各式動盪,其對立在近年來,以臺鐵殺警案作為衝突的高峰,因而這個案件的書寫重點在於監獄處分以及精神鑑定的拉扯。基本的寫作動力,是我對整體社會思考相關案件的不適感——


湯姆熊與鄭捷案寫後,臺灣陸續有不同案件的書寫及文本改編,不同媒介觸及各領域階層的閱聽眾,而使得死刑存廢、精神疾患的污名、社會壓力等製造苦難來源的面相,獲得有別以往的討論。然在臺鐵殺警案後,相關思考空間被輕易地關上甚至推翻,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我們以殺或者永久隔離作為解決方案。因此,我試圖以一位因為思覺失調而縱火,父親死亡、母親重傷的醫學生縱火案作為提問,大眾對她的犯行觀感不一,因為她的階級與身分而願意體諒,或試圖理解,諷刺的是,某程度正是她所欲追求的社會認可為她帶來傷害。


然而,這樣的發問,引發了精神學界不同派系的討論與對抗。精神學界著眼於對思覺失調發生原因的歸納,其背後牽涉整個醫學教育或精神醫學的養成,但那並非整個報導中我所想要討論的核心。


「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二〇二一年,左岸出版了《兩種心靈》,討論精神醫療工作者的養成及其在現場的困境,但這本書並不僅對相關領域工作者有用,同時對我這樣的書寫者亦有很大啟發。社會案件的採訪與寫作過程的種種經歷,對我來說亦是某種程度的受苦,因在這些案件裡,社會大眾可能都還沒有清楚理解,就已經試圖「解決」。解決的受詞是「問題」,但人的狀態,該被視為問題嗎?退一萬步言,就算我們要將這些事視為問題,我們真的全知了嗎?


像是套套邏輯的迴圈,一定程度與我們企圖將所有陌生物事以特定概念去解釋有關。於是,與邪教相關的報導全被擠入家庭問題的框架、隨機殺人全都對應至疏離,但個人有個人的面貌,一如家庭或疏離有千百種樣態。


這個提問,在《兩種心靈》中有著對照的解答,我們所應當力行的恐怕不是分類,而是探索並理解人類經驗中複雜的張力。而那亦是明毅沉澱多年後再度著眼於苦痛的原因,她並非要重複強調苦痛與資本主義的關聯——那並非新穎的觀點。多年前時報出版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即將此梳理得相當清楚——相反的,那是她所戒慎恐懼的,在《受苦的倒影》裡蔚為關鍵的並非受苦,而是倒影;遠離顛倒,才可能走出虛妄。她所企圖喚醒的是邁開腳步的動能,要我們提問。

因為這樣的企圖,儘管幽微,《受苦的倒影》字裡行間埋伏了對「全知」的拒絕。明毅以自己長年諮商工作的案例告知閱聽眾「無知」與「全知」的一線之隔,以此提醒與其同一領域工作者所必須的自我要求;同時,也透過她在現場的各種反思,提出對其專業領域乃至寫作環境的質疑。


傳播環境自上世紀開始劣化,尋找新的寫作題材與方法是必然,其中最為艱難的是確立倫理的界線。不可能有一概而論的準則,但過於快速的時間壓榨與行銷手段將使寫作者或創作者難以謹小慎微。


於是,人的苦難很快變成某種已有一套SOP的寫作方式,關鍵字成為類似精神診斷的病症。故事只是為了填充苦難框架的素材,在此情況下,人只獲得已知的解釋。閱聽眾因為看見受苦以為這即是承擔與救贖,寫作者覺得自己拓展理解也獲得提升,但被書寫的人所可能承受的副作用卻很少有能被共同承擔的可能。因為那樣的寫作裡,沒有發問。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是情感的磨耗、真誠的消逝與聆聽的掩蔽。甚至,當人的苦難成為可被複製的套路,真實即不存在。


真實不在,才是阻礙苦痛不再生成的根源。因為那讓個人的面貌消逝。苦難固然牽涉社會因子的壓迫,但個體的殊異與境遇的相碰,苦難才會真正發生。《受苦的倒影》裡,明毅寫下一個案小新,她讓小新的存在重複出現,那是全書我最喜歡的一部分。不僅因小新表現出的能動性,更因看見一位作者在已然成形的書寫中,仍企圖調動主客觀與權力的努力及可能。


那使我想起亞歷塞維奇的「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布在世界上。」以及黃碧雲的「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事件將自己的聲音寫入如留聲機唱盤的槽溝底,而寫作者是探針,轉譯訊號為文字使其傳播。若此複雜,道阻且長,但就算伏低,只要能走,或若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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