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甚至失去了黃昏

黃瀚嶢

「若以地景為生命的隱喻，邊界會消融與重塑，但那是神的全一。生命有止，地景的定義仰賴轉化的凝視。」讀完《沒口之河》，想起接觸攀岩後寫下的這些字。

二〇一三年，離職書寫灣寶抵抗後龍科技園區開發案；以為能快速完成，實則困頓摸索。寫時反覆自我詰問：該怎麼理解地方？地方如何鏈結他者？文字是否能被反覆閱讀？終於寫完灣寶的故事時曾想，若能以這樣一個村莊抵禦開發的故事述說台灣土地政策變遷，國光石化應也能夠作為回望台灣百年經濟發展史的支點；至於不斷死而復生迄今的美麗灣開發案，則足以撐起原住民族、殖民與東部土地利用的創傷敘事。然而，我終究沒有寫出除了灣寶以外的任何故事、轉而關注各式各樣的殺人案。議題的轉向有複雜的理由，而其中一個讓人羞赧的理由是逃。

逃亡的理由之一，是黃瀚嶢也寫下的：歷史最大的敵人不是開發破壞，而是殘酷的遺忘。讀者的遺忘使故事中人或死，或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不知道如何面對命名與羈絆、口傳與象徵……。反覆說過，非虛構寫作與虛構其實同卵雙生——虛構是試圖以迂迴與想像的方式接近、表現真實，非虛構則單刀直入坦露悲喜。文學最終目的之一是喚起人的共鳴，但非虛構因「真實」的採集過程必須面對更為艱困的倫理，那是人類學徒的天問：田野的背叛。

因為故事即是人的血肉，必須尊重以對。而生命往往涉及痛苦，因此必須避免褻瀆。一直以來，希望文字能夠召喚，使人與被書寫者共苦。但大疫期間這兩年，事事困頓，其中關於寫，更是四面受阻。逃亡沒有領我走向更輕鬆易走的路。看似公共的書寫蘊含近身的反芻，或許如此，一步步走入窄仄而迷惘；思索、書寫及步調彼此難以銜接，害怕隨之而來，不得動彈。愈凝視痛苦，愈懷疑共苦的可能。沒有誰能揹負誰的人生。若此，心意的折衷算不算誠實？行為跟不上初衷是不是虛偽？有時覺得過於鑽牛角尖，但當他們為難以對，沒有反省，很難不自認為禿鷲或鬣狗。

滯礙難行的春季，在友人邀約下嘗試攀爬臨海聳立的岩壁。攀爬天然岩壁前，於室內抱石場往復練習。然親見高聳，還是擔心上不去。後來意識，所謂擔心，並非害怕墜落。甚至，在室內反覆練習的即是墜落。

不媚俗、不討好，走出新路，書寫應該要有這樣的特質。但環境在變遷，而寫非憑一己之力，現實迫近，需要劇烈的調整。墜落與放手的基礎為此——面對岩壁，擔憂的總是確保者的負擔。初次攀爬二十一米長的「Around the corner」路線，卡在半途不上不下，挫敗時往下對確保者大喊抱歉，但他反而在下方回應：「為什麼說對不起？妳慢慢想，我Take住妳，隨時Take。」Take。甚至花了一點力氣幫推。最後在那樣的情境下完攀。

站在岩壁，發現上攀後與在下方想像若此不同。當張開四肢，不知道篤定的手腳點位於何方、岩盔因頭圍太小不斷飛離……那瞬間意識，一切皆涉及規劃、經驗、膽量與支撐想像的校正空間。完成一件事必須具備這些元素，而這些元素都無法脫離時間與信任。完攀第一條路線在高處看見海時拿起手機拍攝，忽忽知道仰望天空的意思。視線錨定之處為地景，於寫作則是觀點，繼後往復，北濱古老而堅毅的四稜砂岩終究支撐我的某些生產，之於黃瀚嶢，書寫的初衷與基石，應是劫後餘生的火刺木。

木麻黃、甜根子草、銀合歡、巴拉草、火刺木、茵陳蒿與苦楝。以植物為篇章賦名，既是黃瀚嶢的出身，亦是他走近沒口之河的原因。沒口之河所書寫的知本溼地，近年因光電開發將侵害飛鳥而受關注，後續則因侵害卡大地布傳統領域激起更多討論。黃瀚嶢對問題的剖析根基於地理——鳥兒不會憑空來至。棲息、孕育、躲匿，都需地方，總被以為安靜無聲的植物其實悄然茁長，它們承載時間，同時拓闢空間。因而這樣的命名成為複雜象徵的總合。是對田野的標注、自我的揭露，而植物現身的時序則攸關歷史。

木麻黃是外來種，於日殖時期被引入。但序章埋伏這樣的背景旋律非為指控。不知是否繪畫訓練的基礎，黃瀚嶢有效地建立了透視的距離，「殖民」僅是對一既定事實的說明。說明流離與遷徙、權力的遞嬗、爭奪的原因。說明而不指控。因黃瀚嶢意欲書寫的，不是流行口號的正義反轉，他渴望表露與傳達的，是生之力。於是，接續而來的是河濱生態系的先驅植物甜根子草、爾後是於荷蘭時期引進，廣大種植於國民政府時期的銀合歡。

這些植物的框定流暢帶出族群、歷史及其時空下政策形成的作用力。黃瀚嶢在這些篇章裡分別記述了現實與災難，一定程度容納了寫作者對政治經濟政策的評斷，但評斷不是終點，黃瀚嶢要自己注視的是事件充滿拉扯的張力、殘留的諸多困惑與未知。因他看見巴拉草在那裡——「草原植物的權力關係，靠著走莖、鉤刺、種子、抗火的根莖、透氣的空腔，或者易於散布的種子所維繫，它們各自機敏地感知環境差異，在適當的時候爭取自己的立足之地，多元並呈，永不鬆懈。你永遠不知道草深處何時何地又是另一片風景。」

巴拉草隱喻了人的動能。中性的。必須是中性的，否則黃瀚嶢初始走入知本溼地，帶著環境保護意識的初衷就將尷尬得無以為繼。巴拉草因此也是一則拋問與提醒：荒野（真的、得以以及如何可能）存在嗎？這並不是新穎的提問，此類提問若被置放於重大利益糾葛的開發案則成劍拔駑張的對立。可真正理解自然的人知道，對立是虛偽的前提。從來不是二分的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無論立場，任何一種生命都是彼此的利用與被利用者。

也是這樣，讀至火刺木的章節特別動容。黃瀚嶢這樣描述：「到底是河流還是這些薔薇更接近永恆呢？那寬闊的水道，千百年來擺盪，淤積，堆積又洪泛，而薔薇們，只是執抝地占據陽光充足的位置，用鉤與刺謹慎地防禦，曾經存在而現已滅絕的鹿群，或者如今牧人的牛羊，小心翼翼地，籌備著芳潔的花或豐盛的果實，迎接草原可能的來客，它武裝的姿態，彷彿才是整個沖積扇平原的縮影。」

讀這一章節特別緩慢。黃瀚嶢的書寫核心，終究是關於東部一條沒口河形塑的知本溼地的故事。故事囊括時間與地理，人與非人，鬥爭時而來去，黃瀚嶢以火刺木的生成與姿態，編織了反抗運動中各種複雜變因、角力變遷乃至作者自身距離的理解與融合過程。那使我想起有次讀是枝裕和，他說：「我不喜歡用議題或訊息這類詞彙來闡述或是被闡述作品。會被這類詞彙歸納的作品，鐵定是因為處理人的部分太弱了。我一向邊拍電影邊思考。沒有人的存在是為了故事或議題。我們只是像那樣的活著──生命翻滾於那些樣態地活著。」在這章節裡沒有線性的拮抗，而有縱深的視閾，歷史的力量在此，共同生活的信念也在此。

也是在那瞬間反省，議題先行的概念或許是對讀者的輕視與對文學的不信。非虛構寫作在這幾年大爆發，粗略劃分，約有兩種路徑，一是訴諸直觀、偏向散文式的情緒書寫，另一種則側重報導形式或研究素材，某程度強調介入與行動的可能。多年前出版拙作，即是帶著後者的意識進行，甚至後續宣傳亦帶有政治行動的企圖。回頭來看，那樣的嘗試與摸索是失敗的。儘管能以政治行銷的動能過於強大來解釋，持平而言，那些書寫終究未能成為鑿穿現實的冰斧。這並非在說攸關議題的書寫不可行，而是，文學面對的是持續變動，寫作者如何掌握時間的變形，會影響永恆的實現。

很難，需有強韌的心志。於是象徵與隱喻如此重要。它們的作用之一是跳脫僵化的定義，是允許轉化，或者蛻變。讀《沒口之河》，會以為黃瀚嶢也是植物。他吸納了火刺木的頑強，平實接受颱風與乾旱的反覆來襲。時間在黃瀚嶢的眼中像有另種尺度，使他相信苦楝最終會在草原矗立並且凝視——沒口之河的現身與變遷，對應的不只是環境運動面臨能源轉型的拉扯，同時也回應非虛構寫作如今面對的課題。在既有語言不斷死去的每一日，必須拒絕歸類而無終止。每個隱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詩，而每一首詩則是一個巨大的、連續的、持久的隱喻。永劫回歸的再反轉，或也能走出與徒勞相互歧異的路。

而這一切都始於誠實。黃瀚嶢的文字裡沒有隱藏不住的炫賣，這讓我相信他是真的「在自然裡」。因為自然的一切作為本無意圖。

知道明毅要寫這樣一本書，已是多年前的事。彼時剛離開公共電視的工作，轉至現在所在的鏡傳媒，開拓社會案件的寫作。這個選擇，某程度是告別了長期在環境領域的累積。決定前，不免猶豫、焦慮，及至現在，這個選擇亦帶來前所未有、不曾想像的精神負擔。

精神負擔源自四面八方的艱困：如何找到受訪者、說服受訪者、耐心熬過說服期間的漫長等待、與支付你薪水，不可能無止損底線的公司維持平衡；寫時要考慮溝通的可行性，要像行走於高空鋼索的人挺拔而不傾倒——一旦歪斜，就有傷害，描繪細節有其必要，但消費獵奇與探究苦痛本核有時只是一線之隔。寫作者必須抵抗故事的誘惑、外在環境過於快速遺忘的壓力，而在這一切之中最為艱困的，莫不過是自我質疑：做到了嗎？做對了嗎？有做好嗎？

二〇二〇年六月寫台鐵殺警案，殺人犯鄭再由的苦難之所在，即是明毅長年凝視往返的黑洞。在面對社會案件中，書寫者「我」該如何自持、反身、冷靜甚而迷茫時，明毅的身影總會在我眼前。

《受苦的倒影》與上本她所書寫的《靜寂工人》有所連貫，卻又差異甚遠。同樣都是蹲伏於苦難的田野，上本著作有著比新作更為篤定的姿態。然篤定並不意味進步或全然的正向，僅是反映寫作者對自身角色，乃至語言文字之用的判斷。這反映在書寫的形式，用字遣詞都更為學術與凝鍊，然因作者聲音的「持續在」，讀起來並不顯孤冷難以親近。之於我而言，則是常常讀到泛淚，書頁被我摺了許多耳朵，她的每個提問，幾乎也是過去這幾年來，書寫社會案件時，我對自己的提問。

是對真實、倫理乃至文學寫作間的界線如何拿捏的搖擺與困惑。因此和明毅談話，而她亦提起自己對於諮商師角色及其所處領域的觀察與反思，乃至與相關領域書寫的不足或輕薄。於是她想寫。透過寫，作為抵抗與調整的可能，不免涉及呼告，而這也許會有冒犯。好奇她要如何開闢那條可能窄仄但能穩妥走著的小路？而今，《受苦的倒影》以「備忘錄」的形式作為回答，是從「我」出發的整理，於是有攤開的分類與揀選，也有謹慎仔細的收納與堆疊。

《受苦的倒影》的篇幅看似短小，每一則都是究竟的探問。個案有不同階級、殊異狀況，但他們都非分離的個體。個人終究都有社會的遺痕，每個人都有機會連繫上另外一個人。這樣說，並非意指人的運命會與另一個人全然雷同，而是將所有人視為一整體，透過對不同個體遭遇的發問，去拼湊出苦難的面貌。在這過程，人透過探索與疑問得以相互連繫與承擔。明毅並不奢求解決，因為匆促的解決隱含暴力，甚至抹除，過程會重製甚至新鑄苦痛的框架。人必須謙卑，她在書中一再反覆提醒的是：我們並不全知。

對未知的敬畏亦是我在處理社會案件時謹慎維持的界線。是事件中的反差、隱蔽與模糊，引領我前去下一個案件。報導題目的選擇之於我個人，都有互相關聯的邏輯——如鄭捷案中我的核心終極提問是：臺灣社會到底是怎麼看待「生命」的？一個對社會毫無貢獻的生命，是不是值得被愛？從這個提問開始，以湯姆熊案挑戰大眾對於「惡魔」面貌的想像；接著以北捷案被害者的報導討論死刑與正義的關係；因為這兩起案件都涉及家庭的範疇，才接著透過日月明功去看家庭的苦難可能從何而來。

湯姆熊案牽涉思覺失調的支線。不同於其他精神病症，思覺失調因牽涉多起謀殺而在社會引發各式動盪，其對立在近年來，以臺鐵殺警案作為衝突的高峰，因而這個案件的書寫重點在於監獄處分以及精神鑑定的拉扯。基本的寫作動力，是我對整體社會思考相關案件的不適感——

湯姆熊與鄭捷案寫後，臺灣陸續有不同案件的書寫及文本改編，不同媒介觸及各領域階層的閱聽眾，而使得死刑存廢、精神疾患的污名、社會壓力等製造苦難來源的面相，獲得有別以往的討論。然在臺鐵殺警案後，相關思考空間被輕易地關上甚至推翻，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我們以殺或者永久隔離作為解決方案。因此，我試圖以一位因為思覺失調而縱火，父親死亡、母親重傷的醫學生縱火案作為提問，大眾對她的犯行觀感不一，因為她的階級與身分而願意體諒，或試圖理解，諷刺的是，某程度正是她所欲追求的社會認可為她帶來傷害。

然而，這樣的發問，引發了精神學界不同派系的討論與對抗。精神學界著眼於對思覺失調發生原因的歸納，其背後牽涉整個醫學教育或精神醫學的養成，但那並非整個報導中我所想要討論的核心。

「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二〇二一年，左岸出版了《兩種心靈》，討論精神醫療工作者的養成及其在現場的困境，但這本書並不僅對相關領域工作者有用，同時對我這樣的書寫者亦有很大啟發。社會案件的採訪與寫作過程的種種經歷，對我來說亦是某種程度的受苦，因在這些案件裡，社會大眾可能都還沒有清楚理解，就已經試圖「解決」。解決的受詞是「問題」，但人的狀態，該被視為問題嗎？退一萬步言，就算我們要將這些事視為問題，我們真的全知了嗎？

像是套套邏輯的迴圈，一定程度與我們企圖將所有陌生物事以特定概念去解釋有關。於是，與邪教相關的報導全被擠入家庭問題的框架、隨機殺人全都對應至疏離，但個人有個人的面貌，一如家庭或疏離有千百種樣態。

這個提問，在《兩種心靈》中有著對照的解答，我們所應當力行的恐怕不是分類，而是探索並理解人類經驗中複雜的張力。而那亦是明毅沉澱多年後再度著眼於苦痛的原因，她並非要重複強調苦痛與資本主義的關聯——那並非新穎的觀點。多年前時報出版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即將此梳理得相當清楚——相反的，那是她所戒慎恐懼的，在《受苦的倒影》裡蔚為關鍵的並非受苦，而是倒影；遠離顛倒，才可能走出虛妄。她所企圖喚醒的是邁開腳步的動能，要我們提問。

因為這樣的企圖，儘管幽微，《受苦的倒影》字裡行間埋伏了對「全知」的拒絕。明毅以自己長年諮商工作的案例告知閱聽眾「無知」與「全知」的一線之隔，以此提醒與其同一領域工作者所必須的自我要求；同時，也透過她在現場的各種反思，提出對其專業領域乃至寫作環境的質疑。

傳播環境自上世紀開始劣化，尋找新的寫作題材與方法是必然，其中最為艱難的是確立倫理的界線。不可能有一概而論的準則，但過於快速的時間壓榨與行銷手段將使寫作者或創作者難以謹小慎微。

於是，人的苦難很快變成某種已有一套SOP的寫作方式，關鍵字成為類似精神診斷的病症。故事只是為了填充苦難框架的素材，在此情況下，人只獲得已知的解釋。閱聽眾因為看見受苦以為這即是承擔與救贖，寫作者覺得自己拓展理解也獲得提升，但被書寫的人所可能承受的副作用卻很少有能被共同承擔的可能。因為那樣的寫作裡，沒有發問。其所帶來的副作用是情感的磨耗、真誠的消逝與聆聽的掩蔽。甚至，當人的苦難成為可被複製的套路，真實即不存在。

真實不在，才是阻礙苦痛不再生成的根源。因為那讓個人的面貌消逝。苦難固然牽涉社會因子的壓迫，但個體的殊異與境遇的相碰，苦難才會真正發生。《受苦的倒影》裡，明毅寫下一個案小新，她讓小新的存在重複出現，那是全書我最喜歡的一部分。不僅因小新表現出的能動性，更因看見一位作者在已然成形的書寫中，仍企圖調動主客觀與權力的努力及可能。

那使我想起亞歷塞維奇的「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布在世界上。」以及黃碧雲的「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事件將自己的聲音寫入如留聲機唱盤的槽溝底，而寫作者是探針，轉譯訊號為文字使其傳播。若此複雜，道阻且長，但就算伏低，只要能走，或若有光。

The Ｗashington post

「隨著臉書的公私界線愈不分明、死亡與病痛也因年紀漸長如影隨形，逐漸產生自我質疑：對死亡的哀悼書寫會不會無形中也可能成為消費——與死者根本陌生的人是因我的哀傷而哀傷，無關死者，更無關家屬，同時會在這扭曲的媒體產製過程中，被變現為商品。關於哀悼的書寫，比重從來就是自我大於他者，但狀況是，在愈來愈觀看與窺視的環境裡，界線顯得更難錨定。懷疑，從今此後人要怎麼不傷人，人要怎麼不生病。」

多年前影響現今這場風波甚深的林自死時這樣寫，多年後，懷疑愈來愈趨篤定。風暴開始的第一天曾對很少的人說——

騷擾事件爆發後，可以預想，會有一波一波的傾訴。在轉吳曉樂貼文前，其實有點猶豫。並非說，她所寫的性騷事件是假，而是騷擾本是暴力的一環，暴力的使用與權力相涉。多年後她的揭露不能說沒有勇敢、不會二次創傷，但她能揭露，必與她已握有相當權力有關，而在此權力情境下的呼籲將成為她的保護甚至是未來話語權的資源。然而權力的相互抵禦在性的議題下會有諸多變化，如同過往Metoo的案例，不敢語的女性會以為蜂湧的揭露已經形成保護。實際不然，因性騷擾的情境多變、指證困難，其中還包括噤聲不僅基於對加害權力的懼怕，亦牽涉自我性格的某些狀態如何養成。那通常隱含壓抑、未能覺察，傾訴、舉發乃至修復，才會若此艱辛。

但因騷擾吳曉樂的對象是曾柏文實在忍不住，最後還是轉了。我的一名好友曾經受害。後陸續與其他近年知道的其他加害個案聯繫，她們的共通點都是猶豫：集體的訴說與聲討氛圍會使受害者認為自己不要再次成為背叛自己的人、不要成為加害的一環，但迄今她們沒有開口。因初始以為自己還好，後來才發現深深動盪——不同於過往我們想像性暴力的有權者那樣顯目如總統、大老闆、大明星，近幾年所被揭露的，不論藝文圈或是運動圈，加害者的權力是慢慢被養成的。那個養成一方面包含他們對界線有意無意的進探，一方面則是，他們的權力與資源養成背景是社會需求的製造。

曾柏文是因媒體圈言論平台的真空，而某Ａ是地方創生這種文化圖騰的產物；至於某Ｂ，則與影視的蛻變相涉。需要重構或重建的環境需要人，而文化或知識成為某種包裝。他們當然都不是真的無能的人，但要說多有才華，恐怕也是笑話。畢竟能力從來就是時間累積的產物，但顯然他們的追求並不在此。甚至，若嚴苛一點來看，他們的能力可能就「只有那樣」，因為無法面對侷限，於是動用權力剝削以自滿。至於學術圈無論騷擾或誘姦的陰影屢見不鮮，不能不說是整體社會對某些形象的推崇。尤其高中剛畢業進入大學的年紀，正在探索與定義自我，教授其實無須特別動用權力，只要讓學生認為「我很特別」，關係即有可能開啟。

是以類似形式的性騷或暴力會與勾引或誘惑的界線交疊，並使被害者的認知失諧更加嚴重。某程度而言，騷擾比侵害更難處理，這正是為何去年吳乙峰事件發生時，嘗試以那樣的角度切入討論（https://www.mirrormedia.mg/premium/20211111timesquare001）。因被害者想望的正義並不齊一，她們都是獨立的個體。我的受傷不等同你的受傷，我的康復也不意味你的康復。更重要的是，受傷並不單是加害者的推力。這並非意指要檢討被害者，不，該付出代價的人就要讓他們付出代價，只是如同彭仁郁老師（https://reurl.cc/gDMj1N）所說，現今的模式很難是被害者要的性別正義。若再往下推衍，理解自己為何受傷會是痊癒的必經過程。世界不會無菌，而性不只是慾望也含括親密的來源，性的晦澀與人的暗面或脆弱相涉。因此，愈是公私交疊的案例，愈需要辨明與查證。

因爲必須複雜而細緻，社群上充斥對決的氛圍讓我不安。這不意味討論要停止、揭露有阻礙，而是，社群的設計核心乃至演算法的不同本就有礙公共的討論。在此前提下，必須意識：奪權並不等同自我賦權、揭露更不會直接連結至療癒；而同情與同理相差一字，差異甚遠。

同理不是「我也被騷擾過所以我懂你」「我跟你同性別所以我懂你的恐懼」那樣便宜行事。「同理是一個過程──不是一種柔軟可變、讓人感覺良好的情感，也不是一般人使用這個詞時所說的那種溫暖而模糊的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你，身為同理者，去想像別人──那個你所同理的人──是什麼樣的人。同理永遠不可能完全精確。一個人的經驗密度超越了觀察者所能掌握的，也因此同理就好比是人生，在這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事實，每件事實都是由特定的同理者和被同理者的結合中產生。不管你的同理心是多還是少，你同理的方式、你能夠同理一個人生活中的哪些內容，以及如何同理，很大程度都與你是誰、你在那個時空下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有關。」

我們如何設想自己的任務，將決定我們要如何使用語言。這必須意識且克制，但沒有。因此目前正是吳曉樂引述愛特伍的反面：「Metoo運動應該要帶來的是整體司法制度的檢討與改進，再用更公平、更兼顧兩性的正規司法制度來審理正義。如果長遠用司法之外的私人之手來執行審判，很可能形成某種鄉民公審的私刑文化（lynch-mob habit），司法程序所背書的客觀與公正將不復存在，而這並不是進步的社會應該前進的方向。」

目前這場風波被揭露的聲討裡，可看見許多失焦，甚至私仇或自我創傷的投射。而社群媒體上碎片化的資訊，乃至各種代言，使原先可能真該被追究的人獲得安慰、支持乃至遁逃的空間。於我而言那已是傷害的製造，那並非再次聲討被指稱為加害者的人就能平復。「如果你也聽說」被掛鉤至正義，卻因此可能取消傾訴者的聲音。迄今沒有開口的我的個案們，即擔心自己的聲音被反噬與錯用而噤聲。而在這混亂裡，反而是那些已經安全的人獲得自我滿足，而那難以訴說或如今被忽略之地，卻是公共真正需要凝視的幽微。

文字可以漂亮，但人的行止總離思想很遠。於是這七、八年來，始終質疑寫字的作用。近兩年，尤其貓死後更加少語，連報導的寫作都因反覆斟酌而愈發遲緩；日前寫《受苦的倒影》有這樣一段：「真實不在，才是阻礙苦痛不再生成的根源。因為那讓個人的面貌消逝。苦難固然牽涉社會因子的壓迫，但個體的殊異與境遇的相碰，苦難才會真正發生。」那是這幾年寫社會案件嘗試努力做到的事，但回頭看近年尤其涉及性的爭議，總悲觀地想，苦難不可能消失，甚至不會減少。

寫完以上，猶豫是否要貼，友人Ｊ看後問：「你能與誰對話？」
吶吶無語。但仍貼上。
或許，是因為剛剛參加了一場告別式。

「悲劇始於詩人的知識，悲劇所表達的，是關乎世界普遍性的述句。」沒有多餘的掐掰、濫情的音樂、矯作的暗示、道德的論述，只是如實而有距離地觀看，讓坦承流動。所以生活與關係得以複雜且立體。非常非常喜歡，可以再進戲院一次。唯一挑剔，是核心未必是「家」，但那是行銷得以動員的符碼，哥哥的話有「羈絆」，但「你本來就不是一個人」的意涵遠比那還多。

三月的第一晚，做了夢。忘記夢境，約略感知與不安全或混沌或離散有關。驚醒時天還未亮，心臟猛烈跳動，無聲哭，非常想猫，但猫不在。

喜歡三月，萬物復甦，可是復活的前提是死葬。喜歡總是潛藏駭怕。花了許久時間，才意識並且接受，季節埋伏於降生，所以不斷輪迴。

「分為天與地——這並非思索整體的合宜方式。只不過讓我繼續生活在一個較明確的地址，讓找我的人可以迅速找到我。我的特徵是狂喜與絕望。」很長一段時間引辛波絲卡的詩為註腳，以為無法安適等同沒有度過。後來明白若是執著，過於決絕，等同抹殺。

該是二〇一五年寫：「於是嚷嚷，復又嚷嚷：要學會換氣。要學會漂浮。夏天過去，冬日又來。始終沒有。或始終不能。因為春天多雨，而我降生此時。」直到猫離開，感覺抽空，惦記猫說，用水洗淨、想像一切被水帶走。十多年前外公病逝，第一次潛入海中。馬尾藻刺痛我，但新生的、透明如星的魚群撫慰我。於是決定下潛，去到更深。

他們都說不需要會游泳，彷彿水肺沒有門檻。然而去到海裏並不容易。岸潛需要背著氣瓶跋涉、在碎浪裏穿上蛙鞋；踢往外海，又要再一次接受浪的干擾、烈日曝曬。而入海牽涉配重，過多鉛塊方便下沉，歸返陸地則需要浮力，有裝備，但氣瓶氣量有限，BCD終究只是補償裝置。中性浮力的控制，需要克服被完全棄絕、無以溝通的懼怕與焦慮，專注吐納。

吐納之外仍須覺察。去往深處，水壓愈深，每一次往下，都要平衡耳壓；不熟練的潛水員往往越界，直到疼痛提醒。界限的模糊將回頭影響潛水員能在水下呼吸的時間。倘若猶疑，又或恐慌，就絲毫無法抵達，遑論平穩地觀看。

去年七月，複習了兩支氣瓶，平衡耳壓與中性浮力都出乎自己意料穩定。但後來一次複習，配重過重，在海裡翻滾，耳壓平衡一直失敗，總是上漂，看潛伴與教練在深處。抑制使用BCD的念頭，練習以身體為空腔控制氣息。水裏，呼吸的作用會延遲，要耐心，淺吸然後深吐。一次又一次調整，盡力保存氧氣。因為海是極限，所以要對本能的反應有責任感。

當終得平衡，海給予回饋。該次下潛前許願看各種海蛞蝓，然而第一眼看到的，竟是章魚。工作轉換目標那年，猫病著，看紀錄片《我的章魚老師》，畫面開場不久，導演說，他不能拍了。「不能拍了」四個字，引發不可遏止的痛哭。猫走後，工作遭遇銅牆鐵壁的拒絕，各式困頓，一時間，像失去了寫字的可能。大疫之年，無法去冷冽的雪國走路，無以遁逃，無以恢復。但導演潛入冰冷的海藻林。

他在海藻林遇見章魚。章魚初始害怕，後來接納，章魚伸出觸手撫摸他，因為擔心好不容易開啟的信任被破壞，在失去最後的呼吸前，導演很慢、很慢地放開章魚的觸手。紀錄片描述關係。所有關係，都很艱難。海裡有掠食者，鯊魚攻擊章魚，但導演不能介入，那是海藻林的邏輯。再愛、再怕，也不可以強硬地介入。只能相信、等待跟陪伴。

有一幕，章魚受傷，並被導演掉落的鏡頭驚嚇而拋棄洞穴躲起來。導演以為自己失去她了，慌張尋找。人如何在廣袤的海中尋找一隻你以為獨一無二的野生生物？看似很難，但可以，導演去理解章魚的食性與棲地，將她生存所需的關聯一一繪出、每日尋覓。他每天每天都去找她，終於尋得那天，他再度緩慢伸手，而章魚不怕，靜靜趴在導演身上。

那麼美的畫面，讓人從頭到尾流淚。

一切始於呼吸。

一口氣息臨近、進入、被擁有，然後離開。

透過大海，慢慢練習，慢慢懂。

這樣度過嚴冬，然後春天又來。返回陸地後，決定攀上懸壁。本來只是Ｅ隨興的邀約，後來因為Ｈ說「基本上只要有裂隙或可以放岩械的空間，就有辦法爬。」若未曾攀爬岩壁，對這句話可能僅有表面的理解，但面對過古老的四稜砂岩、撫觸裂隙，這句話瞬間浪漫。

探求。地理學的特質，浪漫主義的核心之一。英勇的探險家到難以進入之地去冒險——海洋、山嶽、森林、洞穴、沙漠、和極地的冰原——為了無法清晰表達的原因去檢驗自己的忍耐力。為什麼攀登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因為它在那裡」。

冒險總被描述成對一成不變連續生活的斷裂與超越、對自我生存極致的越境，使個體超越生活、經歷精神上的自由。開始上攀後卻有不同感受——儘管有教練陪同、上攀路線也大眾化，岩壁與我、我與我的身體仍存有許多陌生與阻隔，「上攀」因而象徵化——浪漫不是形式的自由。自由不是無限制、無秩序，而是對內在慾望的了解並有合宜掌控的能力。攀登作為登山的一環，是繼續往上或歸返的基礎，而那建立在裂隙之上。裂隙或節理，源於各種破壞的營力，但當足夠瞭解，缺口卻蛻變為保護的餘裕。一體兩面，需要嚴苛探究才能抵達終點，然後安然回返。

於是春日的降生走至夏日，在天海一線練習。練習信任以一條繩索，專注看你攀爬、替你確保的同伴。練習不對自己掛在半空感到負擔與抱歉。練習不on sight也是一種完成。墜落，重來，往復循環。憂傷被日光曝曬，然後慢慢能寫，慢慢，能在想念猫而痛哭的時候，對自己說：「因為她也正劇烈地想念著妳。」

都說四十不惑，不確定是否從此如如不動。無論如何，知道有或近或遠的善意，知道有人相信，會撐持如堅毅大山，一起解謎。磨難起迭，仍願在每次分離與心碎後，努力嘗試睜開眼。十一年前本全老師祝福：「敏銳、細緻、怒目、無畏」，還未抵達，還想抵達，還在抵達。

希望仍然好奇，更加清明。日後即使哭，胸口也能像是下著溫暖的雨。

終於看到，非常喜歡。雖然很痛。搖晃的幽魂視角，才終於能穿梭二元；返鄉的路遙遠而難，所以必須記仇、必須追溯。密錄器的影像讓人窒息，但不可怕，逼出眼淚的是人囿於角色責任的無感殘酷。感謝這段影像是被這樣使用的，因為知道影像的真正價值而能不獵奇，必須列為經典。崇隆導演問話還是很犀利，是太好的記者。旁白很美，生命應當美，「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還沒有道歉，甚至反省，但謝謝崇隆導演帶著我們開始哀悼。

上月交完修改後的書稿，請了長假去旅行。不能說有什麼目的，每次都只是希望心無旁騖地走路。一個人，喝水、進食、走路、拍照，刻意語言不通，可以隔絕複雜的人際。用很慢的速度。除了下雨，每日都走十多公里。異地很難說是生活，在異地的一切卻又是生活該有的基底。

少數有的規劃之一，是去遙遠的大久喜。幾乎沒有旅客造訪的招呼站，清晨第一班電鐵出發，只為了看一眼弁天島上的巌島神社。弁天島原是獨立島嶼，黑尾鷗在此繁殖，後與陸地相連，成為祈靈之地。

三一一東北大地震時，鳥居被海嘯帶走，漁民欲重建時收到消息：原始鳥居被沖至七千多公里遠的奧勒岡州。美國將鳥居送返，居民以一部分的建材重建了神社。

是去福島採訪過後就種下的各種情感聯繫，也因為斷裂而又鏈結的象徵。抵達大久喜時整座小鎮還在沉睡，就連漁民也尚未準備出港，天氣預報明明晴朗，卻在前進漁港時下起了細雨。沒有猶豫，緩步前進，越過鐵柵，接近鳥居，雨卻停了。在那裡佇立看海，雲與光，浪以及岩石，後來天開，有太陽。

離開時遇到一位老奶奶，翻譯軟體溝通，知道特地來看鳥居，雙手合十對我說謝謝。是因為被記得嗎？不能確定。只知道一個人在海邊靜靜看著倖存而復生的神社，平靜而感激。

在異地，沒有失眠的問題。肩頸都開，只有腳底的疲憊感。但返台前兩日，身體已經感受到大腦的意識，睡眠又開始斷斷續續。信箱出現一則新投訴，本能反應點開的副作用。

回家後約投訴者，今日三點預計談話。另與一斷聯超過半年的案件當事人再聯繫。寫了很長的訊息，徬徨等回應。剛剛終於回覆，雖然仍是短短一句話。但從「我再想想」，到「我最近比較忙，再過一陣子」。也許已是進步。

相較於村叔離世，箱姨的走，有些失語。或許是已經以一本書的規模寫下她（是的，對我來說，箱姨是整本書的核心與象徵），也或許是帶有歉疚——出版後，跑了非常多座談，行動所起的回應很小，加上北捷案發生與母病、貓病，轉身往另一個地方走去。日後箱姨所關心的議題，我幾乎極少涉獵，只偶爾作為傾聽與連結某些資源的角色。她沒有責怪，也沒有疑問，僅是走她的路，如往昔母親一樣溫和地慰問我的跌撞。

得知她罹病已經有一段時間。已是末期，她拒絕治療，說要環島旅行。兒女打電話給我告狀，和公視的同事南下去探；之後她接受治療，起起伏伏。陸續得知，但很少主動探聽，因爲知道她的性格：人前她總是笑著堅強，且熱情好客。那天探她，氣色不好，看起來疲倦，我們幾度想告辭，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慰留。好她說好，不好她也說好，比起自己，她總更關心別人；如果病情嚴重，還要作為被安撫的對象，心裡過意不去。於是想：沒消息就是好消息。

年初箱姨有次打電話給我，那天我在外縣市，車程中她急急地問，知不知道地方派出所人力整併裁撤的事？「這樣對小村莊很不公平，如果發生什麼事，等警察來都來不及！」電話旁是她女兒，換手通話才知道，仍在關心公共事務的箱姨其實住院中。

約莫二月，會長陳幸雄驟逝。那之前，是樂生的阿添伯過世。有點像是曾經拒絕去看霄裡溪案自死的陳金進大哥，也因為寫書的壓力夾擊，評估過後，我都沒有前去悼念。而那之後，箱姨病情反覆，家與醫院不斷來回。春日正好的月份，她幾乎都在醫院。「醫院實在太無聊了好想出院。」當我要她顧好身體先別管別人好嗎？她卻對我這樣說。

沒有再勸。莫名心裏有底。更少再問狀況，那是家人的時間，我與她所註定的距離。

書稿交出後，獨自旅行。在每一個參拜的神社，為幾位長輩祈福。返台後，準備去探。颱風來襲、週末陪伴手術，隔日便接到箱姨無去的消息。

上週末先去捻香，和家人說說話。箱姨女兒說，出院後的箱姨消瘦很多，仍繼續聲援反坤輿掩埋場，「我媽一出院就說要去，我說在那裡等她，她說自己要待久一點叫我回家；我問多久？我去接她。她說不用，龍昇村的居民會載她回家。」她回家已經極晚，「我們也拿她沒辦法。」

箱姨的行動持續到她無法離開床褟的那一刻。癌細胞已經侵蝕骨盆腔、肝臟與骨頭。聽聞時蹙眉說「那很痛」。「對，醫生說那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痛。」箱姨女兒說。我想起猫的離開，決定安樂，也是因為醫生說「侵蝕到骨頭是我們無法想像的痛，而動物很會忍痛，不要讓她們走到那一刻。」但人至今面對病痛的折磨，無法自主選擇，可以想見，那是一段很煎熬的時光。

然而也是如此，她們好好告別，好好地安排了身後事。「很多人問我們說：『你媽這樣怎麼沒說！』但我們怎麼說？說什麼都不對。」不論是安慰，或是事實，聽到箱姨女兒這樣說，慶幸遺憾，卻將時間留給她一生捍衛且珍視的人。

沒有告別。跟家人說，我去龍雲宮拜拜噢。然後去箱姨原先想要海葬的海邊。回台北後，和箱姨很常打電話的信聰一起錄了這集節目。我會很想念、很想念妳。謝謝妳。謝謝妳。

❝ 對非虛構文類的作家來說，最大的恐懼可能是害怕自己無法完成他們的任務。寫小說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小說家可以創造一個他們自己發明的世界，通常都充滿了也是他們自己發明的隱喻（像是湯瑪斯．品瓊〔Thomas Pynchon〕、唐．德里羅〔Don DeLillo〕），我們無權去跟他們說：「你錯了。」我們最多只能說：「我覺得不是這樣。」非虛構作家就沒有這種喘息的機會，他們必須負完全責任：對事實負責、對他們的採訪對象負責、對作品中所寫的地方負責、對在那裡發生的事情負責，還必須對他們的技藝負責，並且承受因過度誇大或雜亂失序所帶來的風險：失去讀者、讓讀者困惑混淆、讓讀者感到無聊或是無法讓讀者從頭看到尾。報導中若有任何不精確或是失手之處，我們都會說：「你錯了。」❞

——《非虛構寫作指南》

二○一四年底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發生後，開始轉向爬梳社會案件，「為什麼寫」、「可不可以寫」、「如何寫」、「寫了會有什麼效應」，種種自問，如影隨形；問題的答案，隨著不同案件變化，而當意識此類書寫開始成為其他創作者可能參考的文本，乃至由一個獨立調查書寫者，進入機構專心深研此類書寫路線，如何回應上述問題，益發複雜且困難。

獨力調查鄭捷案數年後，於二○一八年重回前份職場公共電視，主要原因是存款再無法支撐受訪者尚且未能回應的漫長等待。受性格、能力乃至探索新領域等限制之故，一直無法像許多自由寫作者一樣多方接案以支撐生活，因而前一本書的出版，基本是仰賴國藝會的書寫補助與存款而來。不同於前一本出版《黏土：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已有長達十年從事環境運動報導的累積基礎，甚至參與書寫個案漫長抗爭的完整田野，社會案件，尤其關於加害者的動機爬梳，在臺灣仍屬蠻荒領域，這也使得社會案件的寫作，不適用於現行臺灣任何書寫補助的型態。

決定返回職場前，銀行戶頭一度僅剩一千多元存款，而我有一病痛的老貓以及三位年邁且健康不良的長輩需要照養。當時，春山出版社總編莊瑞琳為支撐這個寫作計畫曾陸續預支我十萬元，因面向公共的本土非虛構寫作是她想像必須存在的出版，而這的確非作者獨力一人能做到。從不借貸的我，決定接受莊瑞琳的支援，因感受到這領域書寫的社會需求——

小燈泡案發生後，時任端傳媒臺灣總編的李志德得知我在調查鄭捷案，與我約稿，討論與評估過後，決定報導發生於多年前的「湯姆熊隨機殺人案」。這篇報導並不直接面向廢除死刑與否的爭議，而是企圖將輿論眼光視為「惡魔」者還原成人，因我想像在此基礎下，才能討論罪罰，乃至社會真正的恐懼。

報導刊出，迴響出乎預料。原設想會有各種撻伐與聲討，實際卻是理解意願多於咒罵。這讓我看見臺灣社會某種堅韌而溫柔的底蘊。然這獨力寫作計畫最終仍喊停。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以及對書寫產出的過於渴求，使我打壞了與受訪者的安全距離。受訪者說：「我知道妳不是那樣的記者，但我現在無法。」之後澈底地封鎖我，並對我說抱歉。那讓我意識：我所以為的「好的」公共書寫，竟然也會鑄成傷害。

於是回到職場，將十萬元還給莊瑞琳，繼續原先熟悉的環境報導，可是內心躁動——對社會案件的未知仍想發問與探索，同時也因為，媒體與傳播環境的變化已需要面對大幅改革。傳播學者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讓新聞產製與理解產生巨大的斷裂，而過多資訊讓閱聽眾難以消化與吸收，選擇性聆聽成為常態。

截稿時，YouTuber錫蘭「臺灣媒體的下限能有多低？」影片在短短一天內點閱超過一百三十萬，即反映了上述所談；曾任新聞獎評審的鄭國威坦言：「即使是如我這樣積極的閱聽人，若不是擔任評審，絕大多數這些入圍或得獎的新聞我都不會看到。」傳媒如何存活是上世紀以來傳播者即苦思的問題，報導無庸置疑必須公共，但閱聽市場的窄縮亦是現實，而偏聽的閱聽現象一定程度造成邏輯的毀敗。

重要的是，傳播迅速使太陽底下再無新鮮事，傳播者如何重新思考敘事的多元與可能，將決定溝通是否有效。於此同時，臺灣社會陸續出現與社會案件相關的戲劇、電影乃至舞臺劇，且多夾帶對議題討論的企圖，這些作品，引發輿論反思或關注，同時也讓傳媒如何存活有了可能。在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邀請下，在體制內繼續探討，轉眼四年，她與社長裴偉給予極為寬厚的信任與包容。

體制稍緩了我的經濟壓力，身分轉換卻迫使我更需要思考倫理的界線，同時得面對更為尖銳的寫作形式探索與讀者考驗。

考驗在某些案件上並不困難，但愈發深入犯罪探討的領域，就愈難以採取單一的立場書寫。而專題報導與專書的產出形式亦有差異，必須更小心翼翼在議題探討、閱讀張力、事實呈現上維持平衡。

書寫這端所須付出的努力並不亞於田野本身，而驚世媳婦案的田野，某程度是過去幾年於社會案件調查時遭遇的困難總和。不同於過往書寫社會案件基本隱身在後，這次「調查者」的敘事聲音特別彰顯。這樣的選擇，一是基於主要受訪者被囚禁而難以正常交流；其次是林于如是否智能邊緣一事已無法確認。

疾病是標籤與框架，有時這會引發偏見，有時卻是理解不可或缺的基礎。無法篤定，讓我難以用全知的角度敘事、觀點浮動。如何看見隱匿在陰影裡的事物？「一切」的界線又是什麼？當敘事不一定成為故事，而故事有時不是真實。每日都問自己困難的問題。反覆斟酌，最後決定讓我的猶疑成為主旋律。

坦承猶豫，一方面能呈現寫作此類議題的艱難；二方面是各種猶豫或許是我們面對社會案件所應具備的素質。探索是因為想接近未知，那麼企圖以某種特定的敘事結構或元素說明犯罪則將本末倒置。在書寫過程中逐漸明白，未知其實創造了觀看距離，保留理解的可能——

多年前時報出版犯下一九九七年發生於日本神戶的酒鬼薔薇聖斗事件少年Ａ自傳《絕歌》，這本書引發兩極討論。時間會推翻或刷新人對自己的認知，因而我不認為二十三歲的少年Ａ對十四歲自己的詮釋虛假；只是，殺人犯的自白勢必獵奇，那會引來各種角度的觀看，因此全盤曝光加害者的論述將無可避免導致巨大的對立與傷害。

「目的不在找出真理，而是去追問，那暫時識見的全貌，能否至少回答三個問題：眼前正在發生什麼、如何發生，以及，人能如何回應。」這是書中提及的諮商師魏明毅日前出版《受苦的倒影》中其中一段，讀時感覺呼應與安慰。因為這本書的寫作架構，一定程度摸索著傷害的邊緣構築，去聆聽、發問以及提問。

為了避免傷害，我並不將林于如的自傳作為詮釋的基礎，但同時，也必須讓她被掩蔽的聲音（無論客觀的真實與否）與過去十數年輿論印象對話。經多次改版，最後在自傳的處理上，參考了法國社會學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我，里維耶，殺害了我的母親、妹妹和弟弟》（Moi, Pierre Rivière, ayant égorgé ma mère, ma sœur et mon frère...）一書中的做法：

「回憶錄具有一種原初的素樸性，他的回憶錄就是一部最自然的人類學民俗誌。」因此，「對於里維耶的這些話語，我們決定不做闡釋，不對其進行任何精神病學或精神分析的評論。首先是因為我們將它設定為座標系的原點，以便我們測量其他話語之間的距離，評估在這些話語中所建立的各種關係。」

將自傳設定為原點，並不等同以傳主的眼光為準則，而是將其視為探問的起點。不過，儘管不做闡釋或評論，林于如提供的自傳內容過於蕪雜，於閱讀會失去節奏，因此必須編輯。編輯時，必須考量事件與她生命抉擇的關聯、保留哪些有意義的細節以呈現脈絡，甚至她的語氣及思考節奏。這項工作極其不易，但希望透過類似編年體的順序重新分類，能與審判、媒體報導甚至是我的田野觀察相互串接，盡可能呈現「它們既不是一部作品，也不是一個文本，而是一場古怪的角力，一種對抗，一種權力關係，一場關於話語的戰爭，以及一場通過話語的戰爭。」

過去幾年，對傳播的可能愈感消極，語言的作用似乎僅剩自我捍衛，因而失去拓展世界邊界的作用。彼時總想，或許人與人之間有朝一日再不需要思考距離的問題。我們將是自己的矛盾。但這次在編輯林于如自傳時，突然重新認知並肯認語言的意義。那是巴赫汀（Mikhail Bakhtin）所強調的複聲，「講話者的主要功能就是揭示不同的意識型態立場或價值觀。每一個說話人都代表了某一意識型態。」而作者的任務，就是再現社會中相互交流的多種聲音，且從中自我批判。

「每本書和每位作家一樣，有一段艱難的、躲不掉的過程。你必須下定決心將這個失誤留在書裡，使它成為真誠的、不撒謊的書。」每當無法書寫，我會重新閱讀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我不可能完成無瑕的寫作，不僅因為時間，也因為這是非虛構世界的本質。儘管挫敗，嚴重懼怕，依然書寫。因為——

「寫作。

我不能。

誰也不能。

應該承認：我們不能。

但我們還是寫。

我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寫作就是觸知。」

✎——

一月十一日，收到編輯寄來書封，當時寫：

「很難形容什麼心情。說不上成就感，也沒有激動或興奮，辛苦拉扯，卻也沒有甩掉包袱的舒暢。可能貼近的是：幸好。

有點像爬山，或是攀岩，過程中會想掐死自己自問為何在這裡？結束行程後，肌肉痠痛，腦袋清空，身體與心卻因此有些延展，於是可以去下一個地方。

昨天為下一本書的內容做訪談，比起腦力與心力，體力可能會是很大的罩門。於是今年的新目標納入練跑，即使依舊難以體會跑步的愉悅。書寫帶我去遠方，希望這本書出版後對讀者亦然。」

希望以上的後記，能使讀者願意也一起閱讀，去向遠方。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網路通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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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今天，對鏡文學文化組目前一共三位記者（鄭進耀、呂苡榕、我）來說，應該可以稱得上是重要的一天，儘管苡榕的書還在編輯中，待春季出版，無論如何，今天進耀的《戒不掉的癮世代：臺灣的毒梟、大麻、咖啡包與地下經濟》與日前推過的我的書同步上市，都宣告了過去這些日子的折磨，總算走到可以稍告喘息的段落。

用「折磨」形容並不誇張。尤其疫情期間，所有人的訪談都遭遇阻礙，深感時間壓力的我時常在內心吶喊「是否應該離職」；受折磨的不只我們，也包括組成文化組的鏡文學總經理董成瑜——

如前一篇推書時提到，傳播的情境改變、傳媒在尋找新的存活模式，但當自我認同是必須指出結構問題的記者角色，就注定了我們必須在現實壓力、對事件的好奇、寫作倫理等等各方拉扯下摸索受挫。而作為管理者的成瑜，則必須擔負這些挫敗帶來的風險與龐大人事成本。

不同於過去在公共電視工作的經驗，「我們的島」的同事是一群對環境議題有高度熱忱且長年在同一領域鑽研的人，加以節目型態的專精，同事們的互動常常是分進合擊、多有討論；但文化組的同事各有好奇的領域，而非虛構寫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是田野——在田野中尋找問題、採集素材、凝聚觀點，這是一個極為變動不穩定的過程，有時候連採訪者都不知道自己會遭遇什麼，因而討論相對困難，那也意味寫作者的孤單。

孤單，本來就是寫作者常遭遇的困境。但比起其他寫作類型，台灣的非虛構寫作在九〇年代左右即有很大的斷層。日前潔平與我錄製《在場》的節目訪談時，原列了一題訪綱，希望我談談中文世界的罪案書寫的觀察。後來錄音沒有談及，但當時筆記這麼寫：

❝對中國、香港或馬來西亞等華文社群觀察較少，我想基本還是以台灣為主軸來談。犯罪案件的深度書寫相對缺乏，粗略可分為幾個面向來看。一是媒體的發展變化。台灣解嚴至今三十多年，戒嚴時期，暴力犯罪的事件並非沒有，但媒體受控，少負面，多是符合政策的正面新聞，遑論有探究事件細節的空間。解嚴前後，台灣社會充滿政治能量，許多制度需要建立，比如環境影響評估、各種勞動法令，這一定程度影響了媒體的關注範疇。

一九八五年，陳映真等人創辦《人間》雜誌，建立了台灣媒體深度書寫的典範；但回頭來看，《人間》濃厚的左翼色彩也使相關書寫側重於參與及改變這端。換句話說，仍希望能與政治進程結合，以湯英伸案的犯罪書寫為例，可以清楚看見寫作者對原住民族的關懷。若我們對比卡波提的經典《冷血》，是非常不同的寫作路數。卡波提當然也寫出了當時美國社會隱藏的社會問題，但相對於呼告，卡波提要讀者看的是人的狀態跟選擇。

卡波提能專心耗費多年寫就《冷血》，又與西方長年來能讓寫作者靠寫字維生的出版生態息息相關。深度書寫沒有時間毫無可能。台灣一直缺乏這樣的空間，就連《人間》的存在也僅短短四年。爾後媒體百花齊放，卻得同時面對仍然殘留的政黨勢力與市場競爭衝擊，之後又快速迎來網路時代的破碎書寫與出版凋敝，這都會考驗寫作者是否要投入、或能夠怎麼投入的問題。

文化也是影響寫作的很大元素。同樣以《冷血》為例，一九六〇年代的卡波提可以與囚犯比鄰而坐，而發展至今，西方可以深入監獄，以攝影機拍攝「深入全球最難熬的監獄」紀錄片。相對台灣，是就連嫌疑犯還沒定讞，就可以獨裁地禁止記者會面，我甚至在基隆地方法院旁聽時，還被法官禁止筆記，這都是非常荒謬且落後的狀況。

嫌疑犯或囚犯當然可能說謊，但就我來說，我認為所有話語都存有真實。台灣社會看似多元，在開始探索犯罪事件之後，卻一直讓我感覺有種類似歧視的氛圍存在。那是一種對於優勢的崇尚。我們會同情弱勢，但若他們真的活得很糟，甚至犯罪，我們會希望他去死。不止一次，就連犯罪者的家人也會說：死了可能對他們比較好。迄今我難以明確描述這種心態，那之中應該混雜了龐大的無力感，因為活著非常困難，要解決的事情太多，乾脆算了。我不確定是否與信仰的影響有關，但台灣相信應報、輪迴，西方討論救贖、寬恕這樣的分歧，確實也反應在社會對犯罪的評判上。

這些隱含的文化元素，會反應讀者品味與取向，放大來看，就是市場，所以壹周刊進來台灣後雖然開創人物特寫的版面，發展到後來也不免落入瓶頸。弱勢的書寫看似碰觸結構，但因為篇幅的限制與固定版面產出等原因，被書寫者的狀態會因此重複或類似，很難避免題材的消耗。

這樣說，好像在指責媒體，但不是。《人間》休刊時，陳映真感嘆「這孩子生不逢時。」因而書寫範疇或類型的無法拓展，跟有沒有實驗空間息息相關。這個實驗空間包含社會的整體氛圍、對自我狀態的意識、寫作的支撐環境，乃至於硬知識的閱讀吸收能力跟品味。❞

上述回應，看似討論罪案，但也可推衍至所有非虛構寫作。換句話說，台灣的非虛構寫作少有參照；若我們想像非虛構寫作不僅是報導，而有更多元面貌的可能，就必須容錯。

容錯，不只是機構的支撐，同時也需要讀者。讀者的閱讀與購買並不只是讓衰弱的出版有回本的可能，更核心的是，非虛構寫作某程度是在尋找社會的病癥、企圖與社會對話。讀者的反應、回饋、批評、認同，都會讓寫作者得以調整探索的領域與方向。換句話說，非虛構寫作看似由作者獨立產出，實際上，寫作者是與潛在的、想像的讀者共同進行這項工作。

文化組初初成立時，同事一起構思報導刊載週刊的欄目名稱。激盪一陣後，我們將欄目命名為「時代現場」，不是什麼響亮的稱號，卻包裹著我們的位置與行動，也因此，在成書的題型選擇，包括後來離職的另位同事玉梅，所選擇的都是亟待社會回應，或是重新思索的議題。

這次進耀處理的，即是在新聞點擊上很難獲得認同的毒品，甚至常被週刊同事形容是點閱殺手。缺乏關注，並非因為不重要，而是社會輿論往往將毒品視為個人的墮落。儘管過去幾年許多報導都努力指出用毒的背後結構與弱勢因子，但這樣的形象，依然很難被扭轉。我對「難以扭轉」的初略觀察，認為可能涉及「語言的貧乏」，也就是，我們找不到新的話語敘述一件陳舊的議題、事物或狀態。有點近乎約翰．伯格（John Berger）在《閒談約翰．伯格的語言筆記》裡所寫：

「政治家，包括左右兩派，繼續爭辯，繼續投票，繼續通過決議，彷彿上述情況並非真實。而這種掩耳盜鈴的結果，就是他們的言論空洞無意，無關緊要。他們反覆使用的文字和詞彙，例如恐怖主義、民主、彈性等，都被挖空了一切意義。」

因此在讀到進耀的書稿時，感到驚喜。一如自己寫過的所有字，我總認為是不夠好的。畢竟非虛構寫作的推進不是寫作者能全然掌控的，因而我們所寫往往只是我們的盡力，進耀的書當然也有他的缺憾。但在如何認識毒品的這件事上，我認為他展現了某種新意。

比我資深許多的進耀非常擅於尋找且訪問到各種光怪陸離的故事，也因為保持某種抽離的視角，他的人物描寫常會有一種獨特的戲劇性。寫毒品，很難不寫到販毒的毒梟。在目前所有可及的「大尾」，林孝道是必寫之人。但不同於其他媒體處理過的，著重在警方查緝破獲的歷程，進耀的寫作串接非常靈活有意思，因為他試圖迴避的是：

❝台灣關於毒品的討論於是一直在兩種極端擺盪：一端是個人道德淪落、罪罰的討論；一端是擁抱「藥物」，將之視為生活調劑的一部分。兩種極端的立場猶如瞎子摸象，僅以部份的經驗各自擴展為對毒品全貌的想像。❞

並且希望指出「專屬於台灣本土意義的毒品問題」。除了討論台灣社會如何受到全球化毒品分工與流行的影響，同時也討論本土特殊的歷史社會成因以及毒品業如何創新，進而導致台灣物質成癮的樣貌。

書的開篇，並不直接談論毒梟如何被破獲。他像導遊一樣帶你前往台南鹿耳門，從鴉片的歷史破除我們對成癮的偏見。再從鴉片曾於台江內海現身的地理，引領讀者進入海洋、一窺毒品走私的樣貌。在他的描繪裡，走私不是電影裡搬演的爾虞我詐、軍火拼鬥，作為讀者，我非常喜歡他對福生三號事件的剖析，鋌而走險當然會有生活的壓迫，但那壓迫的來源涉及歷史與經濟的變遷，進耀用他很好的筆，把歷史的重量埋伏進來，讓讀者看見大航海時代，卻不會過於沈重墜入幽黑的海底。

進耀自己推書時，說「自己生的小孩不知道怎麼說起」，作為很喜歡聽他講各種怪故事的同事，於是說了以上的話。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閱讀成癮台灣的行列，博客來推出的「在現場非虛構寫作暨議題展」裡的多本著作也值得一讀（比如《海島核事》、《受苦的倒影》、《留下來的人》）。也希望讀者期待春季苡榕的新書，文化組的探索，才能持續。

《戒不掉的癮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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苡榕的新書《老窮奇幻紀事》終於出版了。想著如何推薦，或許先從感受開始：這是一本我期待很久的寫作。

熟識我的人大概知道，我和苡榕是很親近的朋友，然而撇開交情，苡榕亦是我很尊敬的同業。尊敬建立於她的特質，這是主管成瑜說，可以多找一位同事時，苡榕是我不做二想的人選的原因——不同於我對議題的閉鎖，苡榕對各項社會事務的動態掌握總是快速而精準；可能是社會學訓練的緣故，她對政治經濟的觀察也特別敏銳。認識的十多年間，我們經常對於傳播環境的變化時有感嘆，尤其是，對於去脈絡化、或套路書寫個案的書寫模式也多有討論與反省。

編輯室常說：給我一個故事。某程度而言，報導的確就是故事。然而，報導又不能僅僅只是故事。報導作為面向公共事務的寫作，必須囊括結構的分析，這是採訪者與被採訪者之間的倫理問題。換言之，報導就算作為非虛構寫作的一種類型，仍須有它自己的風格與界線。成瑜在推書時說，曾擔心這樣的題材不容易有版權的延伸，的確這道界線放置在要能快速變現的框架下，似乎是種阻礙。但從事非虛構寫作一段時間，我深刻認知的是：

ＩＰ延伸固然需要好看的故事，但好看指涉的恐怕不能只是寫作技術或是事件本身的張力，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觀點。因有固定套路的創作，最後容易比拼的是情緒的動員、特效的華麗，但創作最為珍貴的，卻是將他人帶進一個他從未想像過的世界，透過無論寫作、戲劇、電影，我們希望讓閱聽眾親臨、停留，使他們的世界有所拓展，而那正是苡榕的書寫仍被支持的原因。

擁有觀點並不容易。觀點來自寫作者對她所耕耘領域的浸淫，並且融合作者的個人態度，這二者組合而成風格，慢慢使作者能夠被辨識。這是一項漸進的過程，作為讀者，觀察這樣的漸進是有意思的，尤其是一位寫作者並不以寫作者自居的前提下，她的變化往往與傳播環境的變形相連。當這樣的漸變結合了高度的自省，風格的形塑過程又將回頭決定不同閱聽的可能。也就是說，其所影響的，並不僅是商業利益的問題，而是重新建立傳播的信任。

無論寫作的形式、表達方式，無可避免會融入作者以往的經歷、她面對世事的態度與眼光。而那正是我對苡榕寫作最為珍惜的一件事——凝視弱勢者時，我們常常會不自覺地出現某種具有階級的姿態，那樣的姿態有時並非刻意，但當那樣的狀態出現，所被呈現出的內容，有時是投射與想像。因此苡榕總被視為較為冷硬派的書寫方式，是對投射的盡量避免，比起作者身份，她總讓記者身份在前，這樣說，並不代表她的寫作「很新聞體」，而是她企圖讓自己可以平視那些她要書寫的人。

正因如此，當她轉述老窮者的各種故事時，她並不因此特別哀傷或失落。那是我遠遠做不到的。我總是受到受訪者牽引，但苡榕卻能夠維持某種抽離又不疏遠的距離。我總覺得那與她某種與生俱來的幽默有關。記得在採訪北捷案被害者家屬時，我們一同前往，在歷經整天的漫長訪談後，被害者家屬帶我們去用餐。用餐期間不免還是觸及傷心的內容，面對這樣的採訪情境，我可以擁抱受訪者、和他們一起哭，但我無力使氣氛轉圜或輕鬆，可是苡榕辦得到，她能讓那些墜入黑暗裡的人，看見光。

這樣的個人特質，正是《老窮奇幻紀事》的基調。

老窮無家者的現況並不是他者的故事。多次和苡榕討論她的寫作時，她提到勞保年金的破產，而那將是我們這一輩人將會經歷的黑洞；許多無家者的一跌不起，又與台灣的經濟產業結構、勞動條件息息相關，那是為何年輕一代選擇彈性工作，投入金融遊戲，然而金融遊戲的結構卻又與產業轉型的僵化相扣連，我們最終將是自己的貪食蛇。

固然，這本書因為必須有結構的分析而無法整本都是緊湊故事的寫作型態，讀時依然想到許鞍華的天水圍，以及徐麗雯的黑貓大旅社。苡榕提起她第一次觸及老窮議題的畫面時，我想起的正是那間旅社。她在podcast裡提及的老張哥，某程度正是陸弈靜飾演的黑貓滿姐。社會何嘗不是一間抽象的公寓，人在此起伏，受傷、歡愉、生活，以及死去。但人不會無來由地經歷跌宕，當看見墜落的原因，才會明白扶持為何存在。

誠心推薦這本書，實體電子有聲書皆上架，再請讀者支持。

「文字枯竭、圖像統治」。受紀實攝影師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啟迪，解嚴前，《人間》雜誌問世。一九八九年因財務壓力驟然停刊，共出刊四十七冊。創辦人陳映真說：「很傷心，這孩子生不逢時，不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雜誌。」

見證、揭露、行動、改變——《人間》的企圖並不僅僅是為歷史留痕，亦蘊涵對現實的介入。《人間》無疑是左翼的，媒介本身即為社會運動的一環。其行動以及關注，皆牽涉階級的鬥爭：湯英伸事件、反雛妓運動、搶救台灣原始林、八〇年代後的反公害運動⋯⋯《人間》雜誌的成員並不僅是旁觀者，甚而「幫忙規劃行動、一起陳情抗議⋯⋯我們幾乎是跟當地人在一起實際參與運動。」（范振國語）

二〇二〇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以「聚焦社會議題與弱勢族群，作者群以紀實的視角走遍台灣角落，其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求真精神，在自由被禁錮的一九八〇年代，是一代青年的重要思想啟蒙」的理由，將「傑出貢獻獎」頒贈給人間雜誌。

該屆TIDF評審自言：《人間》雖以文字和攝影為主，但每一篇「紙上紀錄片」內蘊的人道主義與弱勢關懷，承先啟後，是台灣紀錄片在解嚴前後發展時的重要養份，也塑造了紀錄片的使命和美學，包括歷屆TIDF「傑出貢獻獎」的得主綠色小組、全景傳播基金會和導演柯金源都曾深受其影響。實際上，深受影響的不僅紀錄片圈，而今活躍於媒體的多位資深記者如報導者創辦人何榮幸、編輯、社會運動工作者，其關懷或行動都隱隱承襲著《人間》的意志。以此而言，《人間》沒有死去。

《人間》迄今停刊三十多年，卻仍常被追憶。或展覽、或研究，追憶並不僅僅因為其所帶來的影響與時代象徵性，隱藏在懷想中的核心，是所有悼念都包含匱缺。

個人的意志與一份刊物或媒介的存活可能仍有差異——《人間》休刊後，幾乎不存在媒體工作者享有高度自由探索與研究的機構。曾任《人間》的攝影記者鍾俊陞在受訪時回憶，「陳映真很厚道，從來不會罵人，幾個月交不出稿子來，他也不會Ｋ你。」、「當時他說過一句話很有意思，現在回憶起來後悔沒好好把握機會：『你們要珍惜，《人間》雜誌停了之後，再也沒有像這樣的刊物，可以讓你們自由度這麼高的去發揮，自己找題目，愛怎麼弄就去弄，沒人管你。』」

《人間》休刊後，僅有少數另類媒體試圖維持記者的報導空間。其一是我初任記者的第一份刊物《台灣立報》。《台灣立報》由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於一九八八年創立，我入職時是二〇〇五年，當時社長成露茜每週參與一次編輯會議，會議上，鮮少考慮降版時效，相較於主流媒體偏愛的溫情敘事，她在聽完記者回報後總會提問：誰贊成？誰反對？誰得益？誰受害？提問逼仄記者思考結構對人的箝制，為的是追問政府負起公共責任。

當其時，與其常常相提並論的媒體是「苦勞網」。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原也是立報記者，一九九七年，立報因經營困難資遣全數員工，並以擇優但年資歸零的方式回聘員工，孫窮理認為這是典型的資本家行為、反彈出走。這場分裂，當時並未直接影響報導產出的立場，堅持左派的批判視角，使得立報記者的立場十分鮮明，不但不被行政部門認可，有時也會遭到同業的排斥或訕笑，但成露茜總說：「沒有關係，立報的存在，是為了平衡其他主流媒體的觀點。」也因此，立報常與苦勞網等小眾媒體被稱為「三小媒體」，兩家媒體的記者也多有合作；但回頭來看，這場分裂，其實預示著《人間》以原先形式重現的困難，陳映真的慨嘆是預言，且埋伏著閱聽扭曲的未爆彈。

或回到我初任記者的年代談起。二〇〇〇年後，民進黨首度執政，曾看似大刀闊斧地進行媒體改革，實際上，置入性行銷的問題卻益發嚴重，根據監察院審計部統計，二〇〇二年一至八月，新聞局就已花費上億元經費，購買電視、廣播電台、報紙、雜誌做「置入式行銷」；置入不僅新聞或節目，甚至包括民調、節目的策劃、製作主持人及媒體記者與編輯。雪上加霜，解嚴後媒體百花齊放，看似眾聲喧嘩，卻也變相導致閱聽市場的緊縮——新聞最珍貴的即是記者至現場帶回來的觀察與剖析，人力成本卻也是最大的負擔，這導致了各媒體裁撤地方記者、媒體集團化，觀點愈發限縮，也更易受到資本與政治的影響。

這類現象並非僅存於主流機構。儘管立報並未干涉記者的關懷與書寫立場，但因銷量不佳，從世新大學所獲得的補助年年減少，總體而言，立報幾乎沒有編列出差經費，二〇〇九年莫拉克風災發生時，因慈濟介入重建導致原住民權益受到侵害，自詡弱勢關懷的立報，卻是因著慈濟的邀請才去到災區。或藉高鐵救災專車南下，及至災區，也僅有大眾運輸可以使用，可以想見，這樣的設備根本無法深入現場，許多採訪，最後是憑靠記者的人際才能完成。

為了維持關係，立報往往也必須出席世新大學的各種活動做「報導」——某方面來說，這亦是置入性行銷，只是不涉及嚴重的利害關係；當時約是民進黨執政後期，諸多施政悖反於公眾的期待，另類媒體視角因而受到讀者關注。然而，立報的營運模式最終使得人才不斷流失，其所造成的影響是愈發缺乏深度內容，最終成為惡性循環。

不同於立報仰賴大筆資本，苦勞網傾向透過募款自立，且其媒體理念，更趨近《人間》。比如工運界組成「八四工時大聯盟」，要求實踐前總統陳水扁競選時「縮短工時」的承諾，苦勞網在報導之餘，也參與了聯盟的組成與行動；二〇〇三年，則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看守台灣協會等環保團體共同籌畫、架設「反焚化爐行動網」等。然因拒絕科層體制，苦勞網組織過於扁平，加上薪水分配制度的問題，最後苦勞網一度分崩離析。孫窮理離開苦勞網，新創立媒體「焦點事件」，其寫作風格延續著研究、有立場、甚至參與的批判視角，但焦點事件依舊面對經濟壓力。而其中一個原因，是閱聽眾已不再盡信過於堅定的左翼觀點。

難免與統獨幽靈的鬥爭相關。左翼的殞落、中美台的政治角力與糾結，某程度都使陳映真的政治立場不斷被提起檢視、有時甚至淪為攻訐至近乎鞭屍的地步。只是追根究底，《人間》無法復返原因之一，是它的誕生與時代緊緊相繫。解嚴前後，各種倡議與澈底的反骨是一種集體的需要，但時間在前進，各種當時遭遇批判的政策隨著倡議多少都有了翻轉與進展，事件的向度就很難非黑即白。比如福島核災，其所激發的討論不只有反核與否的爭議，也包括農產品解禁的問題。解禁常與反核掛鉤，但若將核電視為某種共業，以及當地農民為了活下去所付出的努力，解禁的界線或標準就可能鬆動、或受到挑戰。

媒介存在的核心目的是溝通。成功的溝通往往不存在某種既定公式，必須非常細緻。若以書寫來看，勢必牽涉形式的改變。過去這種「以人為本」的書寫策略，某程度其實廣受讀者歡迎，壹傳媒的人間異語、人物組特寫即為一例。但傳播的速度今非昔比，在必須量化以及與時間競速的情況下，「凝視小人物」很難避免消費。也因為產製的壓力，人物看似有立體面貌實則扁平，久而久之，情感麻痺，媒體為存活只能繼續尋找新奇的題材，而那往往踩在獵奇的倫理警戒線。

與此同時，溝通要顧慮的是人類情感與理性各種複雜衝突的總和。媒介並不發達的時代、人與結構過於傾斜的時代，透過專注地凝視並為此發聲是極為合理的思考；但這樣的書寫模式隨著社群媒體的發達，已不必然成為發聲的唯一途徑；甚至，某些政治正確且踩定唯一立場的代言，反而引發更多的衝突——二〇一三年五月，發生菲律賓海巡人員槍殺臺灣漁民的廣大興28號事件，五月十四日，《立報》記者鄭諺鴻在其個人臉書發表文章，以第一人稱口吻表述目睹有便當店拒賣便當給菲律賓籍移工，甚至以「菲狗」等字眼責罵對方。這則貼文經過社群平台轉載、菲律賓新聞媒體報導後引發更大衝突，但警方介入偵辦後發現該貼文敘述內容子虛烏有。

鄭諺鴻的初衷未必是為了捏造與撒謊，而可能貼近某種對於激化現象的提醒。然而這種代言與凝視在社群媒體快速散播的特性下，很難具有周全的查證或事後的勘誤。甚至，書寫者會為了能夠達到快速傳播的可能加油添醋。類似書寫形式的狀態，回頭來看，其實悖反於《人間》主張「看見人的處境」的初衷——當時代情境不同，所謂「人」，或許必須包含對立的他者。換言之，並非不能有立場，而是立場裡面不能只有情感的呼告，而須包含更具脈絡性且多元觀點的思考路徑。

只是，書寫形式的拓展與探索，甚至觀點的凝聚，並非僅僅是寫作者之責。成熟的報導者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培養，在《人間》與各式另類媒體萎縮的狀況下，台灣社會同時面臨上述所提的網路時代的書寫破碎乃至出版的凋敝，在在考驗寫作者是否要投入、或能夠怎麼投入的問題。

當文字空間受到緊縮，在新聞界長年被視為附屬的影像則更加邊緣。不論研究、調查，深度的田野，無一不須燒錢，廣告是媒體主要收入，透過競爭閱聽眾的時間與注意力賺取廣告分潤，但在社群平台瓜分閱聽眾注意力下，新聞轉為仰賴社群傳播；據業者統計二〇一九年臺灣數位廣告收益約新臺幣四百五十八億元，臉書跟Google分別占六至八成。平台使用媒體新聞報導內容不必付費，卻從中獲得巨大廣告利益，也未合理分配給媒體，嚴重損害媒體業的生存空間。像《人間》那樣能有長時間蹲點田野的攝影企劃空間幾乎難以在機構內重現，攝影被視為配圖工具，甚至得為了機構營收配合公司政策接任地方各式刊物的編纂。

二〇一二年前後，因台灣與中國的緊張關係，台灣社會愈發在意主流媒體及其背後資本的關聯，發起反媒體壟斷運動。這起運動反映社會對「公眾」媒體仍有需求，資深記者何榮幸創辦了非營利媒體「報導者」。「報導者」同樣以捐款為收入來源，但因獲得華碩集團共同創辦人童子賢與部分基金會大筆捐款，於創辦前幾年撐出了深度報導與紀實攝影的空間，逐漸獲得公眾支持。而目前我所任職、由壹週刊前社長裴偉創辦的鏡傳媒，近年也試圖扭轉外界長年對其貼上的「八卦雜誌」標籤，嘗試讀者訂閱制，以及轉換ＩＰ做為收益來源，維繫組織存續，並拓展深度報導與非虛構寫作的空間。

這些嘗試，跌跌撞撞，尚且未能如《人間》那樣理想。但在其中的人依然前行。是對「這孩子生不逢時」的否定，也是對「時代」定義的挑戰。探索，是《人間》當時的宗旨，返身探照曾經的死亡，或也可視為另一種承繼。

＊本文收錄於後視星系──2024臺北文學季主題特展「編輯招募中: 觀點、技術與對話」專書

血壓低，頭昏昏，吃過午餐，但無果效。往花蓮的路上，洩憤吃了抹茶栗子貝果。天冷，沿途無光。車過羅東，山一座鄰著一座，低沈的綠籠著水霧，如同往返的幾則訊息，迷迷茫茫。再多的詩或歌，也無法描摹，在猝然而逝的那一刻起。只能聽，難有更多安慰。畢竟就算失去猫已一年餘的我，依舊會措不及防地流淚。

開電腦，在搖晃的普悠瑪修改演講簡報。刪減一些，添增一些。題目是「傷害的寫作」。但在年末即將來臨之際，覺得寫作本身即是傷害。昨天近午，才終於整理好過去的幾則報導、寫完一封長信，給那母親殺了父親的兒子。在整整沉默一年後我們才在法庭相見。再次請求訪談。拒絕。縮緊胃，亦步亦趨，在他的不語裡再度請求。最後他留下電話與Line，但很勉強，於是不敢立刻發訊，隔了將近一週才聯繫。痴痴等候整整八小時，在下班時的超市冷凍櫃前終於收到回訊，點開，卻是一張無法辨明意義的貼圖。

長信裡寫：希望與他們共苦。一直以來，誠心誠意不變，但身體像在警告，意志力在搖擺——檢查不出的心悸與暈眩、斷裂且短暫的睡眠、因失去主控權而情緒性進食帶來的體重上升與胃疾⋯⋯這真的是被需要的書寫嗎？若是，為什麼如此困難。

耳機裡Spotify隨意播放，是唐綺陽討論星座。她說上升獅子好好做擅長的事就能順利。水星雙魚容易感知情緒。土星天蠍非常執著，金星牧羊數學不好且過於自我，無所謂別人怎麼想。

「比如，當金星牧羊喜歡一個人而對方跟他借錢，金星牧羊會給你。」
「一千萬也借嗎？」
「不是借，是給你。」

星座毋須盲信，但本質有量化統計，不無幾分道理。弔詭的正是普遍性的詮釋，會產生相互碾壓與矛盾。

愈凝視痛苦，愈懷疑共苦的可能。沒有誰能揹負誰的人生。若此，心意的折衷算不算誠實？行為跟不上初衷是不是虛偽？有時覺得過於鑽牛角尖，但當他們為難以對，沒有反省，很難不自認為禿鷲或鬣狗。

想起週末的龍洞。多月沒有戶外上攀，岩壁仿若初見。級數不高且稍內傾的路線，整天下來，只爬三條，且爬得很爛。手腕本就疼痛，但癥結在於確保過於緊張的Ｆ。她說太久沒爬、鞋底磨損、懼高，請我拉緊。每當她往上跨一步我便快速收繩，每一動都緊緊拉繩。只是動力繩繃到極限，她仍在上方大喊「拉緊」。攀岩老前輩Ｌ在下方回喊「她已經拉到不能再緊了」但Ｆ仍感危險。無計可施，只能用力、用力、再用力。

後來跑去看海。那麼幽靜，那樣藍。潛行可以是一個人的事。於是好想下潛，不回來。

返家後，整理裝備洗完澡即接近昏厥。是幾個月來第一次十二點前睡著且不省人事的睡法。週一清晨醒來，手指僵硬，回溯前日，愈是受Ｆ的緊張影響而用力反而製造滑動。是信任很難，也是能力不夠。但在指節與手腕發脹難受的時候不免暗自想：會不會是不該相遇。

套套邏輯的迴圈。這一兩年間的每一天、每一瞬。一事無成。

唯一安慰，是還能見人。相互理解性格裡孤僻的忘年之交；彼此對讀對看，能誠實以對的創作者；沒有血緣卻如家人的摯友；能包容地雷繁多的伴侶。吃飯，走路，說說話。冬日暗夜的步道，有時能窺見星星。

Photo credit：eira.lee

約了午休剪髮，設計師動作很快，含染髮不到一小時完成。髮廊在南門市場附近，結束後還不太餓，但嘴饞，仍決定覓食。有段時間常到牯嶺街看劇，偶爾會吃黃龍莊的湯包。兩年前生日後不去劇場了，湯包一人吃太膩，便散步找小點。走寧波西街拐往金峰的路上，瞥見巷裡有老宜記招牌，是邪惡的麵點，但炭火貼爐烤的餅，小小吃尚可原諒。

買了一袋蟹殼黃，咬了一口，不錯但不驚艷。或許是記憶之故，最喜歡的蟹殼黃仍是剛當記者頭兩年發現的一家小店。當時跑教育，報社在新店，常往返羅斯福路。有家江浙小攤，在真北平餐廳對面，沒有招牌、萬分破爛，但食物真好。矮小瘦弱的老闆娘設有一缸爐以炭火專烤蟹殼黃與黃橋燒餅，燒餅滋味遠勝阜杭豆漿；另有招牌麵點紅槽雞麵，酒香四溢，冬日寒冷來一碗十分驅寒，有一段時間幾乎每週報到。實在太喜歡，印象草爸當時在馬祖當兵，還要他幫買紅糟紅麴與馬祖陳高回來複製。

但這麵點舖後來遭拆遷消失，又要一、二年後，才知道它陸續搬遷幾次，現在坐落在杭州南路上，改名張吳記麵餅舖。想著要去吃，但每次經過都沒開。今天有時間，卻也懶得走去，不知是否四十歲將臨，逐漸不再對什麼特別念想跟執著。

也因為這樣，所以在劉仲記遇見好吃糕點。不嗜甜，中式糕類更少在我守備範圍，以前經過，只是經過。今天進去晃晃，琳琅滿目的老派甜點，老板娘一人坐鎮櫃檯，自在吃飯；一員工包裝糕點，沈默無聲。不招徠，任你亂逛，最後買了玫瑰酥糖與桂花條糕離開。

玫瑰酥糖以麥芽糖拌入芝麻綿糖捲起，再以玫瑰露賦味。桂花條糕則以糯米作皮、豆沙為餡，內裏薄敷桂花醬，捲成長條，保存期限短短三日。玫瑰酥糖的玫瑰香氣明顯，口感稍似龍鬚糖卻不黏牙；桂花條的桂花香氣淡淡，以鹽味平衡，不搶豆沙。兩者都十分甜口，但皆不膩，不愛豆沙的我意外喜歡，配茶或咖啡都很好。

碳水與糖果然讓人滿足，加上有陽光的散步，感覺幸福。

晚上去聽講座，講者是剛自大喬拉斯北壁攀登歸來的礎豪。和礎豪的認識很淺，首次碰面是跨年時去德芙蘭攀岩，而後幾次岩場遇見，也僅是點頭招呼。對他的印象，多來自Ｈ的轉述：沈默寡言、低調、不善表達，但非常厲害，是他少數能信任的繩伴。今晚聽講座，約是一小時半的分享，不長，但是是有層次的簡報，對於被冠上「台灣首攀」的標籤輕巧略過，攀爬過程亦然，「就是一直爬而已。」聽他分享，一直笑，卻才覺得真正開始認識這個人。

猜想應該是從挫敗開始的構思——前一次的海外攀登，因為旅費被偷，轉移心情去滑雪，卻發生意外：膝蓋軟骨剝離。一路以來的攀登，不免得面對家人與伴侶的擔心與質疑。意外發生時，他正轉換工作、無職、有房貸，「到底為什麼要繼續攀登？」成為必須直面的提問。

提問必須追溯。初初只是喜歡昆蟲，喜歡走進山林時遇見的動物與風景。正式接觸登山時依循著前人的路，直到學習探勘，才開始意識「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視野的轉換使礎豪開始走往現在，於我而言，那正是「讓我成為我」的過程。

並不特別因為什麼目標或期待，僅僅因為，生命走到某處，受到啟蒙，試圖理解自己的位置，能與不能。在能的基礎上，繼續探問：我可以做什麼？我還會做什麼？因為是這樣質樸的提問，內向而單純，所以礎豪並未接受任何商業贊助，亦不企圖以此營利。當聽眾提問，不商業贊助的話，群眾募資呢？他說自己沒有想過，覺得壓力太大。他的回應似乎不讓聽眾滿意（或說安心，擔心他走得辛苦），有人繼續提問如何轉換這些資本以賺取金錢，礎豪只是說：這些事已經很少人做，分享好像比較重要。使我想起調查鄭捷案後一段時間發生的小事——

應該是二〇一六年，戶頭即將窮盡，一次在廢死聯盟分享，有位聽眾跟我索取銀行帳號，說要捐錢讓我可以繼續調查，當下尷尬又訝異，因為即使認知上，這樣的調查寫作的確是公共的，透過跟公眾索取金錢作為支撐從未進入我的想像中。非關潔癖，而是，他人的付出是種依託，無論對方是否請求回報，就形成一種難以言喻的壓抑與羈絆。不知前路，無法評估抵達所需的時間與距離，因此，那最好是一個人的事。

分享時，礎豪坦承自己也曾有過不平衡，但若回頭去看自己為什麼要攀登，外部的波動與干擾從此無涉。「一個人，沒有同類。」核心如此，所以轉換成外在的顯像，不免被視為自私。於是究竟怎麼跟伴侶相處成為會後的重要提問。這些問題讓講座充滿笑聲，笑聲是複雜的，有苦笑，也有比苦與害怕更多的情感。當然是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答案不是一個人能夠提供的。回程捷運上想，沒有「我」，穩固的家不可能存在。不知道「我」是誰，或不願意試圖理解自己是誰，缺乏自我的探勘，就難以建立界線，去向另外一個人表達自己的需要、脆弱、乃至距離的必要。家不是二個人的組合，而是兩個「我」的結合。

「我就是接受真實的她（太太），而她也接受真實的我。」看似廢話的一句話，但當看見妻子林近凝望礎豪的樣子，忽然覺得，那或許是礎豪登頂後，可以忽略頂峰景象的理由。

非常喜歡今晚的時光。謝謝還有這樣緩慢找路，安靜可愛的人。

莫名答應了車車跟萬金油還有喬治的podcast節目，早上去車家錄音亂聊一通，她的踢葛罹患舌下腫瘤過世了。車車說，她還是喜歡貓，但她決定要變成一個曾經養過貓狗的人。我說我也是。好像沒有辦法再經歷一次貓的離開。因為肥雪也是舌下的腫瘤，遂問九九呢？九九失去肥雪以後也好久沒養貓。「她一直說要再養一隻但是也沒有。」車車說，或許就是還沒有遇到命定的貓咪吧？

錄音時，車車問，如果寫出鄭捷案後還會寫其他的東西嗎？「我想依照我的寫作速度跟無法一心二用的狀況，可能寫到鄭捷案時就是最後一本產出吧。畢竟這種寫作是很消耗的啊，不是體力的勞動，是精神上的負擔。受訪者隨便一個反應，就可以讓我癱瘓一整天。」她問，那寫小說呢？前幾天聯合文學訪問我與朱和之對談，朱也跟我說一樣的話：「我覺得你可以寫小說。」

但不知道為什麼，覺得不行。畢竟小說需要鍛鍊技術而我從來沒有花費任何氣力在這裡。並且看到好看的小說就會覺得「看別人寫就好了呀為什麼要自己寫？」

「那散文呢？」車車問。
「我有寫東西但不覺得那是出版品。況且也不是一直都想寫下去的狀態呀。」
「好吧，」車車說：「但可能就跟貓咪一樣，有一天文字自己會找上你。「畢竟你跟我一樣除了寫字其他都不會，算賬不行也會迷路。完全沒有其他功能噢。」

錄音後，拿行政的文書給草簽，搭車回家。返家前去超市，買了鮭魚、菠菜、杏鮑菇，清炒通心麵當午餐。配書是《小貓法蘭基》，又是一本會想一直看下去的小說。

主角戈爾德失去了太太，想自殺的時候遇見了會說話的法蘭基。開車帶著法蘭基去購物時他向法蘭基解釋什麼是靈魂：「靈魂就是，怎麼說呢，你身上不朽的部分。你的感受、想法、經驗，你存在的精髓。」法蘭基說自己是不可知論者，覺得有靈魂好像不錯，但靈魂如果真的會去天上他可能抵達不了因為去動物用品店的路上他暈車了。

「這條路已經夠累了，去天上的路我一定撐不下去。」讀的時候笑了出來。作者捕捉到了貓咪的瀟灑，然後暗自想，嗯，貓咪呀不要去天上，在我寫不出稿時繼續在背後盯著我、在我淺眠時伸爪撓門或喵喵吧。我也是不可知論者。

人生之中沒有任何事、任何方面或什麼之類，能夠真的一切都好。可是法蘭基說，他不會說生命任何一句壞話。想起一些失去貓，或是失去一些人，憂鬱而沮喪的朋友，希望她們都聽見法蘭基的話。

夏天快到，妹請人來清洗家中冷氣機，避免屆時過敏。師傅洗完後，遂打掃房間。在最後一次洗抹布時，撿到了毛的指甲。她離開那麼久了，房間也已掃除無數次，卻會在某些時刻，發現她還在。比方收拾完她物品後的第一次打掃；異常孤單的夜晚；重新往前的瞬間，或是清洗為了她才買的冷氣的今天。先呆愣，然後拿給妹看，她也很訝異，叮囑我將小指甲收起來。收起來。然後緩緩將所有物件都回歸原位，看著她常在的角落，才靜靜地哭了出來。

春季詭譎，天有不測風雲。上週末的大事：十名溪降好手因溪水暴漲困於飛龍瀑布峽谷。Ｈ傳訊來說「山上出事」時不知道他的學妹也在其中。當時讀訊，想起週日要去新竹溪降的高中好友草，叮嚀他小心，回來要告訴我們。結果深夜時他說行程已取消，「要去救人。」突突南下，風塵僕僕，但其中有他熟識的朋友。隔日新聞畫面中認出草的背影，什麼事也不能做，只能祈禱，囉唆他萬事謹慎。

昨天傍晚直升機吊掛，是懸掛於岩壁的死者。「她垂降到一半，想說把自己固定在岩壁上避免被沖走，豈料雨降得太大，淹沒溪谷。」Ｈ說，其餘倉皇爬上峭壁的五人，「眼睜睜看著五名同伴被沖走、一名活生生被溺死。」那被溺死的女子頭下腳上於深處，草是其中一名去接她回家的人。「靠近遺體時很悲傷，」他說：「直到送她上直升機後才如釋重負。」

這樣的大事，不免有正反兩面的討論。本來一天要看五百次氣象的Ｈ從那天起看得更勤了，「一直在想如果我有去，對於氣象預報要如何判斷，是否有辦法預防。」而另一方比如第一時間看到新聞的妹或外婆、媽媽、阿姨們則說：「無論如何，梅雨季就是不穩定，下雨不要去山上就對了。」都對，也都不那麼對。若陳腔濫調地把人生與冒險活動相比擬，很難也無風雨也無晴。但人不孤絕於世，而風險即是賭博。

失蹤或死亡的並沒有我認識的人。但看搜救影片，空拍機視角從死者遺體逐漸拉long收攏整座溪谷，曲流蜿蜒而壯闊，那麼那麼美，只是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回神後，才發現掉了眼淚。後來近午夜，草說他在回程了，接下來有鋒面，搜救必須暫停，週三過後，會再組隊搜尋瀑布下段。

「吃飯了沒？」我問草。
「吃了。」

或許是，有很長一段時間食不下嚥，即便吞食，也會作嘔；康復後意識，吃飯是一件多重要的事。此後若有荒措、沮喪、焦慮、悲傷，都去做菜。同樣的，有誰深陷，便找他去吃飯，或為其烹飪。

今晨醒來，搭捷運返家，涼風吹，午餐決定做野蔬豆腐鮭魚燒。

土鍋少許油，炒香洋蔥絲，下白菜梗、杏鮑菇與玉米筍與玉米粒拌炒，蓋鍋待蔬菜出水。兩匙本味醂、一匙酒、一匙柑桔醋、適量薑末為醬汁；取另一平底鍋，下以鹽、酒醃漬後拭乾的鮭魚乾煎備用。蔬菜熟軟後，下豆腐與白菜葉，醬汁淋上後蓋上鍋蓋煮至沸騰後轉小火燒悶滾至入味即可熄火。乾煎鮭魚置上，撒黑胡椒、七味粉與珠蔥花。

一個人，沒吃完。希望盼望而疲憊的人在旁分食。
而若有幸，與我間接相識的誰能歸來，希望能替她，燒一頓飯。

上週收到柏豪收成的白玉蘿蔔，當天外婆燉了排骨湯，綿密好吃，分裝一些給家人朋友，但還有很多。前天滑臉書看到雨辰分享關東煮，正好適合消耗蘿蔔，遂決定週末做青森風味的關東煮（青森生姜味噌おでん）。

高湯：土鍋裝滿過濾水，取四片產自白浜女房的昆布浸泡（隔夜為佳，我泡三小時）。中小火煮沸，鍋邊起小氣泡即可取出昆布，置柴魚，滾一分鐘左右熄火浸泡即成。

高麗菜三片洗淨後滾水燙軟，去梗，懶惰不想弄絞肉，包肉片。捲起後以牙籤固定，入電鍋蒸十分鐘。

白玉蘿蔔兩小條，削皮切塊修邊避免燉久邊緣軟爛；蒟蒻洗淨汆燙去鹼味，雙面切紋路；水煮蛋一顆、椴木香菇泡軟、兵庫縣的魚板豆腐一片、高湯取出的昆布。

蘿蔔、水煮蛋、香菇可久煮，和高湯一起燉，蘿蔔熟透再放其他配料。無需加鹽。

蘸料是津輕的味噌，不能忘記磨薑泥。到底誰想出這種絕妙搭配讓關東煮提升到另一層次必須褒揚！搭配陸奧八仙慢慢吃，彷彿又在青森的路上。

近晚小瑞來訊，說《沒口之河》的評論明天會刊出，再貼連結給我。我說好。漱洗完續讀驚世媳婦的自傳，仍在猶豫明天是否去探她，一邊想著下午整理素材時寫下的關鍵字：家內性侵、父權、智能邊緣、六合彩與暴力⋯⋯隱然覺得有些頭緒與可能卻又模糊不清⋯⋯是亞歷塞維奇一次訪談時所說：「有一件事總是非常折磨我，那就是真相無法容納於同一種心聲與同一種想望之中。真相是種零碎的東西，它又多又雜，散佈在世界上。」  

寫書評時小瑞問我談談非虛構。寫了，卻又彷彿覺得沒有寫。不是沒有生產字，而是許多思考似乎都和過去曾經寫下的無異。在大帳鍵入「文學」，跑出許多貼文，其中有兩則，一是時任印刻的編輯丁希望給未來文學的備忘錄，一是張鐵志仍在新活水時，討論非虛構的邀稿。回頭看，寫作好像推進，卻也停在那裡、沒有完全離開，因為新的困惑還沒有襲來。  

並不只是我。一次轉貼黃碧雲，她也提及類似的困擾——「我最近也深深細視我自己與他人的冷漠，非常恐怖。不是說，破滅了，變得冷漠。而是因為破滅而看清楚冷漠。」她從前曾經以為寫的過程會有答案，結果有過一段好長時間沒有出書。最後，只有接受沒有答案才寫得下去。「人的痛苦與人的殘酷都是無邊盡的。文學的工作其中一樣，是要把這些剷出來。」

從質疑為什麼寫到長期的冷漠不語，如今接受，沒有答案。「人之所以成為個人，恰恰是因為他失去了對於真理的確信以及其他人的一致共識。」但要這樣出入與辯證，再惡狠狠地剷出並非易事。「存在的詩意」，斯特恩說，「它處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計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關係的另一邊。」在虛實難辨的碎片裡，也有這樣的可能嗎？  

形式並不是技巧，至少不是我的認知。形式是完成的一部分。每起事件都有自己的聲音，寫在如留聲機唱盤的槽溝底；寫作者是探針，轉譯訊號為文字使其傳播。

後來黃碧雲有了那部拼貼的非虛構小說《盧麒之死》。突破了，卻也是我讀得最為艱困的一本，因為讀時像夢囈，語言獨特，也指歷史，盧麒可以是近來香港抗中的諸多少年，或盧麒就是香港，但在我眼前，預計要被書寫的這個女人，可能是台灣或至少部分的縮影嗎？  人好難。寫深一個人比寫串連的事件難。要信人，卻也要不信人。無盡的自問與猶疑，顯然不會因為舊曆年將來臨而止息。

新起的章節想不到開頭，進度不良，死線在即，然而今天沒有焦慮。幾次書桌、書櫃、床上、盆栽、頂樓拍嚕屁來來回回，依然卡關，決定去做菜。乾香菇兩顆，以溫水泡開後切片，娃娃菜洗淨，以橄欖油炒、柚醋調味；早餐還剩下的鮭魚以鹽、清酒醃漬，拭乾水分，撒紫蘇碎丟烤箱，兩百度烤十五分。蒸糯麥五十公克。茅乃舍的竹筍油菜花味噌湯一碗。煮食、吃飯、滌洗，當它不是勞務，就成為撫慰與安定的儀式。常常下廚後，會慢慢找出廚房內的必備品，今日決定加入茅乃舍系列商品，天氣再冷一點，來試試紀州梅風味的火鍋。

Photo credit：Irene Chung

五月底，收到一封起訴書。起因是，為了解一位女死囚在獄中真實情況訪問監所管理員，管理員提及她與一位女毒販互看不順眼，寫作時忠實引用，另補充其犯案時媒體描述作為讀者理解的基礎。書出版後，女毒販認為提及她是意圖毀謗並洩露其個資。三月時，她屢屢來信咒罵我下作，誠懇致歉並承諾刪除姓名。但她仍提告。嘆氣，緊急處理證據予律師。告段落後已屆下班時間，一事無成、了無食慾，決定撇下手邊一切去抱石。

抱石，攀岩細分出的一種類型，不須繩索確保，分戶外與室內。戶外攀岩者會尋找大石上的隙縫或岩石紋路突出處作為攀爬支點；至於室內，則是置放各種人工岩點讓攀爬者爬約四至六米高的路線。因賽事與社群媒體效應，近年十分流行。開始接觸這項運動，卻始於貓的離開。

「妳可以說貓貓就是妳的正能量。」約稿時，總編麗群這樣說。「如何面對艱困採訪的挫折」確實是演講常會出現的提問。彼時總答：「擼貓呀。」理所當然、不假思索，彷彿貓會永在。確實未曾想過貓會離開。並不實際，但歷經狗的腎衰安樂，對貓的呵護應受模範貓奴表揚。相較於人類，貓的體檢面面俱到、從不遺落；錙銖必較食物成分、各類營養品補充；每日必定梳毛三回以上、天天鏟屎，凡貓體欠安立刻找獸醫報到。

貓被國中同學姊姊在一滂沱大雨的夜晚撿拾。瘦弱，有耳疥、寄生蟲、右前腳斷肢。國中同學姊姊家有三貓，無法再養。小學時期的我有段時間只會跟布偶說話，直到狗來，當時離狗安樂逾兩年，決定領養浪犬，卻發現對狗仍有記掛。高中好友嘆氣接手浪犬，以為不會再有動物相伴，但不自覺看起貓，想像魔女宅急便裡會說話的黑貓ジジ出現在我的生活。約莫那前後，國中同學問我看貓。

「什麼顏色？黑的嗎？」

「我不會講，她髒髒的。」國中同學說，若我不接手，貓可能得去收容所。

於是去看貓。貓被隔離在浴室，聽見聲音她伏低身軀小心翼翼探頭。沒有出聲喚叫，她卻跛行向我。輕嗅，後軟爛倒地磨蹭。她的眼睛好透澈，相視僅一秒，一秒確信：我們是闇夜中彼此的座標。

我帶貓回家。那是剛當記者不久。與前度分手，在環境報導路上跌撞。當記者前，對權力與結構箝制只是理論的認識，及至接觸載浮載沉其中的人，才知道被國家暴力折磨至死、羞辱與踐踏的現實輪廓。常常生氣，在抗爭場合與警方衝撞推擠；寫稿掉淚，急切想要承擔與改變。心中並不清楚，渴望與他人性命相涉源於自身的匱乏，以為坑洞可以填補，像相信正負能量可以相融或抵銷。

一次練習寵物溝通的朋友以貓為對象，貓對我的發問各種不耐。草草回應後要溝通師轉達：「寫字不可離桌太近，姿勢必須正確。」「我的胃口不好一方面因為變老一方面很累。因為雖然寫字是妳，工作是妳，但妳的情緒、憤怒，都是我在幫忙handle。只不過因為妳蠢所以妳不知道而已。」

的確採訪途中跌跤就找貓。小說家多麗絲·萊辛說：「擁有貓是多麼奢侈啊，使你的生活中時時充滿令人驚艷的喜悅，讓你體會到用手掌撫觸一頭野獸光澤柔軟皮毛的美好感覺，在寒夜醒來時那緊貼著你的溫熱身軀，還有那甚至在一頭隨處可見的普通土貓身上，也能見到的優雅與魅力。」

貓不是狗，她不會在我哭泣時舔去淚珠，貓會蹲踞在我手臂可及之處，並不靠近，以「你哭完沒啊好吵」的表情凝視。但病痛時貓會溫柔撫慰、甚至起伏如我——一次採訪車禍，阿基里斯腱幾幾斷裂，貓也開始跛足。

詩人隱匿說貓與我是生命共同體。當時心底竊喜，不知之間艱辛，細思極恐。

大疫期間，再逢關係破碎、母病與書寫深谷。朋友問我買碧璽。一日遲來午餐後手鏈突突斷裂，悄無聲息，落在柔軟的羊毛袖裡。「要不要回串？誰可以為你抵擋災厄？」還想不清楚，出入診間，不多久，貓跟著病了。

貓病顯於我的意志處於懸崖的時刻。她的左臉冒出兩顆極小的痘痘。帶她就診，往復一季未癒。多次細針採樣，醫生在除夕夜前說：「好險，看起來沒有癌細胞。」以為無事，兩顆小痘卻爆炸式成長結合成瘤。切除、化驗，癌細胞以驚人速度分化如章魚腳緊巴她的臉。繼續救治已徒勞。徒勞，對照我在頹喪物事的掙扎。

貓不再臨窗看風景、撒嬌、奔跑、玩耍、跳躍、整理毛髮。過去她能做的都不做了。醫師以此作為抉擇的分歧點。吃不意味生命的欲望，只是她們無法自殺。心底清楚，但自欺苦仍有意義。直至最後的早晨，貓吃鎮定劑後失去身體控制能力，見我哭仍掙扎到我身旁。震盪猶豫是否拒絕醫師到府安樂的瞬間，瞥見她腫瘤破裂、毛髮染血。那一刻，想起貓曾對溝通師說：

「該放下就放下。想關心人很好，但也要花時間關心自己。將自己累得半死又怎樣？除了自己以外，還有誰會好好照顧妳？該哭就哭，該怒就怒，妳笑吧，去找笑的機會。好好照顧自己，我說了，好好照顧自己。」

貓最後在我懷裡停止心跳。失去生命的身體，瞬間變得柔軟非常。下滑、下滑，如水將流過。火化後，我聽貓的話，將她葬在龜背，歸返森林走路，拾回山蘇與捲蕨陪伴。上市場、做飯、潛入大海，並在生日前夕決定登上臨海的懸壁。

戶外攀登前，先在室內抱石場練習。學習上行而沒有保護、感覺危險就要下攀；如果墜落，只有自己的身體可以支撐。在岩壁上，會敏銳感知肌肉的極限，而有時呼吸可以幫助跨越，課題原來還涉及轉換。攀上數十米高的岩牆，與抱石截然不同。抱石有明確路線指引，戶外則需要辨識地形、裂隙與岩點。如何理解裂隙、研判器械能夠撐持的空間、訓練並相信自己的手指與腳掌，以及心，可以不懼怕地抓握、踩踏、安放其上。而即使有繩伴確保，仍舊要謹慎墜落。因支點可能脫落、無法保證墜落當下是否正要掛上快扣，甚至，有時看似亙久穩固的岩石其實早已風化脆弱經不起任何震動。當有意外，以繩索相繫的對方將受巨大能量牽連。

繩伴，因信任願意交付彼此的生死，但能量不滅。有段時間社群媒體常推播極端情境下的墜落影片，確保者或被巨大拉力甩推擊牆，又或與攀爬者相撞，當確保者意外鬆手，攀爬者的死亡風險將橫亙眼前。生命共同體真正指向的是對自己的行止更有意識與責任，在這基礎上，支撐才能不變質為消耗與填補。

不搜集路線、不勉強出手、不迴避放棄、不害怕懸置、不厭倦反覆校正與練習⋯⋯如今我沒有貓，但有一片岩壁。沿裂隙歸返，像貓一樣躺平，聽浪，感受石塊上陽光的餘溫，或醒或寐。有時風太大，眼睛潮濕，但日芒映照海面，我看見貓的雙眼爍亮。

原刊於《新活水》7月號/2024 第42期

六月二十七日傍晚出差返家時收到Ｈ傳來的一則死訊，回想起來，感受奇異。腦袋清晰知道事情真切地發生，說出的第一句話卻是「什麼？P在跟你開玩笑嗎？」心想否認。而Ｈ否認我的否認。情緒源於詫異的反撲——前一晚，還看到Ｙ的動態，他興高采烈要去挑戰「大傢伙」，感覺輕鬆，且Ｈ第一時間比對攀登路線，認為那對Ｙ絕對是能力範圍內的事。何況Ｙ出發前，因為新書的寫作我們通了電話，感覺不出他對這次遠行的擔憂。我沒想過他會出事。我只記得，他的伴侶Ｗ說，Ｙ這段時間忙完有空要請我們到他家吃飯。

隔日，Ｈ說他醒來對自己說的第一句話是：「以為是一場夢，但好像不是。」滑手機，報導已刊出，的確不是夢：Ｙ確切墜落於Frendo Spur。

沒想過Ｙ會出事因為他從不無視風險。探討某宗山難事故的緣故，如何評估風險是我們討論的核心之一。「走進戶外，永遠不會零風險。」Ｙ坦承，這件事其實矛盾。「客觀上，風險的確無法掌控，你不可能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因素，但是我們又會以為好像可以掌控。」儘管如此，「那個當下，我們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對生命的不珍惜。風險無法掌握，但我們永遠都會在知道、確定我們能夠做得到時，我們才去做。」

他不玩命。

Ｙ說：「基本上，我們不是玩命。」

因為從不玩命，殞落才讓人措手不及。這幾年，Ｈ身邊陸續有人離開，其中Ｙ與去年於玉山東峰墜落的Ｓ，讓他心生震盪。二位朋友的離世，都讓他自問「能活著回來到底有多少幸運？」Ｓ離開時，曾安慰，「我們祝福他。」我說：「至少那是屬於Ｓ的地方。他或許不願意，但那畢竟是他的地方。」這個深信，迄今未變。儘管如此，在和Ｙ談話、與Ｗ認識後，對於「他的地方」，有所思考。

Ｙ離開多天後，重新緩緩咀嚼他所謂的「基本」：

基本是人的盡其所能，而願意盡其所能又連動著人的本核。最後的對話我們討論特質——「願意從事高風險活動的人或許有一個可以被歸類的特質：永遠不安於現狀。也就是，無法滿足於一直重複做人家做過、或是自己以前做過的事。也因為如此，通常都帶有一點開創的企圖。」對話裡我們也討論攀登的歷史。從國族，到個人主義，「及至這個世代，我認為，從事戶外的任何活動，本來就都是個人主義的。」Ｙ說：「因為沒有人是為了他人去做這些事情的吧。就我來說，我覺得是因為找不到一個外在於自己的歸屬，所以透過這個方式去找尋。」

歸屬以及自我。這個問題可以變形為各種個人身心極其投入的行為，未必是身體臨於冰雪、懸崖亦或幽谷的狀態；全幅的投注是與浮士德的交易，人必須交出自己的靈魂。陳德政寫《神在的地方》，書裡他援引黑澤明：「最必須和最重要的，就是能忍受這種一字接著一字不斷寫下去的枯燥過程⋯⋯在登山的時候，嚮導最先跟你講的就是不要看頂峰，專注看著你腳下的路走，大家都是如此在一步一腳印的努力中抵達山頂。」因此，思考這個問題並不是拒絕攀登與生命的連結；恰恰相反，思考「地方」意味直面生命給予自身的課題，而課題牽繫的是過程，從來不是目的地。

「攀登對我而言是什麼呢？」不選擇成為專職的職業攀登者、因轉職而漏失許多練習與訓練的機會⋯⋯曾使Ｈ定錨並座標自己的攀登似乎正在遠離，「好像我變得平凡了。」過去一年多來，在轉職的摸索常感覺他的躁動，因為前行的路並不篤定，而走過的路有著明確的引力，然而，人卻也往往是在無法仰賴習於因應各種情況的心理機制時才發生某種會根於本質的轉變，甚而可能更加理解：我究竟是誰。

Ｈ感嘆遠離攀登時有時會提起因婚姻而遠離戶外的朋友，彷彿那是一種對自我的背叛。然而「我是誰」從來不單是意願。「我」被各種框架限制，一如攀登受限於雨雪、高度與氣溫。克服、融合、然後接近，繼而完成，如果攀登意味某種自由，面對生而為人的各種社會束縛亦然。所以齊美爾（Georg Simmel）才如此定義冒險：

❝我們的生命有主動也有被動的性質，兩者在冒險裡交織，使這些元素間的張力繃緊，使得征服跟徹底的聽天由命共存。任憑世界的力量和意外擺佈，固然有可能讓我們喜悅，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正是生活過程推波助瀾，我們將主動與被動帶到一塊兒，兩者逐漸統一，這肯定是冒險引人入勝之處；甚至可以說，生命中天差地別的元素就在那樣的統一裡最剔透，以冒險這種形式，深深打動我們，其中的生命毫無裂隙，難以言喻，主動與被動彷彿只是生命的這兩個面向。❞

我相信Ｙ也是這樣思考。電話中，當他說接下來要遠行我回以Ｈ一定很欽羨。他笑了一下回我的卻是：Ｗ很辛苦。忘記他確切形容的字眼，類似應該會不太開心之類。但「不開心」是複雜的。並不因為遠行或訓練而生氣，Ｙ知道，Ｗ深愛的是愛上山的他、揉合攀登的他，情緒源於必須堅強與勇敢——就算那本來就是她的特質。但沒有人可以永遠孤立地勇敢，愛總是砥礪我們的堅強，也測試著我們的脆弱。

愈理解、愈喜歡攀登，愈明白目送與等待所需自面的艱難，因為死亡可能突如其來。一日我與五元老師相約，雜亂地談話，說起山難，他只淡淡地說，有時候就只是幸運。Ｙ離開那天Ｈ說：「感覺妳比我更激動。」我不知道怎麼比較，畢竟他與Ｐ都哭了。我只是，在友人陸續傳來探問「還好嗎？」的時刻想起Ｗ。

得知死訊錯愕後猛然襲上心疼。與Ｗ認識並不久，鮮少談話，只是不久前，因為Ｗ的職涯需要有些對話。短短的，但足以讓我喜歡這個人。我喜歡有稜角且守住某些原則的人。她很誠實、乾淨，跟Ｙ有類似的特質。和Ｙ的通話由議題延伸出他對親密者的愧疚與種種疼惜。他說起日前Ｗ在抱石館被一岩友拍照的事件，初始他很生氣，後來他覺得自己情緒過大。那之間的反差，潛藏的是無法及時陪伴或保護所愛的憤怒與自責，而那源於Ｗ才是他的地方、他的所在。他的確想上山，但他也想下山。下山回家對他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才那麼謹慎以對，有時撤退。

因此，當社群媒體一片哀悼，說Ｙ在他喜歡的地方，我心想，不是的，登山是為了感受生存，死亡不是出其本意。一如Ｗ說的，Ｙ在墜落那一刻一定罵著髒話，而若必須選擇死亡棲息之處，毫無疑義將是在他母親與妻子的身旁。

日前參加Ｙ的追思會，許多人說著我並不認識的Ｙ的那一面。幾個小時裡幾乎沒有說話。而剛剛讀山難事故報告書，沒有渲染的時序紀錄，一陣傷心。想起日前讀《梅里雪山尋找十七位友人》，作者小林尚禮至死者家屬家中通報死訊的描述——

報告結束後，笹倉的父親非常正式地道了謝，關於兒子他最後只說了一句：「二十一年，真是短暫的人生啊。」

十年前左右來過京都，時間很短，加上不特別偏愛佛寺的建築，日後此地不是到日本的優先選項。日前被人資通知去年的年假一天都未休，半被強迫放假。Ｈ提議或許併合十月去大阪攀岩？行程未定前假得先請，相對京都，更不愛大阪的繁鬧，於是二度重遊。後來行程有變，改去北海道，Ｈ不死心地說服我搭極遠的車自己去長野縣爬山，嘗試規劃，實在麻煩，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成為貨真價實的京都散策。

因為沒有偏愛，整理行李時考慮了一下，最後決定帶電腦。行前將所有逐字稿備份雲端，但當飛機落地那一刻，身體的疲憊明確告知：無論如何要先遠離。過去來日本總覺方便而快速，這兩次來彷彿極遠。出發前一晚胃痛，整晚無法入眠，清晨就到機場候機，起飛卻延遲、整路有小孩在哭，出關後抵達京都已經晚上，異常漫長。

Check in後勉強拖著腳步出旅館覓食，是旅館附近走路十分鐘左右一家主打都野菜的餐廳。早午晚各一種價錢，自助餐形式，蔬食為主，所有蔬菜都是京都地產地銷而來。用餐時覺得幸好勉強，食物入口時竟然微笑起來。許多台灣習慣熟食的蔬菜，這裡都可以生吃，小松菜、白菜，京水菜，同樣都是台灣也有生產的蔬菜，全然沒有台灣會有的菜味；蔬菜幾乎全有機，每項食材都有農夫與他的產地。

京野菜的盛名，源於京都作為千年繁盛的首都，萬事萬物都被送來朝貢，加上水源與土壤豐沃，許多蔬菜在京都獲得改良，作為當時顯見海鮮的重要配角。為了保存野菜，漬物的發展也相當興盛，這家野菜餐廳不例外地提供了非常多元的漬物或涼拌菜，每一樣都是白飯殺手。

完食後，散步回旅館，洗完澡吞了肌肉鬆弛劑，很快地睡著。隔日鬧鐘還沒響已經甦醒，睡眠時間很短，同樣是吃藥後的清醒，卻沒有在台灣的倦怠感。用完早餐，信步去兩分鐘外的平等寺因幡堂。拜的是藥師如來，卻因為有貓咪御守而成為景點。抵達時旅客已經很多，拍照購物後就旋風離開。我在那裡待了許久，廟宇其實很小，但似乎有所感應。所謂感應，是會突如其來鼻酸，一如初次來京都參拜三十三間堂，看見千尊等身大千手觀音，眼淚止不住地落。直到瞥見寺廟地基處放有貓窩與跳台，才又笑了出來。

後來往錦市場買香料，看見一株大銀杏，尚未轉黃，但已極美，走近後才知是佛光寺。並非地圖上有名的景點，本堂是單層入母屋造本瓦葺建築，沒有繁複的雕刻或繪畫，亦無稍後去的天滿神宮充滿各式人間煙火的祈望，佛光寺幾乎沒有旅客，只有誠心修行的人在此誦經與聽禪。本堂內高掛二字「見真」，是宗教應有的本義。

這天最後前往的是石像寺，石像寺極小，拜的是「釘抜地蔵」，象徵能拔除一切苦厄。去時已經近晚，廟裏除我只有一對日本夫婦。參拜後決定，這是繼三十三間堂後我最喜歡的神社。

石像寺很靜，不是人少的緣故，而是某種氣場，在那裡同樣感覺呼應欲哭，但心很平靜。本堂後有座牆頂天，牆上掛滿繪馬，這裡的繪馬非木製，而是一把鉗子與九寸釘。每一片繪馬，都承載著無盡痛苦。據說這裡的參拜方式，是得取與自己年歲相同的竹片，每繞一次地藏堂，就將一支竹片放入奉納箱。說到底，修行並非神的念力。廟寺門口其實明白地寫：「平和不會從外而來，而是自人的內心中產生。」若老而不悟而仍外求，就得拖著老邁孱弱的身軀行走。真實又殘酷。或許如此，看地藏的時候想哭。掛著繪馬的牆正對以一整顆大石頭雕刻而成的三尊地藏。不同於三十三間堂的觀音，精雕栩栩如生，據說每位參拜者都能在裡面找到自己；石頭雕成的地藏面容會隨時光模糊，但安忍不動如大地。必須是這樣的心志，才足以面對執迷的人吧。

離開石像寺後去走附近的船岡山，下山時已經夜暗。手錶紀錄已走了十多公里，回程前隨意找了一家尼泊爾咖哩，平常一定吃不完的我，卻把整盤吃得精光。腳太疲憊，決定搭公車回旅館。公車上想，每次離開做的幾乎都是同樣的事：好好吃三餐、走很久的路。

所謂很久，是除了吃飯以及回旅館以外，都在走路與拍照。其實是在台灣也可以做的事，然而壓力的關係，每天都不想睡著，睡著不想醒來。中年的常態，必須日日面對各式內外壓力的拉扯。常常整備心情要晨起運動或至少走路，但空氣好髒、地面潮濕，總之事事項項，都可以是藉口與理由。

儘管如此，在異地的願意也有不可取代的原因。尤其在京都，過路口時不必擔心車子衝撞、孩童放學可以橫走馬路跟同學再見而無任何喇叭催促；街景並不煩躁，所有商業店招都必須臣服於這座城市的文化規矩，地面不會有麵攤潑出來的煮麵洗鍋水、騎樓不會有攤車或餐椅．空氣裡沒有師大夜市被爭執的油煙味道；神社或寺廟林立，不必是大而顯目的文化財，就算是一普遍的不動明王或淨土宗分支，庭園也都是美的。外國父親融入當地騎腳踏車奮力載孩子上課，小孩赤腳跟路人招手；貓在公園放空，或在廟宇等人來餵；鴨川旁有人跑步，溪里有水鳥；錯開觀光客的時間，會看見京都人起床出門上班前在門口拉筋，經過每日順行的廟宇，就會繞進去參拜。於是諸多寺廟禁止拍照，觀光客的凝視之於他們確實是干擾。然而於我卻是這樣的身份，可以理直氣壯地只想吃喝拉撒這些最基礎的需求。

第二天去從未想過要去的奈良，只因一則thread上的短影音。一位台灣女孩拿著一把梳子幫鹿梳頭，初始看了只是笑，後來覺得好想去。跟俞歡提起要去梳鹿頭時她說：「不可能是為了這個而去吧？？瞄準鹿的頭頂！！」聽起來很荒謬但真的就是為了梳毛而去。以前除了出差，每天都要幫毛梳毛。梳毛是我與毛之間特有的親密，你得判斷她的意願、時時確認她的感受，透過梳毛替她去除廢毛、了解生理狀況，讓她的毛蓬鬆而亮麗。就連毛最後一段時光，她的毛仍是柔順的。當時她幾乎已不太願意吃喝，唯一喜歡的，是梳毛與撫摸。

毛春天發病，夏天離開。但憂傷的後座力延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她死後的整個秋季，依然在哭泣中度過。又或許因為季節本身的緣故，她離開後的每個春秋，都感覺自己的不穩定。春是抗拒、拉扯，秋是深沉的痛。就算後來生活中出現了動物，仍然沒有與她們建立起跟猫那樣的梳毛關係。於是，當Ｃ看到我跟鹿互動的照片說「妳怎麼跟牠長得很像？」我說原來如此，是這樣牠才讓我梳毛啊。笑鬧後才想，或許關係並不只是意願，也包括註定。會遇見誰、遭遇什麼、有怎樣的結局。你只能做自己的選擇，等待回應。直到有天死亡來臨，才清楚對於逝去的那個生命，究竟是感受喘息，又或是持續想念。

替鹿梳完毛，遠離人群，往春日山原始林健行。步道大而寬廣，樹木挺拔潔美，但沒有走完。是太平坦齊一的風景，缺乏台灣中級山的複雜與野。回程時看見幾頭鹿，有兩頭站在陡峭的坡上，另一頭則在溪邊。會發現牠們不是因為聲音，而是感覺到視線。牠們離我很遠，不若公園裡的鹿親人。但沒有惋惜，覺得很好。不因為牠們本是野生，而是沒有豢養，就有彼此舒適而無依賴的界線。然後可以相遇，或許也能夠再見。

不是第一次看塩田千春，但沒有一次像這次共振。手扶梯向上，紅絲線映入眼簾，巨大的紅頂天立地，如幡幕，形成參展的通道，仰頭卻見紅衣裙。《インターナルライン》是一巨大尺寸的構作，意象龐然，可當有人走過，亦或風吹，絲線飄動。忽然落淚。紅衣裙裡沒有身體，但衣物宛若象徵，是抽象又具體的女性意志：血、接連、輸送與通道。腦中突然冒出：世界就是她飛舞的裙擺。絲線不固定，始終備受擾動，創作者的問題意識因此清晰而謙虛：存在究竟是什麼？塩田千春以此開展，連接第二件作品《巡る記憶》。

白色的紡線爬滿，如蛛網、如繭，亦如人類腦中的神經元。展場有一水池，池底有震動，水面漣漪，絲線的倒映模糊。既虛且實，追溯、抽取，彷彿徒然，可是它在那裡。若能轉換視角，空間成為一雙眼睛。凝視協助過渡，由捆縛，至釋放，然後回望，《インターナルライン》的鮮紅被《巡る記憶》的空間包裹在裡。

《インターナルライン》發想自二戰期間集中營的一段故事：一位奧地利男子自一位女性工作人員那裡得到了一塊麵包。戰爭結束後，他找到她，與她結婚。短短的軼事欠缺脈絡，彷彿有愛。但愛與感激並不構成家的全貌，家會有傷，所有的童話故事從未說完。

童話故事若有延續往往是現實生活。走過記憶，來到的空間同時可見錄像作品《地と血》（2013）、裝置作品《家から家》以及《多様な現実》。《地と血》發展自塩田千春流產與父親過世的事件。這兩件事，包括之後她罹患的卵巢癌復發，基本影響了她後來創作的走向，北美館的展出，她即曾以絲線與塑膠軀幹象徵自己與疾病的關係。同樣的概念出現在這次的展覽中，並且因為疫情的隔離，加深她思考人與人間的關係。

塩田千春在展場中建造多座大小不一的紅房子，有些全然立體，有些仍為平面。一如人誕生時仍不全然充盈，必須經過家庭、社區、甚至國族。這些元素隨時間滲透個人，成為人質地不可抹消的一部分。家常被視為撫慰的象徵，然有時家是高聳無法逾越的牆。塩田千春因此設計房子錯位時有所交織，可是它們依然獨立。維持距離，才可能從迴圈變成行進。

迴圈與行進二者在這次展覽中一體兩面。在《家から家》旁的裝置是《多様な現実》。初始觀看者會被高掛的白禮服與以各種尺寸的圓型不斷旋轉裝置吸引。圓形裝置不斷旋繞，互不重疊，就連瞬時一刻都不相遇。白禮服高掛於空，沒有身體，不停旋轉，彷彿對照錄像，失去卵巢以及嬰孩的女人，可以是誰？所以明明是白，卻讓我想起童話《紅舞鞋》。後來沈迷於觀看倒影。當凝視的是倒影，就會受光影響，而有淡薄。

展間最後一件大型裝置是她的最新作品《つながる輪》。她向外界邀集以「連結」為主題的文字，共收集了一千五百件回函。塩田千春在一一讀過之後，將這些文字或繪圖，有意識地以絲線串聯。從《多様な現実》的方向看去，觀者只會看到一大串紅絲線吊著白紙。但當環繞觀看，所有的白色紙張會在紅絲線裡構成一抹圓。塩田千春所挑選出、構成圓而能被觀者閱讀到的元素，是跨種族的和好、是對非我族類的友善、是伴侶與家人間的感謝、是思考、是知道自由與限制的意義，在相對裡，明白日日是好日。

主題仍是她一貫的思考生死與存在，但有別於北美館《顫動的靈魂》的沉重，塩田千春這次在中之島的展覽展現某種輕盈的質地。覺得非常幸運可以看到這次的展覽，走出展間感覺被洗滌。

自然的一切本無意圖──讀黃瀚嶢《沒口之河》

對困境的發問，道阻且長，或若有光──讀魏明毅《受苦的倒影》

或許，是因為剛剛參加了一場告別式

神人之家

不惑

九槍

Reset

思箱

《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弒母親、婆婆與丈夫》

《戒不掉的癮世代：臺灣的毒梟、大麻、咖啡包與地下經濟》

《老窮奇幻紀事》

「人間」不再

迴圈

剪髮後的散步

找路的人

不說生命任何一句壞話

痕跡

野蔬豆腐鮭魚燒

青森生姜味噌おでん

折磨

吃與安定

一名調查記者的抱貓與抱石

短暫

種種可能

《連接我I to EYE》