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鏡像:舞入黑暗的日月明功(下)
兩塊錢應付安全檢測 南方澳垮橋戳破橋檢真相
愛的囿限
防疫.政治.替罪羊
2月底,指揮中心宣布「註記」滯留湖北約1千6百名台灣人禁止回台,後續還包括陸配與陸配子女等身份的返台限制,獲部分輿論支持,但也引發歧視與國族爭議。逢甲大學財法所助理教授李東穎提醒,遷徙是憲法保障的基本權,沒有很強的公共利益不得侵害,且方法得符合比例原則。「當其他人都能從疫區返回,為何僅台商被限制?」
「《傳染病防治法》有標準措施,應先採用。否則疫情再升級、需要禁足令,我們還能使用這條文嗎?」李東穎指出,特別條例欠缺法律上相對明確的授權基礎,立法者應盡快修補漏洞。「法治的完整性才能創造行政權正當性的基礎。如果不檢討,長期會影響人民懷疑行政機關的正當性。」
《還有一些樹》:鐘乳洞穴如此溼滑,必須小心翼翼走
相較於我的困頓,同樣討論「種族」問題的廖克發顯得舉重若輕。他以疑惑一九六九年信件上總註記「不要散播謠言」為出發,觸碰迄今在馬來西亞仍備受爭議的五一三事件。比起前作《不即不離》,《還有一些樹》的剪接與敘事技巧更顯成熟。
《不即不離》或因涉及家庭生命經歷,敘事者的聲音隨故事中的人而起伏、富有感情,缺點是觀點較無法集中,但能使人真切感受到歷史下人因選擇所產生的痛。《還有一些樹》裡的廖克發顯然較為抽離,雖理性,但畫面的適時留白,使象徵的影像產生自己的溫柔聲音;結構上層次明顯,起承轉合的節奏流暢。比起前作,廖克發有了長足的進步。
然觀看時一直疑惑,影片開宗明義直指要討論被視為馬╱華爭議的五一三事件,為什麼選擇原住民作為貫串紀錄片的支撐?
這個問題廖克發曾在許多訪問中做出回應:
換句話說,廖克發嘗試以迂迴的方式討論種族。以認識做為動機,去述說這塊土地上最原先的居住者沙蓋如何被欺凌。廖克發帶出的沙蓋樣貌是溫軟且悲涼的。那使沙蓋成為純潔且無辜(因奴隸戰爭成為被獵殺的對象)的象徵:他們被獵捕、歧視、當作奴隸;年輕人被屠殺、婦女被強暴、小孩被「馬來人」收養因而同化而不知道「自己是誰」。
然而,英殖民前的馬來半島本就因其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而有不同文化實作和宗教信仰的群體,並非現今指稱的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原住民這麼簡單。例如,英殖民前的「華人」往往以原鄉地域╱方言群來區別彼此,並沒有統一的華人認同;而「馬來人」則泛稱說馬來語、吃馬來食物、遵從馬來傳統習俗和蘇丹政治系統的人群,這群人的「馬來性」(malayness)並非基於某種天生繼承的種族劃分,卻更近似一種可以後天習得的文化能力。
回到五一三。事件背景是馬來西亞獨立建國後。二戰期間,日本曾於馬來半島有短暫的殖民歷史,而抗日、反英的馬來亞共產黨亦在此推展其政治主張,與馬來政治菁英的國族主義產生政治路線的認同差異和競合。獨立之後,馬來西亞政黨政治仍然充斥對於政治經濟權力在各族之間應該如何分配的不同看法。雖然1969年大選和各族對於該次選舉結果的反應通常被認為是五一三事件的直接導火線,五一三事實上反映了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後殖民國家更深層、更難解的困境。
把他關起來,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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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鍾以涵 |
清晨驅車前往台南看守所,大雨滂沱。或受疫情影響,來探望的人少了。接見大廳未亮全燈,潮濕而灰暗。坐在椅子靜候。耳邊傳來一陣細微、間歇性且持續不斷的嗶嗶聲。抬頭見一位中年婦女欲送會客菜。她帶了蔬菜魚肉乃至水果,用透明塑膠袋各分裝成一小包,於磅秤秤重。
中邪刺警 被當狡詐偽裝
限重是兩公斤,但她帶得那麼多,拿出一些,又放回一些。反覆又反覆,嗶嗶嗶嗶、嗶嗶嗶嗶,她忍受刺耳,卻始終沒在兩公斤內維持想像的均衡。
均衡那麼難。十四窗口內的鄭再由穿著陳舊汗衫,頭冒白髮,面有風霜。眼神並不可怖,是路上尋常可見的中年男子,而無刑警口中罪大惡極者常有的「下三白眼」面相。但二〇一九年七月三日,他在北上的火車,刺殺一位年僅二十五歲的鐵路警察李承翰。
鈴聲響,他舉起電話,聲音溫和。問是否知道我的來意?「律師有說。」提及往事,皆能清楚傳達,只是遲緩。問及為何於火車上刺警?「我中邪了。」鄭再由說:「我很無辜。他們一直在弄整人遊戲,要殺我。」
見鄭再由前一天,這起案件於台南高等法院進行二審,鄭再由亦說「我中邪」。自一審審理起,「中邪」是他對自己行為的一貫理解與說法。但無辜那麼刺耳,當由殺人者口中說出,中邪對被害者即是藉口、是狡詐的佯裝。
「可是我沒有針對警察。」會客窗內,鄭再由雙眼快速眨閃,急切覆述:「有人要殺我。但沒人幫我。我只是被嚇到,我也對他很抱歉。」
李承翰被害當天早晨,鄭再由慌慌張張前往警局報案。他告知警察自己有筆三百萬保險金將到期,而有三位朋友想謀害他。由於他情緒激動、語無倫次,警察通知家屬來接。女兒鄭欣如(化名)勸他回家,「但爸爸不肯,一直說遇到事情要處理。想帶他看醫生,他說他沒病。」鄭欣如不知如何是好,求助警察,「警察也只是叫我帶他去醫院。」
僵持不下,她騎車尾隨鄭再由,卻因車潮而走散。鄭欣如回家等候,渾然不知父親接著去了社會局、去保險公司解約,甚至去了議員服務處求助。
鄭再由所到之處接觸的人都覺得「他很怪」。但沒人理會他不斷重述的「有人要害我」。儘管解了約,他仍相當不安,至小北百貨買了兩把刀綁在腳踝防身,並再次去警局報案。這一次,員警仍只是安撫他,就請他離開。
於是他想著北上,欲找媒體開記者會揭穿有人要謀害他的計畫。為了躲避想害他的人,鄭再由買了車至新營的票,先搭至左營,才換乘北上一五二車次列車往台北。途中遇列車長傅至宏查票,但他認為「他是在查我的人不是查票」。
鄭再由的說法和媒體報導大相徑庭,社會大眾認定他因逃票而殺人。但鄭再由說:「我上自強號,在第四或第五車廂,突然發現有一個人在前面監控我行蹤,我立刻跑到後面的車廂,結果列車長拿手機尋找我。」於是當李承翰要求他下車,他認為自己下車一定會被弄死。「我行蹤已經被監控,而警察被人家利用去做非法的事,所以我才用刀刺他。」
精神鑑定 輿論質疑專業
鄭再由無意殺死警察。但李承翰死了。筆錄裡他能問答,行動有邏輯,檢察官以鄭再由妨礙公務並蓄意殺人起訴他。由於此案為重大刑案,法官裁定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協助進行精神鑑定。經檢辯雙方交互詰問鑑定報告內容、勘驗各項證據,法官最後認定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症,導致刺警當下缺乏辨識與控制能力,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判處無罪;但病識感不佳,為社會安全考量,需施以監護五年。
根據現行刑法第八十七條,監護期間最長即五年。殺警案一審判決,是法官權衡精神障礙者的人權與社會安全所做出的決定。但判決出爐,輿論譁然。行政院長蘇貞昌表達「錯愕、失望」,總統蔡英文則支持檢方繼續追究鄭再由的刑事責任。獲政治支持,檢方火速於十小時內提起上訴,並開啟抨擊精神鑑定專業的戰場。
五月二十五日,台南高等法院審理此案。檢察官林志峯認為鄭再由事發前還能正常工作、筆錄時有邏輯思考能力,判處無罪太離譜,質疑精神鑑定有缺失、讓罪犯裝病逃逸,請求重新鑑定。
辯護律師陳偉仁反駁,鄭再由雖會用手機、買票、買刀,看來與常人無異,但他談論的事情於現實並不存在。法官勘驗殺警時車上乘客錄下的影片,李承翰明明身著警服站在鄭再由面前,鄭再由卻說:
「誰要下去!你現在共恁爸叫警察,沒政府」、「你共他們講一句,恁爸欲予死!」明顯是跟不存在的對象說話,法官因此判斷鄭再由是因受外在行為刺激,導致他處於急性發病的妄想狀態。
陳偉仁指出,過往精神障礙者犯罪,要決定是否符合刑法第十九條第一款,向來是很大挑戰,「但這次有客觀證據,所以一審才敢這樣判。」此外鄭再由智商僅七十六,「這年紀的智能退化多是受到長期疾病影響,醫生是據此判斷他思覺失調症的嚴重程度,及如何影響他的判斷力。」
長年參與司法精神鑑定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精神科醫師王俸鋼嚴肅表示:「裝病很困難。病的樣態是大腦神經退化的結果,無法用意識偽裝。就算是熟悉精神病樣態的精神科醫師去偽裝,也無法長時間不露出馬腳。」而鄭再由的鑑定報告並非僅靠單次會談與事發影片就作成。根據奇美醫院病歷顯示,鄭再由罹患思覺失調至少十年,自二〇一一年起,即擔心自己會被毒死、二〇一五年時,更開始出現有人跟蹤他的妄想。
「我們不敢奢求被害人原諒或放下。」陳偉仁說,「但鄭再由真的不是裝病。」鄭再由的親戚則說:「阮知影社會大眾攏叫是伊假痟。但是伊做人條直,毋捌虧欠別人,伊是結婚以後壓力大,遮會變成可憐人。」
家庭問題 累積身心壓力
鄭再由家族原在嘉義務農,家中兄弟姊妹共六人。一九六〇年代,台灣農村面臨工業社會的吸附,勞動力短缺、農收低落,鄭父在一九七一年左右,舉家遷移到台南。
來台南,落腳安南區海佃路。編售竹籠給醬油廠、果菜市場等攤販,僅能勉力維生。六個兄弟姊妹中,僅二姐讀到大學。長兄與大姐都是小學畢業,扣除早逝的三哥,二哥與小弟鄭再由,讀完高職後都不再升學、外出攢錢。
鄭再由畢業後從事機械配電。那是一九八〇年代,工業蓬勃發展,鄭再由薪水不錯,立業了,母親想他成家。「但鄭再由頇顢講話,足恬靜,毋捌交過女朋友。伊母就透過媒人,介紹蹛佇隔壁巷的詹素華(化名)予鄭再由熟似。」鄭家親戚說。
詹素華是詹家么女。自台南女中畢業後,考上淡江大學。畢業後返鄉,曾在診所服務,也擔任過補習班老師,後替經營化妝品事業的哥哥工作。兩人相親,詹素華見鄭再由身材挺拔,相貌端正,又有車有房,雖兩人學歷並不相當,仍決定與他交往。
一九九七年,兩人結婚,隔年生下長女鄭欣如,再隔年,生下二女兒鄭萱萱(化名)。鄭再由想像生活正要順風順水,現實挑戰卻接踵而來。
「婚後我太太不要和我媽同住。」鄭再由說。但他認為詹素華無需料理三餐,鄭母和他們分住不同樓層;加上鄭父與二哥皆早逝,長兄好賭六合彩、二哥在外地工作,兩位姊姊則出嫁,孝順的鄭再由捨不下母親一人,一直沒有答應詹素華的要求。
鄭家親戚透露,婚後的詹素華陰陽怪氣:「毋知影不滿鄭母啥,一直棄嫌伊。鄭母半暝去便所,詹素華會站佇樓梯口假鬼共嚇驚。」鄭欣如和妹妹的記憶裡,也盡是母親對奶奶的排斥,「阿嬤對我們很好,但媽媽要我們不要理阿嬤。」
後來鄭欣如才知道,好賭六合彩的大伯,賭輸了,四處借錢,一次曾到家中要錢,詹素華拒絕,被狠狠甩了一巴掌。「我們不知道阿嬤當時有沒有維護媽媽。問她是不是因為這件事才不理阿嬤,她說不想談。」
鄭萱萱幼稚園左右,鄭母過世,鄭再由與詹素華為遷出與否的爭執就此落幕,但好景不長,詹素華大哥的化妝品工廠貨品出了問題,周轉不靈。其二哥只是模具工人,詹素華也沒有多餘存款,只能眼看大哥生意倒閉,一家人無家可歸。
不幸持續蔓延。一九九〇年起,台灣中小型企業為降低成本陸續外移,撐不下的工廠則直接倒閉,鄭再由也受這波外移潮衝擊而失業。但他有專長,看好產業升級,仍須配電技術,他決定與朋友合夥開公司,拿與哥哥共有的房子抵押,豈料朋友捲款潛逃。由於房子仍有大筆房貸待繳,鄭再由繳納不出,房子最後全歸於嫂子名下。
是噩夢的重複。詹素華與鄭再由大吵一架,甚至大打出手。隔日,詹素華送鄭萱萱到幼兒園前,發現忘了帶鑰匙。由於平日不鎖二樓的窗,詹素華便踏著車蓋躍上遮雨棚想爬上二樓,入門取鑰匙。不料踩空、跌落,人倒於血泊之中。
自我否定 負債雪上加霜
追溯往事對鄭欣如而言並不容易。訪談時她幾乎不正眼看人、畏陰暗,總側身把自己縮起來。「從小就自卑,因為我斜視,而且家裡很窮,一直沒什麼朋友。」自父親殺人,她和母親與妹妹搬離賃居處、寄居舅舅家。寄人籬下,她盡量活得透明,避免成為負擔,因詹素華情緒崩潰,幾乎不吃不喝,被強迫住院至今,體重只剩三十三公斤。
住院是鄭欣如對母親最鮮明的記憶。當年詹素華從遮雨棚跌落後在醫院休養一個月,她與妹妹被送到外婆家照顧,鄭再由則到一家工廠從頭做起。但詹素華出院後,生活的風暴才要開始。
「媽媽當時傷到頭跟兩節脊椎,結果醫生手術失誤,傷到另外兩節脊椎,造成她小腿萎縮。」於是詹素華穿著紅衣,帶著對醫生的恨意到鄰近的飯店割腕。詹素華沒死成,但她一試再試。第二次,她將自己關在車裡燒炭,被鄰居發現,再度搶救回來。
詹素華確診重度躁鬱。詹家人怪罪鄭再由「把好好一個女兒搞成這樣」。實際上,他很努力善待妻女。鄭欣如說,盡管日子難過,鄭再由仍盡可能帶她們外出,「最常去虎頭埤。但入園要門票,我們沒什麼錢,所以爸爸會叫媽媽躲在後車廂,這樣只要買一張成人票。」
卑微的畫面,卻是鄭欣如記憶中唯一接近快樂的事。妻女的委屈讓鄭再由深深內疚,怪罪自己若沒失敗,就不會和妻子爭吵、導致她失足受傷。而兩個女兒年紀尚小,仍待哺育,自責、對自我的否定與育兒壓力,使鄭再由渴望翻身。
「爸爸後來跟媽媽借二十萬去投資期貨,結果遇到金融風暴,全賠光。」那是二〇一一年,全球經濟因歐美債信危機、高失業率、中東政局不安面臨重大挑戰,鄭再由對外在經濟局勢缺乏準確判斷,這次失足,使詹素華的積蓄一毛不剩,甚至背負上百萬的債。
當晚,鄭再由與詹素華大吵後沒有回家。年紀尚小的鄭欣如不知爸爸去哪了。「爸爸這次出事,才知道那次他也是坐火車跑去台北。」
台北,政治經濟重鎮所在。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前,每日都有舉著白布條者上訪控訴社會不公。鄭再由感到自己的命運也需要被聆聽,朝著一切平等正義得以實現的象徵前進,卻在那裡迷途。
思覺失調 妻女接連罹病
鄭再由的姻親高政雄(化名)說:「那次他躲在台北車站三天三夜,沒吃飯也沒洗澡,說要躲壞人、有人要害他。」是高政雄去尋他,將鄭再由騙回台南並帶至奇美醫院就診,也是此時,確認鄭再由因內外交迫壓力,罹患了思覺失調症。
醫療介入,稍稍控制了鄭再由的病情,但進步緩慢。面對債務,鄭再由一邊當大夜保全、一邊接配電工作。「我真的三百六十五天都沒休息,一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然思覺失調症會影響患者反應,鄭再由的工作能力因病起伏,還款能力並不佳。
他曾想過跟地下錢莊借貸,幸好理智讓他放棄,不過鄭再由仍辦了銀行推出的各種現金卡,以卡養債。儘管政府在二〇〇八年就通過債務協商機制,鄭再由對這些協助政策卻一無所知。
日子愈來愈難,有時鄭再由一家四口只吃一罐魚罐頭配白飯。他和詹素華決定離婚,讓兩個女兒跟著沒有工作能力的詹素華以取得中低收入戶資格,減免學費;但貧賤夫妻百事哀,升上高職的鄭欣如遇上同學霸凌,向學校師長求援無門,也誘發憂鬱。
「媽媽只要發病,就罵我畜生、說怎會生我這種女兒、要把我殺死……。」鄭欣如說,母親開始會拿棒棍打她,還說「爸母拍囝,天公地道」。也是如此,鄭再由又和她們重新一起生活,「我太太這樣,我要照顧她。」
一起生活,沒有消弭詹素華母女的衝突。「一次我媽抓狂拿菜刀要砍我,我趕快衝進房間鎖起來,門被她砍得都是刀痕……」又一次,母女爭吵,鄭欣如不小心撞到詹素華,導致她二度傷到脊椎,開刀植入鋼釘,生活能力變得更差,不堪病痛,選擇跳海自殺。
詹素華依舊沒死成,住進精神病院一個月。只是出院後她又再度燒炭,被放學回家的鄭欣如目睹。接連自殺、家中有兩名以上確診精神疾病的鄭再由一家,始終沒有得到衛生局或社會局的積極協助。鄭再由只能憑靠己力安撫詹素華。而此時,他會變成出氣筒,不斷被問:「什麼時候你會拿錢回來?」最後,為了省下區區幾百塊掛號費,鄭再由於事發前兩年漸漸不再回診,最終迎來他生命最大一次滑坡。
二〇一八年初,鄭再由和以前工廠的同事詹仔重逢。詹仔看鄭再由保全收入僅約兩萬,勸他和自己合作:他進機器維修,配電部分交由鄭再由負責,「少說也有七、八萬收入」。於是鄭再由辭去保全,全心投入他熟悉的配電一途。
兩人的合作方式偏向外包性質。鄭再由得先自行支付維修與配電的材料費用,待詹仔將機器還給客戶後才能取款。但鄭再由經常無法回收款項,使他積欠材料行費用,讓他不得不跟鄭欣如調用繳學費的錢。
妄想恐懼 對接現實委屈
根據筆錄記載,詹仔主張他沒有拖欠鄭再由帳款。詹仔私下卻跑去找鄭欣如並給她一筆錢:「鄭再由在我這邊做的有兩萬八,還有一條三萬。但最刁難你爸的,是老陳。」
致電向詹仔求證,他一再掛電話。另位與鄭再由合作的白勝強(化名)告訴我們,老陳是詹仔的朋友,事發前進口一台價值上千萬的機器至詹仔那裡,請鄭再由配電。老陳欲收取佣金,詹仔不給,雙方爭執,導致鄭再由的配電費用遲遲沒有著落。此時,遇上鄭欣如向鄭再由索取學費,導致了他的崩潰。現實上虧欠他的人,成為鄭再由腦中「整人遊戲」的主謀。拖欠的帳款,則成為「謀財害命」的象徵。
研究顯示,思覺失調症的復發與停止藥物治療高度相關。一般而言,停藥半年復發率為五十%;停藥一年復發率為八十%;停藥兩年復發率為九十%以上。犯案後,看守所提供鄭再由藥物服用近一年,他依然堅信有人要整他、毒害他、覬覦他的錢財。看守所的醫師判斷:鄭再由仍然病著。
妄想的恐懼與現實的委屈對接,形成在常人眼中也一貫無悖的邏輯。儘管鄭再由歷經奇美醫院長達十年的診斷、司法精神鑑定乃至看守所醫師的確診,檢察官仍堅信鄭再由的罪,不視他的病。是職責所在,卻讓李承翰的父母深信了鄭再由的「喬裝」。而社會則因警察喪命這個社會安全象徵的殞落,提出延長監護處分的修法建議。
延長監護 修法難補漏洞
法務部提議,未來若病犯監護屆滿,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可向法院聲請延長,每次延長時間三年,延到沒有再犯之虞為止。但這樣的措施,卻可能加重對精神疾患的污名,反使社會安全漏洞難以彌補。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鄭泰安曾發布一項研究,發現台灣憂鬱與焦慮症盛行率從一九九〇年的十一.五%提升為二〇一〇年的二十三.八%。儘管此項研究排除思覺失調等嚴重精神疾病,但嘉南療養院精神科醫師李俊宏提醒,思覺失調患者有一半比例也會有憂鬱症狀。
根據鄭泰安研究顯示,憂鬱盛行與台灣歷經快速經濟轉型,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導致就業市場萎縮,並因全球經濟衰退,就業市場持續低靡高度相關。顯見大環境因素會滲透至家庭,最後侵蝕個人。回顧近年重大精神障礙者殺人案件,不乏此脈絡下產生的悲劇。
王俸鋼認為,「目前修法風向,是把刑法第十九條中不能滿足應報思想的空缺,用刑法八十七條的修法來滿足。」但現代精神醫療以監禁形式幫助病人,至多三至六個月就能知道可幫助病患到什麼程度,超出醫療性症的監禁,「都是把精神病院當成監獄。社會的應報思想與犯罪預防,不應全部甩鍋到醫療。」
精神科醫師對修法的疑慮,是因精神病患的犯罪議題多為複雜因素交織,「有人性惡的地方,但也有先天智能發展問題或疾病因素,甚至社會不利因素如藥酒癮、社區同儕,家庭或貧困相關。」李俊宏強調,當所有問題都被簡化成精神疾病,而不解決根源性問題,「延長再久也沒用。」
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主任廖福源指出,行政院說要建立社會安全網已逾兩年,實際資源卻付之闕如。「政府並未思考如何支持精神障礙者的家屬。」廖福源舉例,就算非監護處分個案,無論就業或居家照護,資源的銜接都極其斷裂,「像出院病患若做居家治療,就不能做社區復健,因為健保的限制。」
「精神病人的輔具就是人。」廖福源強調,精神病患的穩定程度高度仰賴穩定關係的建立,但現有服務都以階段性任務作為結案標準,精神病患可能在好不容易適應一段關係後又要重頭來過,「尤其現在社工案量很重,以二〇一七年為例,平均面訪只有二.〇七次,但需要高度支持的人一週至少要能見一次。」
精神障礙關懷團體與精神科醫師原本希望殺警案能讓社會直面社會安全網漏洞。實際輿論的關注重點,卻隨著檢察官不斷主張精神鑑定有缺漏而陷於對立。
二審準備程序中,林志峯主張「智商不足可以假裝」,且痛批鑑定報告團隊一共四人,僅花兩小時與鄭再由會談,加上鑑定醫師沈正哲是在速食店完成報告結論,「簡直速食完成,十分輕佻!」
法官陳珍如當庭曾表示:「醫師快速做完,是因法院催促;於速食店寫報告,是因重大矚目案件,他下班後到那裡加班。至於只花兩小時會談,是因被告被羈押。如檢方同意,法院可以讓被告花更多時間被鑑定。」林志峯的話語,仍被媒體摘錄、廣傳。
恨與報復 壓過理解修補
網路充斥「精神病要變成第一志願了嗎?」、「現在有精神疾病的就天下無敵了」、「以後黑道收打手都順便弄張精神病證明書好了」等言論,而許多政治人物也表態必須追究到底,「因為判決和人民『情感』相違背」。
「然而這類判決在嘉義過去也有。」王俸鋼說,二〇一四年,一李姓男子拿螺絲起子插進祖母雙眼狂攪,再用鐵鎚殺了祖母。二〇〇七年時,他也用鐵鎚殺了他爸爸。當時精神鑑定也是嘉義榮院,判斷此人有精神障礙。李男於精神病院強制住院五年,放出來兩年然後犯案,「這代表法官的判決多年來邏輯一致。」兩起案件的社會關注天壤之別,「是因大家對勇敢警察形象的投射。而當時死的,卻是無人聞問的老媽媽。」
精神障礙者犯罪問題就此被簡化為「裝病」的議題。民氣成為檢察官爭取徒刑的工具,相較於理解與修補,恨與報復成為這起案件的主旋律。而六月四日晚間,李承翰父親李增文傳出因胃病宿疾,大量出血不幸辭世消息。 李
家人認為,李增文是因無法接受鄭再由裝病卻獲無罪,鬱鬱寡歡所致。靈堂上,李增文九十二歲的母親拄著拐杖在旁人攙扶下,一步一步走到靈堂前,哭喊「我的心肝囝仔」。一年內兩度面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不堪情景,透過媒體傳播,更加強化社會「要鄭再由付出代價」的決心。蘇貞昌再次強調,要全力協助上訴。但將鄭再由關起來,是否還給李承翰正義?社會又能否更加安全?
「我去看鄭再由,看起來好多了。」鄭秀娟說,「他說自己在外面做牛做馬,裡面反而比較享受。每天有藥吃,如果忘了同學還會提醒他。」
而二〇二〇年二月,一名家住板橋的男子,因幻聽發作,徒手掐死自己八十歲的母親;二〇二〇年三月,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二十三歲男子與妻子口角後,殺死在路邊等待載姊姊回家的林姓無辜騎士;二〇二〇年五月,一精神不穩男子當著警察面取牛排館瓦斯桶,以打火機引燃縱火⋯⋯
「再重來一次,不會贊成他做警察了。」李增文生前曾這麼說。或許他是對的。儘管當一位保衛社會安全的警察,是李承翰自小的夢。
她燒了她的夢 一位醫學生的縱火軌跡
是日午夜,睏夢中的陳美秀(化名)突因悶熱驚醒。睡在身旁的丈夫劉國信隨之醒來,二人眼前所見,是煙霧。
「失火了!」陳美秀心頭一凜,從床上躍起,開門對睡在隔壁房間的兒子大喊「華!」接著衝進浴室將毛巾浸濕摀住口鼻。出浴室,看見冷氣機燈號在閃爍,擔心爆炸,她向前拔除插頭。同時間,劉國信也拖著肢體不便的身軀,往三樓大喊女兒的名字:「如!」
劉國信尋找女兒劉小如(化名)之際,陳美秀先抓著兒子劉少華(化名)倉皇逃往陽台。後聽見丈夫高喊一聲「秀!」正想回頭,烈火濃霧已阻擋她的視線。南市消防局獲報後派遣二十三輛車、共五十三人前往灌救。消防員衝進火場,找到年五十六歲的陳美秀與二十五歲的劉少華,二人正惶然躲避猛烈火勢,雖意志清醒,劉少華已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陳美秀的雙側下肢及會陰則被燙傷,並有合併吸入性灼傷及左下肢腔室症候群等傷害,有截肢之虞。
救護車將陳美秀與劉少華送往奇美醫院救治。幾分鐘後,五十四歲的劉國信被尋獲。消防人員將他帶出火場,劉國信因吸入過多濃煙,導致一氧化碳中毒窒息併高溫灼傷,引發燒燙傷併吸入性嗆傷,已無生命跡象。救護人員施以心肺復甦術、緊急將他送往成大醫院救治,最後仍不幸身亡。
當時,一度傳出劉小如受困火場消息,後發現劉小如並不在家。陳美秀以為這是不幸中的大幸。隔日,劉小如前往醫院探視受傷的母親與弟弟、至成大確認父親身份後前往警局作筆錄,卻被以縱火、殺害尊親屬的嫌疑人身份遭到收押。
無處不在的監視錄影器紀錄了火災發生前的經過: 二〇一九年五月的一個凌晨,劉小如持一白色透明方型塑膠桶外出,駕駛陳美秀的車,前往加油站購買十七多公升的九二無鉛汽油。返家附近停好車,劉小如手提裝汽油的塑膠桶進入家中。不久後,劉小如走出家門,住宅隨即起火。消防隊研判,起火點是住宅一樓客廳床墊,上有汽油潑灑痕跡,檢察官據此認定劉小如犯案,並聲稱她縱火離家後,意圖駕車逃逸。
這起縱火案本是一則佔據報紙不過二、三百字的地方消息。日後卻成為各家媒體爭相報導的素材。只因劉小如不符合一般大眾乃至統計研究中,多數縱火犯的形象——
劉小如是二十七歲外貌清秀的女性,從小到大都是資優生,犯案時甫自北部某醫學大學畢業。她外向活潑,是排球好手,也喜好旅遊,從社群媒體可見與同學互動良好,還在朋友準備艱困國考階段,送甜點、飲料慰問。劉小如未有前科、暴力行為記錄,也沒有酗酒、家暴、用藥紀錄乃至確診精神疾病。這樣的人,何以犯案?
「也許家人也是有緣深緣淺」、「紀念我們曾經為『家人』這個關係所投入的大量的、徒勞的,卻無悔的努力」、「這兩天出事以來謝謝大家的關心。我的感想是我竭誠並且由衷希望台灣人以各種非人殘酷的方式死去。我鄭重地保證以上言論發自我的自由意志,而且我發誓我會考上醫師執照並且成為一位優秀的醫生。」
媒體起底她在縱火後於臉書寫下的片段話語,將劉小如組合成一個屢次無法通過醫師國考、對家人忿恨進行報復的冷血女子。並將其似因落榜壓力大而做出的行為,歸咎於當時仍在加護病房、倖存的陳美秀的高壓管教。「但我們不是那樣的家庭,」陳美秀涕泣:「小如沒有多次落榜、我也不是虎媽,我的孩子,只是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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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開口談劉小如,已是案發一年後。遭縱火的屋子無法住人,陳美秀寄居弟弟家。我在門口按鈴,久久門才開啟。陳美秀雙腳著壓力衣、拄拐杖來接。她試著用輕鬆語氣招呼,神情緊張。良久後才承認:「我真的不太敢接觸媒體,不知道媒體會亂寫成什麼樣⋯⋯」 隨她入屋,光線昏暗,為方便出入,陳美秀住在一樓入口處左側空房。房間約三坪大,呈狹長狀。門後是床,床鄰著一張方桌,最遠處有廁所,其餘空間堆滿從火災現場匆促搬來的雜物。一箱一箱,上頭散落幾件她常穿的衣物、背包,這麼長時間以來,沒能收拾。我與她對坐方桌,床頭上有幾本友人贈送的書。「都是解除壓力、放鬆心情相關的,但一想到小如還在看守所,我一個字都看不下⋯⋯」
該從何說起?「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突然就走樣。」陳美秀出身南投農家,劉國信則是老兵之子。她於台中一處醫療機構擔任護理師時結識齒模師劉國信,兩人婚後住在台中,不久後懷了劉小如。
「小如出生,我先生很震撼。」劉國信小學三年級母親因病住院,在他五年級時辭世,之後父親另有家庭,國中畢業後半工半讀自力更生。或因如此,劉小如的降生像完足劉國信生命缺失的一角。劉小如出生後找保母不順,陳美秀工作得輪班,劉國信就趴在嬰兒床旁睡覺,「小如輕輕一個哼聲,他就立刻起來查看。」
一九九五年,二子劉少華出生,當時陳美秀弟弟欲至台南工作,娘家舉家遷移,陳美秀一家隨之買下台南永康的房子。此時陳美秀留職停薪,專心照料孩子,劉國信轉開復康巴士,經濟重擔在他一人身上,但他並不覺苦。「小如從小又乖又靈巧,繪畫本被弟弟破壞也不生氣。唯有一次,塗鴉本要繳回給老師,她才開口對我們說:『可不可以商量一下,把弟弟塞回肚子去,等他會畫畫再讓他出來?』」
童言童語掃蕩每日辛勞工作的疲憊。逐漸長大的女兒也出落得比他想像得更加聰明伶俐。「我先生有輕度小兒麻痺,小如會收集健康資訊,跟爸爸說要怎樣使力才不會傷害關節。所以我先生非常疼小如,怕她出嫁後就疼不到。小如也知道,從不跟父親頂嘴。」
劉小如從小成績優秀,國中畢業後沒有意外地進入台南女中就讀,在校允文允武,還曾參與化學奧林匹亞比賽。畢業前,劉小如擠入國家選訓營,取得保送台大化學化工相關科系的資格。
「她想保送化學系。但她高中做實驗曾打翻化學溶液、有灼傷,所以我私心希望她可以有一份穿著整齊、吹冷氣,不會受傷的職業。其次,我們家庭很普通,所以希望她有一份養得起自己的工作,縱然日後遇非良人,也不用仰人鼻息。」
同時間,同學也在討論、設定自己的考程,劉小如思考後告知陳美秀她決定考學測。成績出爐,劉小如面臨選科困惑。「感覺女醫生輕鬆又高薪,就建議她唸醫科。她當時有點猶豫,問我們『你們知道醫生以後要幹嘛?』但她也不知道化學系日後要幹嘛。她又問『如果當醫生很忙照顧不了你們怎麼辦?』我們只說,可以選小醫院,不見得去大醫院,況且若把照顧我們擺優先,那婚後怎麼辦?」
劉小如思考後,選填兩所醫學系,紛紛錄取。報到前,接到補習班來電,說若想重考,願意提供免費套房與補習費。「小如跟我討論,想嘗試,覺得可以給自己多一年探索的空間。重考後,成績可以上成大,但小如說這樣她就一直生活在台南,所以想北上。」陳美秀帶她入學,「她還要我介紹以前當護理師的同事朋友給她認識;那期間她還去考多益,我認為她的心態是健康跟輕鬆的。」
北上前幾年,劉小如每月固定返家一次,縱然日後因考試或球賽較少回家,「她回來第一件事仍是摟著爸爸的脖子問『你有沒有想我?』」劉小如出國旅行,回台也會帶禮物跟家人分享,跑到父母床上作勢要搶被子枕頭,和父母嬉鬧,「所以我們沒感覺她有異樣。」陳美秀說。
但劉小如其實變了,只是她苦苦壓抑,暗暗自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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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日,台南地方法院召開準備庭,劉小如坐在律師旁,雙手從頭到尾緊握。土黃色運動衣穿在嬌小的她身上有點過大,劉小如一動不動,整個人像被染上埋葬的顏色。良久,她才抬頭,像看見弟弟劉少華,視線卻沒有焦點,很快地,又面無表情看回自己緊握的手。
法官依慣例告知劉小如的被告權利。她沉默。問劉小如生日、地址等資訊?沉默。「那麼縱火當晚是否曾與母親陳美秀爭執?」沉默。法官像對透明人演練開庭。律師代為回答,與檢察官一來一往,針對證據進行檢視。檢察官提示監視錄影器作證,畫面裡身影模糊。「是妳嗎劉小如?」法官又問,而劉小如依舊沉默。
第二次開庭,劉小如開口了。但她唯一說的話是否認自己犯罪。第三次開庭,她質問法官到底要將她關在看守所多久?甚至情緒失控地向檢方及其委任律師怒嗆「去死吧!這不是我做的!」甫出院的陳美秀看著劉小如的行為痛哭失聲,但她對母親的眼淚視而不見。
「低自制力」、「衝動」、「呈現社會隔離現象」,法庭上的劉小如盡現縱火犯的特質。陳美秀想不透,女兒貼心又謙和,為何突變為封閉又富攻擊性的人格?
「她醫學生生涯沒有很順利。」劉小如的球隊好友邱大為(化名)說,劉小如甫升上大學時與往常無異,但醫學系課業未能讓劉小如如過往一般得心應手。「大一到大四還好,到了大五,她開始變得封閉,也曾說過『當醫生這件事,沒有光芒。』」
不同於陳美秀對女兒抉擇的理解,劉小如曾向前男友許哲先(化名)透露,「覺得家人是可憐人,因為社會期望和價值觀而活在沉重框架中,也將這沉重一併投射在我身上。」
「台南在日本殖民時很早就發跡,文教區興盛、多醫生世家,台南社會普遍對醫生很尊敬,希望孩子成為醫生,這種氛圍讓她想逃脫。」許哲先轉述,二〇一六年,台南名醫之女、作家林奕含生病、自殺,外界普遍認為與權勢性侵有關,但劉小如認為,是台南這個環境獨有的社會期盼,「使個人不被看見、希望將每個人打造成一樣的模板」而導致。
「但要說她完全排斥醫科嗎?也不是。」邱大為說,劉小如對依循父母建議有反動,卻也許下當無國界醫師的心願。為了實現夢想,她和許哲先選擇不同地方實習,考量未來想像將愈趨愈遠,向許哲先提出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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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看來,與許哲先確定分手後的劉小如,初始並無太大異樣。二〇一五年九月,劉小如也順利通過第一階段醫師國考。直到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劉小如在胸腔科實習期間,開始有些反常。
蘇一豪(化名)是劉小如的學長,在她實習期間擔任臨床老師。他解釋,實習階段,每日約七點半要開晨會,八點半開始巡病房、看病歷、檢視病患狀況、和主治醫師討論治療方針與給藥內容。「劉小如經常晨會遲到,有時連查房都沒辦法到。問她怎麼了,說是手機沒開機。」
只是參與查房時,劉小如表現也未盡理想。「她會反應遲緩、或答錯問題,主治醫師對她評價不高。」又或護理師請她替病人換尿布、鼻胃管,她卻不接電話。後來,劉小如經常三更半夜還在醫院,有次凌晨五、六點還打電話給蘇一豪問該怎麼紀錄病人症狀?「我問她怎麼這麼晚還在醫院?她說她反應慢,要花較多時間處理。」
蘇一豪覺得不對勁,觀察並探問情況,但劉小如強裝無事。「她一直都這樣。」許哲先感嘆,劉小如「易感、不輕易展示脆弱、自我要求高」,但醫學系課業重,光不要被當就很辛苦,「醫學生普遍從小到大成績都不錯,表現突然不符期望值,對她來說壓力應該更大。」
社會大眾以為會讀書就能當醫生,但能否適應醫療現場,高度考驗個人特質。劉小如實習期間多次對母親表達「對治療無效的無力感」,比如在兒科病房看到一位罹患血癌、無法治療的幼童,「她說那小孩甚至吃了就吐,『而他們在哭的時候我什麼忙都幫不上。』」
壓力不僅於此。雖是實習,實則半腳踏入職場,「各類工作職場會有的問題,醫院也會有。」劉小如的同學于政民表示,醫院勞動條件已不如以往,二〇一一年成大醫院便曾發生實習醫生過勞死事件,「後來有規範實習醫生一天只能照顧多少病人,但現場還是很多漏洞。超額還是會發生,又或照護數量沒超過上限,但病人狀況棘手,照顧一個人等於別人顧十個。」
此外,醫護人員不僅執行治療,還要跟家屬溝通,「那是非臨床業務。比方殘障手冊怎麼寫,醫生不一定知道,家屬卻會問。現場面臨各種狀況,每天都疲於奔命。」于政民說,實習生的抗壓性常被無限上綱,「若表達壓力大,還會被問為何要走醫療這條路。」
蘇一豪便曾接過劉小如來電或訊息,說她害怕面對人、覺得自己不在乎病人家屬、自己發言會傷害別人、表現好卻一直被攻擊。有些內容則邏輯不通、語無倫次——
「我會講很多種語言。你的力量是拿命換的,我不要。」、「天才都很可怕。我不會講問句。不會表達。我不會讓別人影響我的未來。」、「我不要錢,我想要你活久一點。」起初蘇一豪耐著性子回覆,但劉小如有次在他沒接電話時跑到醫院堵他,讓他備感騷擾,開始迴避。直到有次收到劉小如傳來「我死的時候想一個人還是身邊有人」的訊息,疑似出現幻聽、幻想症狀,他趕緊通報教學部。
提報後,劉小如幾位要好朋友驚覺她每日睡不到三小時,希望她接受心理諮商,但遭拒絕,而輔導系統認為劉小如「沒有明顯像疾病的異常」,只讓劉小如拿安眠藥,沒有確診,也無告知家長。替劉小如轉介的同學說,當時他們很擔心劉小如無法通過參加國考前要通過的操作考,「但後來小如驚險通過。」只是畢業後,「回家時她已像另外一人。」陳美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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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劉小如並未先回家。而是到澎湖找陳美秀年少時結識的大哥、她稱呼「舅舅」的陳士淵(化名)。陳士淵說,上大學後,劉小如較少到澎湖,「那天我跟我太太在購物,卻突然聽到有人喊我『舅舅』。」
回頭一看,是孑然一身、渾身骯髒的劉小如,「後來才知道她離家出走三、四天。」陳士淵趕緊帶劉小如回家洗澡、用餐,劉小如開口說:「我想在這住幾天。」陳士淵打電話告知陳美秀要她放心,試圖想探問劉小如怎麼了?但她多半沉默。第三天晚上,對陳士淵冒出一句「為什麼我愛的人都不愛我?」後,又恢復沉默。
隔天下午,陳士淵兒子看見劉小如一人在路上走,問她去哪?劉小如答「要走去機場。」陳士淵得知後趕去載她,要她抵達台灣打電話報平安,卻始終沒有接獲來電。兩天後,劉小如回到台南。「但她幾乎兩袖清風回來,只背一個包包、提一袋東西,七年生活的東西幾乎沒帶,連澎湖奶奶給她的金鍊子跟手錶也不見。」陳美秀說返家後劉小如經常發呆,她以為是國考壓力將近,沒有吵她。
過幾天,劉小如表示要出外和同學一起準備國考。七月考試,劉小如落榜,在家蝸居。陳美秀問她是否還想當醫生?劉小如答「要」,「過一陣子,她又說想打工,就又外出。」
劉小如去了台東,先在飲料店打工,兩週後因手腳慢被辭退,後來換到飛鏢酒吧工作。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底,邱大為問她是否要返鄉投票?劉小如只說不見得有時間,之後就與邱大為失聯。邱大為曾聽聞劉小如狀態不佳,於社群媒體發放消息,希望見過劉小如的人通報,但找到人時,已發生憾事。
那是除夕前幾天。夜半,陳美秀接到小如同事來電,一家人趕忙開車到台東等第一班飛機接女兒,「小如當時在綠島監獄當文書,住在宿舍,卻突然拿水果刀捅自己。後來她跑出宿舍向人求救,獲救後縫了三十七針。」事後劉小如哭訴不知道自己為何自傷,只知道自己很害怕,「我一直問有沒有人幫我,都沒有。」陳美秀忍痛回憶:「她一直喊『媽媽我好痛』……」
休養期間,劉小如狀態變得更差。經常敲打自己腦袋,狂喊「我什麼都記不住」。或對人都不應答,有時則突然對著陳美秀大叫「妳在幹嘛!」陳美秀夜夜伴她睡覺,也想帶她就診,劉小如異常抗拒,「她會說我有病,說我才該看醫生。」她也試圖帶劉小如參與教會團契的輔導,「她卻憤怒作勢要掐我脖子,覺得我把她當病人。」
戰戰兢兢度過每一天,時間來到案發那夜。當晚陳美秀上床就寢,不久後劉小如突然衝進房門,到床邊把陳美秀用力拉起,力道大到陳美秀幾乎坐不穩,甚至驚醒劉國信。「問她要幹嘛?她說要跟我講話。她父親責備她不能沒禮貌,但她一直叫我下樓講話,我不肯,說在房裡講就好,她就突然甩開我的手走掉。」陳美秀被劉小如的行為惹火,也沒上前追問,與丈夫重新睡去,豈料再睜眼,卻見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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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精神鑑定,確認劉小如因罹患思覺失調症而縱火。日後在法庭上,陳美秀每每涕泣求情,自責沒讓劉小如及早就醫。而隨著漫長審判、媒體渲染,她開始自我質疑「會不會我真的是虎媽?」
「她大六回來時常抱怨睡眠不足,問我『當初叫我唸醫學院不是希望我漂漂亮亮吹冷氣工作,我睡不夠怎會漂亮?』那時我跟她爸回她,真的很累就放棄不要唸,但她說『都念那麼久了,放棄很可惜。』」
「她大六下、大七時好幾次返家都說:『爸爸你不要那麼累,我畢業就可以照顧你們』、林口環境還不錯,有個養生村,要帶我們去參觀,說以後我和她爸可以去那裡住。當時弟弟不想再念師大電子工程,她也支持弟弟放棄、去工作,不要怕(家中負擔)。」陳美秀問我:「真的是我讓孩子生病嗎?」
我沒有答案,一如答案的主人劉小如保持沉默。現職醫生、出身台南,也曾在求學過程中罹患精神疾病的王裕中(化名)則說,劉小如矛盾、載浮載沉的糾結,並非她一人經受。「職涯想像」、「地域文化」與「醫學系訓練過程」,這三組名詞的總和,是資優生的一道緊箍咒。
如同劉小如,王裕中也非醫生世家,但自小成績好,被親友引薦跨區就讀,進入所謂「菁英學生圈」。菁英學生圈的家長與學生關係緊密、形塑成某種階級樣態,甚至孕育出如韓劇《天空之城》那樣集資邀聘名師,私下開班授課的考試補習文化。
王裕中覺得壓力大,放棄直升原有學校資優班。「說放棄,但只是去另一間學校的資優班。因為即便沒有家庭期待,你當時的同儕或菁英圈的其他人也會有。如果不那樣選擇,就會成為異類或邊緣人。」
換學校沒有減緩王裕中的壓力。「因為『正統』資優班的同學跟家長,還是會注意你的表現。」這讓王裕中決定離鄉唸高中。「只要待在台南,被比較的感覺就很明顯。我發現我緊張的不是我想要表現多好,而是有沒辦法贏其他人。」
高中時,王裕中確立對生物有興趣,猶豫選填醫學或生命科學系。「後來發現不喜歡在實驗室,想跟人互動,所以選醫學系。另一考量是,醫學系不接受他系轉入,覺得屆時若不喜歡,還能有退路。」但沒料到所謂退路,成本高昂。
王裕中說,醫學生普遍在大一、大二就得修完所有通識與共同必修。大三、大四則要修完基礎醫學課程,也就是第一階段國考內容,「很多人會在這階段猶豫自己是否適合。因為基礎醫學跟臨床完全兩回事。但毅然離開的人很少。」他指出,緊湊課程讓醫學生少有機會發展興趣或專長,已投入的時間成本和對未來的貧乏想像,「讓路是愈走愈窄,發現困住,已出不來。」
王裕中求學過程因情感困擾與課業壓力爆發嚴重憂鬱,「當時我也不太敢求醫。」他苦笑說,醫院階級分明,實習醫生地位最低,就連護理師也可要求醫生做雜事。若人際互動拿捏不當、個性不討喜,就易起爭執、影響實習分數。
他解釋,醫師國考只是醫學生成為醫師的門票,醫師名額每年都有控管,若要找到工作,實習時的評價很重要,「醫學系其實從大一以來就有非常緊密的評價系統與競爭意識,這使得研究統計發現,醫學生因情感、課業壓力而罹患憂鬱、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比例遠高於其他同年級一般人。」
緊密評價系統阻礙了有情緒困擾的醫學生就醫,「醫學生會自我審查,擔心就醫紀錄影響求職。因《醫師法》規定,『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精神異常或身體有異狀,不能執行業務』,二〇一八年底雖然修改為『有客觀事實認不能執行業務,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醫師及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但如何認定,都不是患病者可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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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底,台南地方法院一審審判出爐,認定劉小如因精神障礙之故影響犯案時認知,加上家人也是被害者為其求情,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執行前需受精神監護處分二年。陳美秀認為判決過重、提起上訴。因審判期間,劉小如失常狀況愈發嚴重,除沉默,還會在庭上吐口水、咒罵律師。陳美秀與律師討論後,認為劉小如應符合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缺乏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的能力」,希望停止審判程序,讓確診至今都沒接受治療的劉小如接受完整治療,以期復歸社會。
只是陳美秀的盼望落空。這期間劉小如精神狀況更加起伏,家人前往看守所探望,劉小如常拒絕接見。二〇二〇年四月,她與同房獄友發生細故,動手甩對方巴掌,被獄友提告傷害;因劉小如並非未成年者,看守所並未通知陳美秀與律師,這起傷害案直接定讞。陳美秀直至七月才發現女兒多背一條罪,幾近崩潰。
「審判的意義是什麼?至少要知道自己錯在哪吧。如果這個人不具備辨識錯誤的能力,對受害者或他的家庭,是否更痛苦?」台灣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的主任廖福源感嘆,精神障礙者犯罪後在法庭經常面臨裝病質疑,而失去正當程序保護。劉小如案較為特別,被害者家屬即是加害者家屬,可惜的是,審判依然僵化,「這會讓所有事情在生命裡只留下問號。」
得知劉小如被控打人那天,我致電陳美秀,她在電話中泣不成聲,問我如何是好,問社會與司法為什麼這樣對待生病的人?我在電話這頭吶吶無言。想起至她住處訪談結束那天,欲打電話叫計程車,卻發現毫無訊號。她不好意思地撐著受傷的腳送我出門、看我離去,最後孤單一人轉身走回那陰暗無訊號的房間。
註:為保護倖存家屬,能辨識、連結家屬的受訪者一律化名,以避免家屬遭到騷擾或探問,請讀者見諒。
數位狂潮下的《無聲》爭議
週三晚看了電影《無聲》。此前與此後,和當時負責此事的人本張萍、電影監製方談過。隔天透過P詢問《沉默》作者陳昭如是否願意聊一聊?陳昭如拒絕。儘管如此,後來輾轉透過朋友得知陳昭如對目前爭議的感受與看法。
書是多年前讀的,有些印象,細節模糊,為寫下此篇,將書重新讀過。做這些事,前後加起來並不超過二十四小時。但目前爭議的主流談法,讓我的憤怒蔓延了不僅這些時間。電影現在面臨的「版權」或「致敬」爭議,在我看來,十分詭異。而這些爭議竟被高舉成與「倫理」緊扣,更匪夷所思——所有可能會傷害的採集與再製,倫理都應回歸到事件當事人本身。而今的爭議,圍繞在採集者;且採集者低調,卻一再被僭越代言。身為採訪過這起事件、同樣從事敏感題材的非虛構寫作者,為此感到嚴重的噁心與被冒犯。
出版於二〇一四年的《沉默台灣某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全書有五章節,共二百四十九頁,重點約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案例事件被揭發的經過,第二部分是人本與教育體制周旋的挫敗,第三則是作者本人的反省與呼告。整體而言,書的重點圍繞在人本對教育體制的控訴、奔走事件的努力與對此事加害者無法得到應有懲罰的憤怒與思考。
至於《無聲》,從電影開頭一場主角張誠與一位偷他包包的老人扭打,而被送警局,卻與聽人世界無法溝通的孤立場景,就揭示了導演柯貞年在這齣電影中想要討論的重點。諸多訪問乃至映後,柯貞年亦提及拍攝《無聲》的其中一個動機,是困惑「為什麼這些遭受性侵的孩子不願意離開啟聰學校?」
觀影後,我所掌握到的電影核心也是如此。導演對孩子不願離開的詮釋,是基於他們對聽人世界的距離。這個距離包含溝通的不易乃至於將聾人定義為「障礙」,甚至是將他們匡限成「無能者」。成人對處理在孩子身上的悲劇有成人的想像,但對孩子而言,悲劇本身可能是比表象事件更為深層的東西。因而電影的視角是由孩子出發,去看痛苦、去問苦衷,柯貞年一邊把成人的保護編織在裡,一邊也加入她認為人面對悲劇可能有的韌性與修復能力(貝貝看見何仙姑),所以在片尾,孩子長出了自己的力量。
柯貞年選擇這樣的視角有跡可循。二〇一四年她獲得金穗獎的作品《溺境》亦從類似困惑出發——
❝一群孩子出去玩,當其中有人溺水時,其他孩子因為過度害怕而把相關物品藏起來。第一次看到這新聞時感到很驚訝,因為媒體都說這些小孩殘忍,所以當時有把這新聞放在心理,不過那時還沒想要把它寫成劇本。沒想到後來又再度看到類似的新聞,覺得這種事件層出不窮,而媒體焦點都是放在斥責小孩,那時候我會覺得,看到的真相不一定是真正的,背後或許有許多不得已苦衷或偶然、巧合,所以才會選擇用抽絲剝繭方式去闡敘。有時候我們以為的事實,後面還有另一層真相,而我們以為的真相,背後可能還有更哀傷的苦衷。至於為什麼選擇小朋友?因為想用童真的視角去闡述殘酷的事實,如果是用大人,會覺得是已經長大、具有心機的去做這些無心的舉動,我選擇用小孩的觀點去看大人的故事。❞
對我來說,將性侵事件抽換掉,整部片改以探討霸凌為主軸亦可成立。《無聲》另一條支線處理的即是受暴力迫害者為何轉為加害者,乃至於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不夠深刻,但仍存在。由此即可清楚分辨《沉默》一書與《無聲》的觀點並不相同,對電影冠上「改編《沉默》」的帽子,過於牽強。
目前討論緊咬著電影「就是」改編自「書」,抨擊者舉證歷歷,如加害案數、貝貝與書中其中一個案的背景相同、老師在調查時詢問貝貝的話,與書中的「對白」也相同。抨擊者以電影細節與書中多有重疊一事,強調「導演不可能繞過人本與書而知道這些細節」,甚至認為「除了可以自由取材的新聞資料之外,有一些資料是需要授權、合作。」
然而這樣的說法首先就刻意模糊了「小說」與「非虛構」的分野。前述提及,《沉默》分為五章節、三重點,除最後作者本人的呼告與反省,全書三分之二都是「啟聰學校性侵事件」。換言之,那些事件,都是「真實內容」。
真實內容的意思是什麼?是那並非「創作」。無論書中用了多優美、多悲天憫人的筆法敘說,真實事件就是真實事件,不因採集者採集了就變成「創作」。真實事件的第二層意義是,訊息的內容不會變更。換句話說,只要接觸到當事者或知情者,那麼其所陳述的內容就是一致的。因而所謂的「書中對白」,並非合宜的說法,那應正名為「事件經過」。
南聰案的揭發始於家長帶學生到警局報案後,找上人本協助,報案後校方未依照性平法進行調查,人本於是致電要求學校依法辦理。書中第二十五頁處,作者寫:「神通廣大的記者不知道從哪裡得到資訊,直接找上媽媽打探案情,而且對案發經過所知甚詳,就連XX的姓名、家裡住址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南聰案發生後,我亦採訪過這樁案件,印象是人本希望性平法第36之1增訂條文能在該會期通過。實際上,人本為了向教育單位討公道、修補教育現場的漏洞,開了無數次的記者會,有些場合,家長也會到場。而所有記者在採訪時都會做的一件事,就是留下當事人的聯絡方式。
之前在日月明功的podcast裡便提過,採訪社會案件找人時我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廣泛瀏覽所有報導,然後找到該位記者,詢問他是否仍有案件當事人的聯絡方法。
現實就是這樣,有心要找人、知道方法,不會找不到,只有對方願不願意接受的問題。事實上,隨便檢索,都能看到電視台採訪到南聰案當事人的專題報導、監察院調查報告、人本札記、壹週刊於二〇一一年寫下的調查報導。要說參考原型,該篇調查報導可能更近似於電影的整體架構。
由壹週刊報導可見抨擊者所謂「當事人隔代教養的情節只有在《沉默》出現」的說法並不真實。而書中有位D老師因調查性侵案受不當處置,幾年前,都還有聲援該位老師的活動。臉書上就可找到D老師本人,至於書中並未提及老師本名。
整起爭議不斷延燒,來自抨擊者以其在社群媒體上的聲勢,未經查證就釋放錯誤訊息、刻意扭曲。其中一則抨擊文中,提及導演曾回應她自己做了田野調查。但抨擊者不信。仍死咬導演就是「改編自」《沉默》。因其假設了「就是非得授權的前提」,使其不願相信導演的回覆,並更加生氣,認為「製作方都不回應」。
問題是,若兩個文本的觀點不同、抨擊方同意「新聞事實」是可以自由取材的,而電影製作的過程即是自行田野採集的過程,究竟要回覆主張「必須授權」這一端的什麼?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製作方究竟要舉證到什麼程度才能證明她曾自行田野?是否非要告訴社會大眾,她去採訪了誰誰誰,方能自清?而這樣的自清,才是最徹底的傷害,難道不是?
是這樣打著倫理為號召的攻擊卻牴觸最根本的倫理讓我憤怒。當作者與人本都未動念要搶奪所謂的credit,旁人的大張旗鼓、拳打腳踢,所為何來?
抨擊者曾說,製作方從未與人本及作者聯繫。這並非事實。導演在起心動念製作電影後,至少是聯繫了人本。只是,從人本的視角來看,導演並沒有要和人本合作,而是希望透過他們聯繫到當事人。為了保護當事人隱私,也擔心電影上映後可能對當事人帶來衝擊,人本表示拒絕。
拒絕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行動。在第一篇抨擊貼文廣為流傳後,我曾在臉書寫下:
❝近期許多改編,不免參考非虛構寫作者的文本,如北捷案被害者家屬與湯姆熊案兩篇報導,皆為《我們與惡的距離》之參考作品,製作團隊也曾找我擔當顧問,但對一非虛構寫作者而言,當下我所顧慮的並不是「我的努力是否受到改編團隊的尊重」,而會是「媒介」所引發的差異與效應。
一篇daily報導、一篇專題、一本書,所能含括的細節與內容全然不同;一則影音、一部紀錄片、一部電影,因其想像的對象與製作的框架限制,內容與細節也會有所不同。戲劇不同於紀錄片,須兼顧娛樂,或說能夠大眾化的符碼,這會使得其傳達的內容與觀點被壓縮,很難能兼顧辯證。更遑論,出版與戲劇的行銷是完全不同的能量。
因此在被找去當顧問的當下我所擔憂的是:一顧問能否踰越創作者的觀點?我是否沒有(或很少)更動劇本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就算創作者的觀點良善、與我原先立意近似,但在不同媒介下會有不同的傳播效應——戲劇是綜合聲音、影像與文字,竭盡所能打動人的表現形式,這偏向某一觀點的「打動」,會不會對另一方是傷害?又,作為一個在非虛構寫作上這一形式的採集者,我是否有權利「轉賣」他人囑託給我的故事?
那道倫理界線非常幽微。某些細節的諮詢,無涉倫理,比方審判程序的進行、媒體亂象等問題,但之於當事人的詮釋,非虛構寫作者究竟有多少立場與權利去代言?與其為了倡議而應允,最後我選擇的是推辭。❞
因而陳昭如的低調使我想起一件事:
二〇一四年,書中的D老師現身說法談他因參與性侵案調查被學校不當處置的事。友人L於當年認識了D老師,D老師請L將L紀錄其談話的影像紀錄給一名編劇,當時L即評估過是否要改編《沉默》,D老師引介其與陳昭如連繫,陳昭如說,她還沒有準備好改編為影視。
多年過後,或許她準備好了,又或者,她尚未準備好,無論如何,喧囂的現在,她僅陳述了一項事實:她並沒有與《無聲》的劇組合作。再無其他。
陳昭如長期耕耘少人關注的議題,我不相信她會是放大自我的人。而能夠說服、取信於同樣在做艱難工作的社運工作者與其一起進行書寫的倡議,她必定對倫理有更深刻的思考,很難想像,版權或授權這樣攸關自己利益之事,會是陳昭如這樣作者關懷的核心重點。
人本發出的聲明,應該也源自於此。張萍與我對話時說:「我們從來不反對任何人拍此案。而且尊重每個劇組的各種呈現。」只是,對於涉入此事甚深的社運團體而言,電影的呈現並非他們的關懷。與《沉默》一書不同的是,電影並未凸顯學校隱匿的嘴臉。在情節上與書多有重疊,且南聰案並未真正結束的狀況下,沒有切割,很可能對當事人來說,成為一種背叛、以為社運團體與作者「為此背書」。而人本另外擔憂的還有,行銷時「一起玩」的手勢,是不是會讓當事人感覺傷害。
團體的擔憂,才是我認為所應衍生討論的倫理╱改編問題。
前述曾提及我對電影內容的部分看法,是抽換性侵事件亦可成立。導演為何選擇一真實的性侵事件作為改編基底?我有一猜測是與編劇林品君有關(二〇一五年她即拍過以特教學校性侵為背景的短片)。但這問題無法代導演回答,文友Wolf一篇討論改編的文章或可參考。
毋需否認,「真實」本身即具有注目的引力,愈匪夷所思、駭人聽聞的情節更是,所以報導會有獵奇,那個「傷害」本身,不因虛構或非虛構而有界線。因此,問題在於處理的方式,而改編真實事件對於現實的保護方法之一,是抹去能夠辨識出當事人的所有資訊。
在《無聲》中,辨識出當事人這件事,是不可能的事。案發後,因人本對隱私的注重,受害者個資並無曝光。而所有公開資訊裡,當事人皆為代號或化名。比對現有可見資訊(無論報導、書、調查報告),更可發現導演在角色的塑造上是綜合了不同被害者的經歷;而在事發地點、個案生活的區域,也都做了轉換。
或有人說,「但無論如何就是知道南聰案」,並且這樣沒有指控教育體制即是傷害。這樣的說法有其道理,但當一個案極為特殊,不聯想是沒可能的事。而這問題可以繼續深究:所以創作應該要為議題服務?這對創作自由的扼傷為何?又,就算創作者意願服務,那麼該服務誰?是曾協助該事件的團體與人?還是當事者?當事者若為數眾多,要尊重哪個當事者?如果改編者見了當事者,也取得了當事者對呈現視角的認同與授權,是否這樣就沒有倫理問題了?甚至,包括田調要田調到什麼程度才叫「紮實」?真實事件只要沒有見過、取得被寫下的當事人的同意,是否就不能改編?若此標準,《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應遭受同樣的倫理抨擊,《做工的人》改編亦然。
我的疑問並非諷刺。這件事本身就是極難。說到底,回應的艱難正是為何拒絕擔任戲劇改編顧問的根本原因。但無法回應這些極難的問題,就代表改編的不可行嗎?恐怕也不是。否則,我們不會有《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不能沒有你》,不會有《殺人回憶》、《青蛙少年》、《Unabomber》,甚至看見那麼多戲劇都融入華城連環殺人案的元素。
媒介有侷限。無論哪一種媒介,當要呈現觀點時,即有剪裁、即有取捨,無論報導、紀錄片、小說,不可能漫天漫地什麼資訊都要塞入,若此,很難有閱聽的形成。也因此,所有創作都會有不公平、會有傷害,這本非關於虛構或非虛構,而是再現的視角。
就以拙作《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為例,可說是非常政治正確的一本書,但因書中採用了農民的觀點,就注定對戰後那批專業政治官僚的付出有所不公。或是備受好評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即便採取了理解加害者的觀點,戲劇上映後,被改編進去的當事人一家完全不敢看。因比起《無聲》,《我們與惡的距離》儘管轉換了真實事件的當事人資訊,卻仍能清楚辨識,播映與熱烈討論對他們來說是壓力跟恐懼的重返。就更別說是被害者了,因觀點的選擇,在這件事後,被害者已完全不願再與外界聯繫,連帶使紀錄片《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李家驊的約訪碰壁。
所有的創作必定都是有話要說。無論虛構或非虛構,作品的產生即是為了傳遞某種思考。只是我所一再重複的:作為一個非虛構寫作者,自認無權代言,更精確地說,是恐懼那些幽微的蝴蝶效應、怯於承擔透過我的代言所可能誘發的傷害。於此而言,挑戰改編真實事件者是有勇氣的。
但勇氣又非迴避倫理或傷害的免死金牌。如前所述,「戲劇不同於紀錄片,須兼顧娛樂,或說能夠大眾化的符碼,這會使得其傳達的內容與觀點被壓縮,很難能兼顧辯證。更遑論,出版與戲劇的行銷是完全不同的能量。」因此傷害的緩衝可能來自對行銷的思考、對輿論的回應乃至於更多的行動。比如《無聲》上映後,台南市長黃偉哲包場、教育部長也包場。包場對於讓更多人認識這個可能已經被遺忘的議題是好事,但同時它也成為一張贖罪券。當電影上映的行銷叩合著道德的訴求,這即成為電影無法迴避的「消費」的質疑,而非非戰之罪。
於是往下還能討論,為什麼台灣的創作經常出現情感訴求議題的創作類型、戲劇的改編如何避免被質疑是消費、為何他國戲劇創作比方我非常喜歡的郵件炸彈客《Unabomber》幾乎照著原事件進行改編,卻不讓人感到冒犯,而會感到詩意甚至產生許多思考、為何同樣改編真實事件、備受好評的《熔爐》可以成為翻轉事件的推力,而《無聲》卻陷於授不授權(並且還不是作者本人的主張)的泥淖裡,甚至,是的,非虛構寫作乃至報導是否應該成為授權標的(儘管我個人偏向反對)也是可以討論之事……但不會也不該是這種方式,假若這是這起爭議為何發生的根源。
早前,看好友Z在臉書上貼了一張照片。那是黃華成的《大台北畫派宣言》。宣言有八十一條,Z所拍下的是第五十條:不「把正義放在背心裡,隨時拿出來」吓人。莞爾一笑。不只這條,黃華成還說:不可悲壯,或,裝作悲壯、反對抽象具象二分法,拋棄之、不可過份標榜某一心得,像「存在主義」那樣小題大作、不起鬨,不擠,不作權威狀,不一竹桿打倒一船人,不騙鬼吃豆腐……很多很多,都很受用,無論對誰,無論哪方。
最後想提多年前端傳媒刊登一篇談非虛構寫作的文章。Barbara W. Tuchman說:「非虛構不是虛構剩下的東西。」同樣的,虛構也不是非虛構剩下的東西。如駱以軍小說《翻牆者》之於吳耀東紀錄片的《Goodnight & Goodbye》,如村上春樹的《1Q84》與《地下鐵事件》。非虛構與虛構兩者所欲觸及、傾訴的,各有局限,各有對象(或有交疊),而某些時候,這些形式,是為了更能各自保護 / 修復他們所關照的對象。願電影、願書、願爭議與觀看,最後都能照顧到當時受傷的人。
《阿紫》:人道主義式的溫情紀錄,抑或再製欲擺脫的刻板印象
《阿紫》開頭的地理:風頭水尾。那畫面熟悉不過,是台灣西海岸尋常一景。蒜頭、蚵、操著不流利台語的女性;爾後有一男性加入,對話拉展出他們結合的原因——婚姻期待,傳宗接代。開頭幾個畫面,導演就預示了故事的基調——貧窮、女性的悲劇。
「貧窮」、「女性」,而非「貧窮女性」的悲劇。因婚姻移民衍伸的苦痛並非一方經受。《阿紫》的敘事對性別兩方,乃至主角阿龍與阿紫的原生家庭都給予篇幅相當的話語權,儘管述說者原生的權力關係未能因此顛覆,但閱聽眾能從阿紫對選擇遠嫁台灣的自我認知中,感受到她的反擊所為婚家帶來的作用力。
持平而言,《阿紫》有著四平八穩、邏輯流暢的敘事內容。尤其畫面的象徵清楚、恰到好處,導演保持一定程度的抽離,讓觀點隱晦地包藏其中而盡量不去傷人,整部片因此帶有理性卻不失溫情的基調。相較於過往其他文本多淡化處理婚姻商品中男性角色之所以捲入跨國婚姻交易的背景,導演給了阿龍說話的空間。
從阿龍的自述,觀眾不僅能夠理解男性在本土婚姻市場的弱勢並不只是表面的老、殘、窮,殘與窮還有著天生的不幸,乃至於大時代因素的影響:阿龍曾是在台北能月入數萬的手工裁縫師,但當成衣產業興起,機器取代人工,阿龍失業。這一段採訪,揭示了工廠生產和全球化經濟如何宰制了個人的命運。全球化的碾壓,並未止步於阿龍曾活躍的紡織時代,全球化是一條不回頭的路,輸入與輸出每一刻都發生,於是殘破農村有著大量的農業移工,他的婚姻也由此而來。
儘管如此,始終沒被觸動。觀看時幾乎波瀾不興,缺乏這部片上映後一般觀者所有的訝嘆與感傷。影片放映約十分鐘即猜測到整部片的論述走向,感到毫無新意、扁平而難以一次流暢地將整部片看完,並在其中一個片段,湧起憤怒的情緒。
多年前寫過一篇散文《手》。開頭是某日參加國際家協舉辦的一場記者會。記者會主要訴求是希望勞委會(現勞動部)重視新移民婦女的勞動權。因婚姻而流離台灣的這些婚姻移民,在照顧孩子及勞基法未一體適用的狀況,迫使她們必須接受較差的勞動條件而身心俱疲。其中更為重要的是,她們希望透過媒體告訴台灣人「新移民只要有居留證即可工作」,台灣雇主不該以國籍別為由拒絕。
該場記者會中有行動劇。一位婚姻移民抱著假娃娃傾訴她的辛苦,一邊說,一邊哭。彼時攝影記者爭先恐後拍攝她的眼淚,我卻無法動彈。散文由此開始。無法以這麼具有侵略性的工具紀錄她的眼淚,因我家也有一位來自越南的婚姻移民,阿換。
阿換的故事和阿紫沒有太大差異:一位擔憂肢障兒子未來的老母親、一個因外戰內亂而始終陷於貧困的越南農村家庭、一位因創傷症候群與文化乃至性別分工的結構壓迫,導致必須擔負家中重擔的年輕女性。我的舅舅與阿換結合,如同阿龍與阿紫結合。差異只在我的舅舅寓居都市而非農村,阿紫和阿換承擔的勞動天差地別。
但老母親對「媳婦」的想像沒有差異,一生只會說台語的老母親對於溝通困難感到焦慮、對下一代(那正是她們催促婚嫁的核心)的在乎與擔憂始終堅定。因她們都是曾歷經戰亂,貧困、在父權框架下成長的女性。那些如今看來讓人備感不適的壓迫,全是她們的經驗。經驗就是她們的人生、她們的思想、她們的行動。
阿紫的故事因而是阿換的故事。也能是阿香、阿秋、阿妙⋯⋯,任何一名婚姻移民女性的故事。然導演試圖由小窺大、見微知著的處理手法,在我看來反是扼傷。原因之一,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浪漫愛的元素並未被納入其中。那些在劇院裡得到共感的台灣人,其情感所聯繫的並非「阿紫」,而是婚姻故事裡的撕裂、拮抗、壓抑與無奈。於是,為什麼鏡頭對向「阿紫」,而不是台灣任一陷於婚姻困境的女性?更尖銳的問題甚至可以是:為什麼不是阿龍的母親?
而片中那段學校老師與阿紫的對話則更增添我對《阿紫》敘事視角的厭煩:老師提及阿紫孩子在校狀況,阿紫回應了自己不會中文,功課多半是阿龍在看,但工作關係,關照時間也不算多。接著導演剪入老師對移民二代教育的擔憂,提及有許多婚姻移民,因適應不良,把孩子丟了就跑。有一鏡頭是阿紫的反應,她臉色尷尬。之後阿紫以另一位母親跑掉的孩子的狀況回話,說她確實曾看過一位母親逃跑的男孩,衣服穿反,「因為男人比較不會注意,隨便不管」覆述著與老師幾乎一樣的偏見。
根據中研院人社中心《台灣民眾對外籍配偶移民的態度:十年間的變化趨勢(2004 –2014)》這份研究報告指出,國外相關研究發現,外來移民的快速增長,會使當地主流族裔感受威脅,繼而影響到媒體報導傾向,從而加強既有的社會偏見;但當外來移民數量增長減緩,社會已逐漸適應先前大量的移民人口,民眾對外來移民的社會容忍度會隨之增強,從而也使民眾對於移民政策的態度變得比較開放(Hopkins, 2010; Massey and Pren, 2012)。
早期台灣婚姻移民快速增加時,台灣社會也有同樣傾向,《阿紫》中擷取阿龍母親與鄰居朋友的對話,即是 1990 年代末期到 2000 年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對婚姻移民的常見言論。但自 2000 年中期以來,婚姻移民增加幅度開始下降,在諸多學者反思推動下,政府也開始宣導保障婚姻移民權益。2003 年起,開始針對婚姻移民與其子女提供各種照顧輔導措施乃至社區照顧服務與課後扶助班不僅有「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亦有針對婚姻移民二代的社區照顧服務、課後扶助班,並定期在學校及社區舉辦多元文化體驗營和多元文化展覽。
片中阿紫就讀的三崙國小,是雲林新住民學童佔比極多的學校,因而有不少社會服務的銜接;今年起,三崙國小更發展越南特色課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不太能理解學校老師為何有此發言。而從畫面中阿紫與老師表情的尷尬與僵硬,乃至於阿紫孩子並無問題卻單獨與老師晤談,或可合理推測這是導演的設計橋段,而非阿紫生活中「自然發生的事」。
退萬步言,推行政策與落實情況可能真有落差,學校老師這具有歧視的說法在現今依然可能存在,但素材的揀選即是觀點呈現的基礎,這一段落的連結,強化了婚姻移民者的悲劇性乃至阿紫這個人物被台灣主流社會同情並接受的可能,然其,也再度複製了多年來台灣社會努力推翻的刻版化印象。就算姑且不論媒介與社會理解間的複雜關係,從作品本身來看,這段訪問於我來說是整部片中導演主張的重大缺陷,因這強化母職的表述,正是婚姻移民之所以存在的根基。
《阿紫》上映後廣受好評,乃至獲得 2020 年第 22 屆台北電影獎的最佳紀錄片獎,一部分原因應與《阿紫》整部片所呈現的溫情基調有關。然溫情正是我觀影時的不適來源。溫情或被視為一種人道主義的表現,但如前所述,婚姻制度從來就是經濟的交換,由此而生的利益衝突卻被導演處理為某一階級所獨有。這個觀看框架不禁使我想起導演於多次訪談提起她為何想記錄的緣由,從另一角度看,那些緣由或也能被詮釋為,是另種身份、階級長久以來對此議題的漠視,卻在某天回頭一瞥時,對陌生的窺奇。
台灣婚姻移民的議題討論至少已有 20 年,《阿紫》所述說的那些讓人憂傷的結構背景,早於 2003 年,就有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尖銳點出。
蔡崇隆當時所推出的第一部移民新娘紀錄片是《我的強娜威》。主角是患有腦性麻痺的黃乃輝,以及小他 20 歲的柬埔寨新娘強娜威。在這部紀錄片中,蔡崇隆鎖定了兩人因文化乃至因金錢衍伸的各樣爭吵,據此點出「跨國婚姻」與「婚姻商品化」的問題。
在《我的強娜威》中,所有爭吵場景的張力,甚至人物的吸睛效果,皆遠優於《阿紫》。但蔡崇隆在片中讓人最為訝嘆的處理並非這些,而是他進一步置入黃乃輝為了不滿仲介騙取移民新娘的錢,而成立外籍新娘關懷協會的過程與掙扎。黃乃輝確實為新移民奔走、發聲,但他自己終究仍是婚姻移民促使者的共犯。這樣的處理讓片子富有層次,不只是停留在對某一角色的同情的觀看,也不僅是指出他們為何可憐的原因,而是能進一步表現出「婚姻」的推力與拉力,使跨國婚姻交易這件事為何能屹立不搖、仲介得以狂妄竄行以婚姻之名實施近乎人口販運的實質行為的結構問題,取得著力點。
觀影時一直想起《我的強娜威》,不知該稱讚蔡崇隆在那麼多年前的觀點放置於今仍生猛有力,或該疑惑為何拍攝者對於婚姻移民的觀察、關注或觀點仍停留在 20 年前。最後想起長年推動婚姻移民權利的學者夏曉鵑曾集結多位移民女性書寫出版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這八個字,竟然這麼雙關。
公視台語台小編之亂短想
幾天前公視台語台抽獎還是紅包袋什麼的貼文,幾個朋友轉轉,拍案叫絕,但我始終笑不出來。還不到什麼倫理不倫理的問題,純粹覺得不好笑。可能長期以來笑點一直不在政治,缺乏幽默感。
如果事實沒有用
今日開會,進到辦公室後看見桌上放著自評表。看著那張紙滿頭問號,就是工作以來沒有填過這種東西的意思。問同事他們都怎麼填?「就六七八分隨便選。」喔好。但填完以後覺得自己好像浪費一張紙。並不是那麼直接的關聯,不過前陣子似乎跟誰提過,時至今日並沒有一篇滿意的報導。這牽涉很多層面,至少就包括看見什麼,以及可以解決什麼。
消失的她
日前整理房間,把紙箱裡的手寫物件清掉大半。其實早前已陸續丟棄,但收拾時重讀,有些就又留了下來。卡片、信件、紙條,多半通信者都是同學,絮絮叨叨生活瑣事:抱怨父母、放課後去吃什麼、解不開的數學題、那些暗戀的人⋯⋯。作業本撕下的紙總有瑕疵邊緣,仍然細心地摺出各種花樣。
也有全然陌生者。小學時期班上流行郵購,目錄都是些現在看來亂七八糟的小玩意。妹很愛買(跟現在一樣),我則在目錄裡的小方格抄下一個又一個郵政信箱號碼。後來通信的是幾位陌生女孩。最遠的住在新界。彼時不知道日後會去到那裡,關心香港的土地開發。而一位住在新店新烏路,字跡很美的姊姊,當時處在父母離婚的陰影,苦惱是否要蹺家。
這位姊姊信寫得很勤,一週好幾封,每次寄來都是厚厚一疊。像她活著就在等收信,等寫信。我們從未見過,她所寫給我的字卻比任何一人還多。信件斷在她去了男友家之後,山上的地址再也沒有她的回音。整理過幾次,她的信卻始終留著,每回整理,重新端詳,她所寫下的憂愁在如今的年紀看來該能雲淡風輕吧,但那時候她無法負荷。
留下她的信,因為她消失了。日後有了社會學知識,見過許多和她類似生命經驗的女孩,心底知道她的生命可能會是什麼走法,但始終沒丟。保有問號有時如同保有希望,雖然是很鄉愿的。
想起這些,因為誤刪了工作資料匣時也一併刪除了要給受訪者的信。原先的信件數千字,重寫時卻突然失去了語言。受訪者生命出現第一次崩裂和那位姊姊差不多年紀,一路滑坡也是在依附於男友之後。不該寫不出來。閱卷的筆記誤刪,但記得為什麼。女性在某些時刻下的選擇其實是無可選擇,討好的性格有時連自己也不知曉。
對愛過度冀望招徠的恨意是沉默且安靜的。她們沒有機會,也從不會大聲叫嚷「我好可憐」。能將瑕疵好好折疊成信的女孩,現實裡往往是位白雪公主。意識此,恍然停頓。
田野20200502
他喚她「芽芽」。
芽芽降生,是月季春,萬花爛熳。乳名蘊藏盼望,祝願她一生欣欣向榮。
還有其他字。卻怎麼都不對。寫了又刪,刪了又寫,復刪。架構還不穩定、仍有許多訪問待補是表象,實則是,芽芽還當成長,就將夭折於盛夏。她的父親描述:她自幼聰慧、好奇,喜歡拆解拿到手中的玩具。而她的最後,也如玩具那樣被人殘忍地肢解。「沒有全屍。」那天下午,我們傷心地對視。不只是身體,也包括真相。
正午穿過海
平安龜來
日前讀《三千分之一的森林》,作者是研究苔蘚的學者羅賓.沃爾.基默爾,他寫了一段與北太平洋的初相遇——他在瀰漫濃霧的潮池試圖尋找海星,遍尋不著,直到在潮池站直身子,舒展僵硬的背部,突然間,像有簾幕被拉開,海星現身,化為橘紅星星在黝黑夜裡閃耀。這個經驗使他想起一位長輩說過的話:「要發現事物最好的方法不能透過尋找。」意思是,必須對目光所及之外的範圍敞開各種可能性,這樣你所尋覓的自然會出現。作者想及隱蔽事物昭然若揭的瞬間,將之形容為擴展,「我的世界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之間的邊界忽然因為這分明清晰清澈而撐開了,令人充滿謙卑和喜悅。」
羅賓.沃爾.基默爾所提亦可視為創作田野的方法。開敞、不設限,所見所聞的碰撞交織將會帶來靈光。透過有機的形式組合,創作者有時能從中提升美學表現;而透過長時間紀錄素材的重新詮釋,有時能覆述紀錄初衷而不使人感到厭倦。導演柯金源的新作《平安龜》即是後者。紀錄片的核心驅動力雖仍是他三十多年來紀錄海洋時窺見的變遷,然不同他紀錄鯨鯊時對人族的明確指控,平安龜試圖對人保持信心。
柯金源透過澎湖等地的文化習俗鋪陳出人與龜的互動,藉此道出龜的利用史,呈現海龜曾有的蓬勃與消亡。他在片中扮演串接角色,將三十多年來與他一同紀錄、關注海洋的人物一一兜攏,這些人物勾勒出柯金源看海三十餘年的環境行動變遷軸線,同時也隱含柯金源的期待。過往他拍山,曾一度希望呈現不同世代的傳承,這念頭未能完全實現,卻在《平安龜》裡落實。攝影機鏡頭下的那些人物都不浮誇,有著類似性格,低調務實,他們因為大海認識海龜,被這一物種吸引而開啟了一生的探索。
鏡頭裡的主角是「海龜點點名」的蘇淮及其夥伴。蘇淮是我做珊瑚白化專題時相當重要的影像紀錄提供者。他與夥伴芃芃在二〇一〇年前後開始接觸潛水,成為潛水教練,從澎湖出發,步履遍及泰國、菲律賓、澳洲等潛水勝地,儘管如此,他鮮少看見海龜這一於全世界都瀕危的物種,直到返台到小琉球潛水。
❝當我踏上小琉球第一次潛水,漂在海面沒有目的地浮潛,突然間,一個巨大的身影出現,一頭體型和我差不多大的海龜,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從我身邊經過。我看著牠擺動前肢浮上水面換氣,接著緩慢下潛,趴著礁石啃食附著在上面的海藻,絲毫不受我的影響,完全投入做牠自己的事情。就這樣,我跟著牠一整個上午,最後牠往外海游去,消失在深藍之中。❞
蘇淮這樣描述他與海龜的相遇,如羅賓.沃爾.基默爾「我的世界和其他生命的世界之間的邊界忽然因為這分明清晰清澈而撐開」,他開始疑惑海龜從哪來?平常都在做什麼?這次看見的和下次看見的是同一隻海龜嗎?抱著疑惑,蘇淮決定定居小琉球,幾乎日日下水,追尋海龜軌跡。他記錄每隻海龜臉上獨一無二的鱗片,為海龜命名,探索牠們的生活,但也因此逐步發現環境的劣化。不僅是大眾都熟悉的海洋塑膠危機,海龜必須上岸產卵,牠所面臨到的壓迫還有陸面棲地的消失。
柯金源紀錄蘇淮前往馬來西亞與日本屋久間島的旅程,這兩處都有海龜的保育中心,兩地居民都如台灣早期漁民,也有食用海龜的習慣。但屋久間島後來改變作法,將海龜捧為明星物種,為當地帶來觀光資源,他們試圖維持人與海龜的平衡,儘管如此,為海龜而來的人潮仍對海龜帶來負擔,保育志工必須更加勤勉才能確保海龜卵順利孵育。然而人的努力也有極限,柯金源拍攝了小海龜因颱風而無法順利孵化的畫面,烏鴉啄食,天擇與人為的迫害使海龜的處境愈發艱難。
柯金源透過他地的保育現狀回望台灣。小琉球突如其來增加的海龜使這個蕭條的小島重新活絡,台灣面臨與屋久間島同樣的難題。但台灣的環境劣化不僅於此,早年台灣一海岸一港口等政策使沙岸流失,海龜早已缺乏適合棲地產卵、人工燈光會讓孵化的小海龜無法辨別月光的方向回到大海,而過多的海廢佈滿沙灘,即使小海龜順利孵化,入海前可能早已耗盡氣力;至於好不容易回到大海的海龜,則可能被船槳撞擊而粉身碎骨、肢體被漁網纏繞而成殘廢。
跟隨蘇淮的腳步移動他國,並不是純然的人物紀錄。柯金源想要述說的,是物種生存的跨地域。一隻曾來到小琉球的海龜,因有標記而能探索蹤跡,這隻被標記為R36192的海龜家鄉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島礁──烏利西環礁(Ulithi Atoll)。位在西太平洋的烏利西環礁屬於密克羅尼西亞聯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的雅浦州(Yap),距離小琉球將近3000公里。而近年除小琉球,太平島的海龜數量也比以往更多,極有可能是周邊棲地遭到破壞的結果。
太平島是避難天堂嗎?柯金源在片中置入早期他於太平島上拍攝的一隻海龜,海龜媽媽上沙灘欲產卵,卻被國軍的刺網纏繞。刺網深深陷入海龜的前肢,鮮紅的血滿佈,柯金源的鏡頭並沒有特意拉近,但那樣已經足夠殘忍,海龜媽媽一顆蛋都沒有生下,就帶著刺網,殘廢地回到海中。柯金源並不迴避,實際地指出長存的沉痾。
《平安龜》裡有許多祭祀祈求的畫面。從祈求出海平安到錢母求財,龜是象徵,是人慾望的鏡像折射,但現實裡海龜已難再長壽,即便有靈,也無力撫及。同是折射,卻有蘇淮等年輕人透過海龜看見人如何可能。鏡頭最後是一稚齡小孩擲筊,此前同一幼童曾出現過,一再陰筊,但當這群年輕保育者訴說盼望,持續行動,那一幼童終得聖筊。想起始終貫穿片中的寺廟鐘聲,《平安龜》或是柯金源的暮鼓晨鐘。
核四公投之後
抵達貢寮時已開始開票了。我們去吳文通家,電器行的門深鎖。往右至他住家,他太太看見我們熱情地招呼,說吳文通趕著去每個票所看開票情形。她領著我們去找吳文通,撲空。「人呢?叫我們來找你怎麼不見了?」原來電話那頭的吳文通看開票結束,又趕去看另一票匣。
鳥兒應該不懂什麼是輻射吧
福島核災,轉眼十一年。難以確定,紀錄片導演Thorsten Trimpop景框中的影像,會不會被視為過時——那些畫面,攝錄於核災發生後四年,是硬體尚未完全重建、許多禁區仍然封閉、農林水產苦於抑制輻射與面對通路滯銷的混沌期。而如今,台灣已走上開放福島禁區食品進口的路途。對許多人來說,眼見為憑——當食物已經符合科學標準,房舍、車站、堤防重新築立,福島像是重生;然而,所謂視線,其所能觸及的範圍,四處障礙:能見度取決於距離、光、雲霧乃至地理差異,因而對於一位曾履及南相馬多次的記者而言,不,Thorsten Trimpop沒有過時。他所述說的,並不是表面可見的物事,Thorsten Trimpop討論的是斷裂及其其後,是「福島人」與「核災」的關係,是他們餘生依舊要持續面對的處境。
該死的阿修羅
距離樓一安新片《該死的阿修羅》上映後已有一段時間,卻因母親摔斷腿與工作繁忙,一直抽不出時間好好寫些什麼。照理說寫不該難,畢竟樓一安自陳電影發想的基礎之一是多年前我在端傳媒所寫的幾篇隨機殺人報導;實際上,要說出「大推」之類的評語,卻不容易——原因之一,這部電影並非娛樂取向,而有樓一安關照社會的企圖及野心,當其中心思想與我當初書寫報導初衷相似,加上二〇一四年鄭捷案發生以來,無法多線關注議題的我,幾乎是全幅心神都在這個範疇裡徘徊、前進、撞牆與停滯,樓一安所欲述說的,並未超越我對這議題的思考與想像。
自然的一切本無意圖──讀黃瀚嶢《沒口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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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瀚嶢 |
「若以地景為生命的隱喻,邊界會消融與重塑,但那是神的全一。生命有止,地景的定義仰賴轉化的凝視。」讀完《沒口之河》,想起接觸攀岩後寫下的這些字。
二〇一三年,離職書寫灣寶抵抗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以為能快速完成,實則困頓摸索。寫時反覆自我詰問:該怎麼理解地方?地方如何鏈結他者?文字是否能被反覆閱讀?終於寫完灣寶的故事時曾想,若能以這樣一個村莊抵禦開發的故事述說台灣土地政策變遷,國光石化應也能夠作為回望台灣百年經濟發展史的支點;至於不斷死而復生迄今的美麗灣開發案,則足以撐起原住民族、殖民與東部土地利用的創傷敘事。然而,我終究沒有寫出除了灣寶以外的任何故事、轉而關注各式各樣的殺人案。議題的轉向有複雜的理由,而其中一個讓人羞赧的理由是逃。
逃亡的理由之一,是黃瀚嶢也寫下的:歷史最大的敵人不是開發破壞,而是殘酷的遺忘。讀者的遺忘使故事中人或死,或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如何面對命名與羈絆、口傳與象徵……。反覆說過,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其實同卵雙生——虛構是試圖以迂迴與想像的方式接近、表現真實,非虛構則單刀直入坦露悲喜。文學最終目的之一是喚起人的共鳴,但非虛構因「真實」的採集過程必須面對更為艱困的倫理,那是人類學徒的天問:田野的背叛。
因為故事即是人的血肉,必須尊重以對。而生命往往涉及痛苦,因此必須避免褻瀆。一直以來,希望文字能夠召喚,使人與被書寫者共苦。但大疫期間這兩年,事事困頓,其中關於寫,更是四面受阻。逃亡沒有領我走向更輕鬆易走的路。看似公共的書寫蘊含近身的反芻,或許如此,一步步走入窄仄而迷惘;思索、書寫及步調彼此難以銜接,害怕隨之而來,不得動彈。愈凝視痛苦,愈懷疑共苦的可能。沒有誰能揹負誰的人生。若此,心意的折衷算不算誠實?行為跟不上初衷是不是虛偽?有時覺得過於鑽牛角尖,但當他們為難以對,沒有反省,很難不自認為禿鷲或鬣狗。
滯礙難行的春季,在友人邀約下嘗試攀爬臨海聳立的岩壁。攀爬天然岩壁前,於室內抱石場往復練習。然親見高聳,還是擔心上不去。後來意識,所謂擔心,並非害怕墜落。甚至,在室內反覆練習的即是墜落。
不媚俗、不討好,走出新路,書寫應該要有這樣的特質。但環境在變遷,而寫非憑一己之力,現實迫近,需要劇烈的調整。墜落與放手的基礎為此——面對岩壁,擔憂的總是確保者的負擔。初次攀爬二十一米長的「Around the corner」路線,卡在半途不上不下,挫敗時往下對確保者大喊抱歉,但他反而在下方回應:「為什麼說對不起?妳慢慢想,我Take住妳,隨時Take。」Take。甚至花了一點力氣幫推。最後在那樣的情境下完攀。
站在岩壁,發現上攀後與在下方想像若此不同。當張開四肢,不知道篤定的手腳點位於何方、岩盔因頭圍太小不斷飛離……那瞬間意識,一切皆涉及規劃、經驗、膽量與支撐想像的校正空間。完成一件事必須具備這些元素,而這些元素都無法脫離時間與信任。完攀第一條路線在高處看見海時拿起手機拍攝,忽忽知道仰望天空的意思。視線錨定之處為地景,於寫作則是觀點,繼後往復,北濱古老而堅毅的四稜砂岩終究支撐我的某些生產,之於黃瀚嶢,書寫的初衷與基石,應是劫後餘生的火刺木。
木麻黃、甜根子草、銀合歡、巴拉草、火刺木、茵陳蒿與苦楝。以植物為篇章賦名,既是黃瀚嶢的出身,亦是他走近沒口之河的原因。沒口之河所書寫的知本溼地,近年因光電開發將侵害飛鳥而受關注,後續則因侵害卡大地布傳統領域激起更多討論。黃瀚嶢對問題的剖析根基於地理——鳥兒不會憑空來至。棲息、孕育、躲匿,都需地方,總被以為安靜無聲的植物其實悄然茁長,它們承載時間,同時拓闢空間。因而這樣的命名成為複雜象徵的總合。是對田野的標注、自我的揭露,而植物現身的時序則攸關歷史。
木麻黃是外來種,於日殖時期被引入。但序章埋伏這樣的背景旋律非為指控。不知是否繪畫訓練的基礎,黃瀚嶢有效地建立了透視的距離,「殖民」僅是對一既定事實的說明。說明流離與遷徙、權力的遞嬗、爭奪的原因。說明而不指控。因黃瀚嶢意欲書寫的,不是流行口號的正義反轉,他渴望表露與傳達的,是生之力。於是,接續而來的是河濱生態系的先驅植物甜根子草、爾後是於荷蘭時期引進,廣大種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銀合歡。
這些植物的框定流暢帶出族群、歷史及其時空下政策形成的作用力。黃瀚嶢在這些篇章裡分別記述了現實與災難,一定程度容納了寫作者對政治經濟政策的評斷,但評斷不是終點,黃瀚嶢要自己注視的是事件充滿拉扯的張力、殘留的諸多困惑與未知。因他看見巴拉草在那裡——「草原植物的權力關係,靠著走莖、鉤刺、種子、抗火的根莖、透氣的空腔,或者易於散布的種子所維繫,它們各自機敏地感知環境差異,在適當的時候爭取自己的立足之地,多元並呈,永不鬆懈。你永遠不知道草深處何時何地又是另一片風景。」
巴拉草隱喻了人的動能。中性的。必須是中性的,否則黃瀚嶢初始走入知本溼地,帶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初衷就將尷尬得無以為繼。巴拉草因此也是一則拋問與提醒:荒野(真的、得以以及如何可能)存在嗎?這並不是新穎的提問,此類提問若被置放於重大利益糾葛的開發案則成劍拔駑張的對立。可真正理解自然的人知道,對立是虛偽的前提。從來不是二分的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無論立場,任何一種生命都是彼此的利用與被利用者。
也是這樣,讀至火刺木的章節特別動容。黃瀚嶢這樣描述:「到底是河流還是這些薔薇更接近永恆呢?那寬闊的水道,千百年來擺盪,淤積,堆積又洪泛,而薔薇們,只是執抝地占據陽光充足的位置,用鉤與刺謹慎地防禦,曾經存在而現已滅絕的鹿群,或者如今牧人的牛羊,小心翼翼地,籌備著芳潔的花或豐盛的果實,迎接草原可能的來客,它武裝的姿態,彷彿才是整個沖積扇平原的縮影。」
讀這一章節特別緩慢。黃瀚嶢的書寫核心,終究是關於東部一條沒口河形塑的知本溼地的故事。故事囊括時間與地理,人與非人,鬥爭時而來去,黃瀚嶢以火刺木的生成與姿態,編織了反抗運動中各種複雜變因、角力變遷乃至作者自身距離的理解與融合過程。那使我想起有次讀是枝裕和,他說:「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彙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彙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地活著。」在這章節裡沒有線性的拮抗,而有縱深的視閾,歷史的力量在此,共同生活的信念也在此。
也是在那瞬間反省,議題先行的概念或許是對讀者的輕視與對文學的不信。非虛構寫作在這幾年大爆發,粗略劃分,約有兩種路徑,一是訴諸直觀、偏向散文式的情緒書寫,另一種則側重報導形式或研究素材,某程度強調介入與行動的可能。多年前出版拙作,即是帶著後者的意識進行,甚至後續宣傳亦帶有政治行動的企圖。回頭來看,那樣的嘗試與摸索是失敗的。儘管能以政治行銷的動能過於強大來解釋,持平而言,那些書寫終究未能成為鑿穿現實的冰斧。這並非在說攸關議題的書寫不可行,而是,文學面對的是持續變動,寫作者如何掌握時間的變形,會影響永恆的實現。
很難,需有強韌的心志。於是象徵與隱喻如此重要。它們的作用之一是跳脫僵化的定義,是允許轉化,或者蛻變。讀《沒口之河》,會以為黃瀚嶢也是植物。他吸納了火刺木的頑強,平實接受颱風與乾旱的反覆來襲。時間在黃瀚嶢的眼中像有另種尺度,使他相信苦楝最終會在草原矗立並且凝視——沒口之河的現身與變遷,對應的不只是環境運動面臨能源轉型的拉扯,同時也回應非虛構寫作如今面對的課題。在既有語言不斷死去的每一日,必須拒絕歸類而無終止。每個隱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詩,而每一首詩則是一個巨大的、連續的、持久的隱喻。永劫回歸的再反轉,或也能走出與徒勞相互歧異的路。
而這一切都始於誠實。黃瀚嶢的文字裡沒有隱藏不住的炫賣,這讓我相信他是真的「在自然裡」。因為自然的一切作為本無意圖。
對困境的發問,道阻且長,或若有光──讀魏明毅《受苦的倒影》
知道明毅要寫這樣一本書,已是多年前的事。彼時剛離開公共電視的工作,轉至現在所在的鏡傳媒,開拓社會案件的寫作。這個選擇,某程度是告別了長期在環境領域的累積。決定前,不免猶豫、焦慮,及至現在,這個選擇亦帶來前所未有、不曾想像的精神負擔。
精神負擔源自四面八方的艱困:如何找到受訪者、說服受訪者、耐心熬過說服期間的漫長等待、與支付你薪水,不可能無止損底線的公司維持平衡;寫時要考慮溝通的可行性,要像行走於高空鋼索的人挺拔而不傾倒——一旦歪斜,就有傷害,描繪細節有其必要,但消費獵奇與探究苦痛本核有時只是一線之隔。寫作者必須抵抗故事的誘惑、外在環境過於快速遺忘的壓力,而在這一切之中最為艱困的,莫不過是自我質疑:做到了嗎?做對了嗎?有做好嗎?
二〇二〇年六月寫台鐵殺警案,殺人犯鄭再由的苦難之所在,即是明毅長年凝視往返的黑洞。在面對社會案件中,書寫者「我」該如何自持、反身、冷靜甚而迷茫時,明毅的身影總會在我眼前。
《受苦的倒影》與上本她所書寫的《靜寂工人》有所連貫,卻又差異甚遠。同樣都是蹲伏於苦難的田野,上本著作有著比新作更為篤定的姿態。然篤定並不意味進步或全然的正向,僅是反映寫作者對自身角色,乃至語言文字之用的判斷。這反映在書寫的形式,用字遣詞都更為學術與凝鍊,然因作者聲音的「持續在」,讀起來並不顯孤冷難以親近。之於我而言,則是常常讀到泛淚,書頁被我摺了許多耳朵,她的每個提問,幾乎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書寫社會案件時,我對自己的提問。
是對真實、倫理乃至文學寫作間的界線如何拿捏的搖擺與困惑。因此和明毅談話,而她亦提起自己對於諮商師角色及其所處領域的觀察與反思,乃至與相關領域書寫的不足或輕薄。於是她想寫。透過寫,作為抵抗與調整的可能,不免涉及呼告,而這也許會有冒犯。好奇她要如何開闢那條可能窄仄但能穩妥走著的小路?而今,《受苦的倒影》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回答,是從「我」出發的整理,於是有攤開的分類與揀選,也有謹慎仔細的收納與堆疊。
《受苦的倒影》的篇幅看似短小,每一則都是究竟的探問。個案有不同階級、殊異狀況,但他們都非分離的個體。個人終究都有社會的遺痕,每個人都有機會連繫上另外一個人。這樣說,並非意指人的運命會與另一個人全然雷同,而是將所有人視為一整體,透過對不同個體遭遇的發問,去拼湊出苦難的面貌。在這過程,人透過探索與疑問得以相互連繫與承擔。明毅並不奢求解決,因為匆促的解決隱含暴力,甚至抹除,過程會重製甚至新鑄苦痛的框架。人必須謙卑,她在書中一再反覆提醒的是:我們並不全知。
對未知的敬畏亦是我在處理社會案件時謹慎維持的界線。是事件中的反差、隱蔽與模糊,引領我前去下一個案件。報導題目的選擇之於我個人,都有互相關聯的邏輯——如鄭捷案中我的核心終極提問是:臺灣社會到底是怎麼看待「生命」的?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愛?從這個提問開始,以湯姆熊案挑戰大眾對於「惡魔」面貌的想像;接著以北捷案被害者的報導討論死刑與正義的關係;因為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家庭的範疇,才接著透過日月明功去看家庭的苦難可能從何而來。
湯姆熊案牽涉思覺失調的支線。不同於其他精神病症,思覺失調因牽涉多起謀殺而在社會引發各式動盪,其對立在近年來,以臺鐵殺警案作為衝突的高峰,因而這個案件的書寫重點在於監獄處分以及精神鑑定的拉扯。基本的寫作動力,是我對整體社會思考相關案件的不適感——
湯姆熊與鄭捷案寫後,臺灣陸續有不同案件的書寫及文本改編,不同媒介觸及各領域階層的閱聽眾,而使得死刑存廢、精神疾患的污名、社會壓力等製造苦難來源的面相,獲得有別以往的討論。然在臺鐵殺警案後,相關思考空間被輕易地關上甚至推翻,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我們以殺或者永久隔離作為解決方案。因此,我試圖以一位因為思覺失調而縱火,父親死亡、母親重傷的醫學生縱火案作為提問,大眾對她的犯行觀感不一,因為她的階級與身分而願意體諒,或試圖理解,諷刺的是,某程度正是她所欲追求的社會認可為她帶來傷害。
然而,這樣的發問,引發了精神學界不同派系的討論與對抗。精神學界著眼於對思覺失調發生原因的歸納,其背後牽涉整個醫學教育或精神醫學的養成,但那並非整個報導中我所想要討論的核心。
「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二〇二一年,左岸出版了《兩種心靈》,討論精神醫療工作者的養成及其在現場的困境,但這本書並不僅對相關領域工作者有用,同時對我這樣的書寫者亦有很大啟發。社會案件的採訪與寫作過程的種種經歷,對我來說亦是某種程度的受苦,因在這些案件裡,社會大眾可能都還沒有清楚理解,就已經試圖「解決」。解決的受詞是「問題」,但人的狀態,該被視為問題嗎?退一萬步言,就算我們要將這些事視為問題,我們真的全知了嗎?
像是套套邏輯的迴圈,一定程度與我們企圖將所有陌生物事以特定概念去解釋有關。於是,與邪教相關的報導全被擠入家庭問題的框架、隨機殺人全都對應至疏離,但個人有個人的面貌,一如家庭或疏離有千百種樣態。
這個提問,在《兩種心靈》中有著對照的解答,我們所應當力行的恐怕不是分類,而是探索並理解人類經驗中複雜的張力。而那亦是明毅沉澱多年後再度著眼於苦痛的原因,她並非要重複強調苦痛與資本主義的關聯——那並非新穎的觀點。多年前時報出版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即將此梳理得相當清楚——相反的,那是她所戒慎恐懼的,在《受苦的倒影》裡蔚為關鍵的並非受苦,而是倒影;遠離顛倒,才可能走出虛妄。她所企圖喚醒的是邁開腳步的動能,要我們提問。
因為這樣的企圖,儘管幽微,《受苦的倒影》字裡行間埋伏了對「全知」的拒絕。明毅以自己長年諮商工作的案例告知閱聽眾「無知」與「全知」的一線之隔,以此提醒與其同一領域工作者所必須的自我要求;同時,也透過她在現場的各種反思,提出對其專業領域乃至寫作環境的質疑。
傳播環境自上世紀開始劣化,尋找新的寫作題材與方法是必然,其中最為艱難的是確立倫理的界線。不可能有一概而論的準則,但過於快速的時間壓榨與行銷手段將使寫作者或創作者難以謹小慎微。
於是,人的苦難很快變成某種已有一套SOP的寫作方式,關鍵字成為類似精神診斷的病症。故事只是為了填充苦難框架的素材,在此情況下,人只獲得已知的解釋。閱聽眾因為看見受苦以為這即是承擔與救贖,寫作者覺得自己拓展理解也獲得提升,但被書寫的人所可能承受的副作用卻很少有能被共同承擔的可能。因為那樣的寫作裡,沒有發問。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是情感的磨耗、真誠的消逝與聆聽的掩蔽。甚至,當人的苦難成為可被複製的套路,真實即不存在。
真實不在,才是阻礙苦痛不再生成的根源。因為那讓個人的面貌消逝。苦難固然牽涉社會因子的壓迫,但個體的殊異與境遇的相碰,苦難才會真正發生。《受苦的倒影》裡,明毅寫下一個案小新,她讓小新的存在重複出現,那是全書我最喜歡的一部分。不僅因小新表現出的能動性,更因看見一位作者在已然成形的書寫中,仍企圖調動主客觀與權力的努力及可能。
那使我想起亞歷塞維奇的「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布在世界上。」以及黃碧雲的「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事件將自己的聲音寫入如留聲機唱盤的槽溝底,而寫作者是探針,轉譯訊號為文字使其傳播。若此複雜,道阻且長,但就算伏低,只要能走,或若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